共產黨的利益鏈條、洗腦系統，是一環扣一環的，從小做起、逐步強化；按上述估算，整個系統從黨到少先隊已經直接囊括了八點二億人口，也就是大約中國整體人口的六成。這個六、四分割，剛好就像香港當年的民主、保皇兩派支持者的比例。如果考慮到共產黨的洗腦不光是在黨、團、隊系統之內進行，而是一個「舉國體制」，那就更加不得了。但這也只是從量的方面而言；如果從質的方面看就更甚，單是黨員就囊括了中國的絕大多數精英。除非中共推行的人類史上無前例的大規模洗腦無效，否則要說中共不代表中國或者中國人的話，就必須提出比上述估算更有實質基礎的根據。
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一般西方意義的政黨，甚至也不是西方人熟知的納粹或蘇俄式的專制主義政黨。它依附在大部分中國人身上、與之結合而成為一個富有邪惡生命力的黨國命運共同體。它控制人民的手段得心應手（半年來的高壓封城幾乎無人公開反對），但那絕對不是因為它掛著的那塊馬列主義招牌，更加不是所謂的特色社會主義，而是那幾千年來已經被一系列專制皇朝塑造得非常懂得在專制體制之下生存、發展的人民和他們身上遺傳所得的一套與專制主義高度兼容的文化基因。中共與蘇俄不同的是，它在關鍵時刻出了一個鄧小平，充分利用了西方政客和商界的一廂情願和短視，把瀕臨崩潰的共產主義經濟變成一個朋比資本主義經濟，天衣無縫地與黨和不幸被專制塑造成的中國人民結合，形成強大的三位一體。如果中國真是像一些崩潰論者說的那麼不堪一擊，那麼上述二零一七、一八年的兩份報告就根本不需要，而其後的美國對中態度轉向也不會出現；只需繼續那一直以來的「策應方略」，中共就很快完蛋。然而，現實並不如此。
遺憾的是，兩份報告面世以來，美國乃至西方的中國政策圈都未能解釋他們對中國的長期錯誤判斷的癥結所在。之前的「策應方略」的理論基礎認為，配合中國發展經濟，能夠幫助中國儘快孕育出一個強壯的中間階級，而這個階級會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這裡說的中間階級，原指處於貴族地主階級與城鄉無產者之間、由大小資本家和工商專業人才構成的「中間階級」，而不是指收入處於中等水平的群體。這樣的中間階級，的確是歷史上西方民主化進程的主要推手，但在中國卻完全不是那回事。民國時期原有的中間階級已經在1949年之後徹底消亡了。今天中國的中間階級是鄧小平倡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才出現的。
最先大膽而有效地響應鄧小平那個號召的人，就是跟著發生的「幹部下海熱」裡頭的主角，即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黨員、幹部。他們「下海」之後成立公司，跟還未「下海」的黨政幹部親戚朋友裡應外合，後者給前者開綠燈、給方便、一起虧空公有財產，前者給後者乾股，大家一起悶聲大發財。不出幾年，中國社會的貪腐已經無可藥救，於是有反官倒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出動了坦克和機關炮，替他一手催生的中國中間階級護航保駕。而這個階級就是西方寄望能夠帶來中國民主的階級。可是，這個源於共產黨、黨對它呵護有恩、現階段已經壟斷絕大部分中國經濟資源的階級及其第二代（想想華為兩父女、那些在美國名校念書的愛國愛黨高材生），感激共產黨還來不及，哪裡會幫助中國民主化？含這等孽力的中間階級支持的共產黨於是有強大邪惡生命力。
在「黨國兩分法」之下，「中共不代表中國」等說法基本上都是錯的，它在目下西方強調政治正確的社會文化之下，對推行抗中政策有一些權宜好處，但美國和西方的政府如果真的相信這個取巧說法，便會陷入輕敵的「中國崩潰論」，不作長期對抗中國威脅的投資和努力之餘，還會引導出各種錯誤政策，那就太危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