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旁的人民大會堂召開，一隊警察帶著狼犬在場外巡邏。
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中共對過去五年來打壓私企、清零政策、經濟放緩，導致國內外環境惡化等等行為，不但沒有做任何反思，所有的這些反而都被認為是偉大成就，談得最多的不是人們最關心的經濟、失業、清零問題，而是國家安全和鬥爭。
耶魯法學院教授張泰蘇在推特上，對中共二十大報告關鍵詞做了一個統計。發現與十八大報告相比，二十大報告中，提及經濟、改革、市場、創新、開創、和平的次數大幅減少，而安全、鬥爭、意識形態則大幅上升。
這一轉變顯示，與過去相比，中共的戰略重點已發生了重大改變，即由過去的「以經濟發展為中心」，轉變為以保中共政權安全為中心，在兩者相衝突的情況下，可以為了安全不惜犧牲經濟。而所謂的安全以「政治安全」為首，所謂的「政治安全」就是維護中共統治和中共專制制度安全。
在報告中，習近平要堅決維護中共的「國家權力、（中共）制度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安全」，要「嚴厲打擊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顛覆和分裂活動」。
習近平在報告中，只有3次提到市場，但講話中26次提到「國家安全」，17次提到「鬥爭」，8次提到「意識形態」。在39次提到「新時代」一詞中，習近平吹噓在他領導下中共取得的成就。
中共用國家安全要求公民忠誠和犧牲令人震驚
前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丹尼·拉塞爾（Danny Russel）對《政客》（Politico）表示，「（習近平）對國家安全和全面安全的強調，令人震驚，這是（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內將要做的事情，這是一個為他的繼續統治提供的理由，中共用（國家安全）要求中國公民忠誠和做出犧牲。」
彭博社報導，習近平在20大上的政治報告，未能在經濟發展上給人以任何信心和鼓舞，而國際地緣政治緊張關係和中國國內動態清零政策持續，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受到衝擊。
保爾森基金會智庫MacroPolo高級研究員宋厚澤在推特上寫道：北京是否正在悄悄放棄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雄心？根據二十大報告，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2021年初公布的2035年原始目標中，增長目標是GDP和人均收入的新里程碑，相比之下，二十大報告只提到了人均收入的新里程碑，而不是GDP。這可能是由於北京現在意識到，人口狀況的惡化比預期的要快。相關的，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即晶片）「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已被移除，可能是承認了半導體的挫折。
智庫MacroPolo的馬暘（Damien Ma）對《華爾街日報》說，習近平的未來五年將是「我們近期記憶中最不確定的時期之一」。他認為習近平會專注於在其周邊地區的軍事威懾、與美國經濟平起平坐以及其它目標。
從「經濟」為中心到「安全」為中心
在共產主義思想幻滅之後，中共一直試圖把經濟發展作為其合法性的來源，從鄧小平到胡錦濤，中共領導人都明確地提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習近平改變了這種模式，自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一直把意識形態正確、國家安全和共產黨的控制放在中心位置。
習近平先後提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口號，並寫入黨的文件，2020年又推出了「雙循環」，目的都是在不損害中共制度的情況下，從外部環境中獲利。
中共的國家安全最基本的就是「政治安全」，用中共的話來表述就是「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而所謂的「政治安全」，就是維護中共的統治地位和中共制度的安全，即「保黨」。
根據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ICS）上月發布的一份報告，2014年，中共正式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概念，包括16個安全領域。中共已將國家安全變成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核心組成部分，成為滲透到中共治理各方面的國家理論。
報告說，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專注於中國的領土和軍事安全，鄧小平時期，將經濟安全放在了首位。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引發了對文化或意識形態安全以及社會安全的新重視。在胡錦濤的領導下，提出並優先考慮生態和資源安全。
習近平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2013年底，習近平將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升級為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從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習近平在推動中央集權和制度化的同時，也迅速擴大了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中共官媒將其稱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長城」。自2014年以來，中共頒布了一長串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家安全法》（2015年）、《反恐怖主義法》（2015年）、《反間諜法》（2014年）、《網絡安全法》（2016年）、《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2016年）、《國家情報法》（2017年）和《數據安全法》（2021年）。根據北京的指示，香港在2020年頒布了自己的《國家安全法》。
中共還將國家安全相關內容，納入大中小學的教學大綱，甚至要求在宗教人士樹立全面的國家安全觀，少數民族語言在公共教育中被邊緣化，並且部分限制在網上使用。
中共越來越多地通過國家安全的眼鏡看待問題，防範可能會引發顏色革命的西方普世價值觀，2013年發布中共的「9號文件」，針對的是普世價值和西式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和權力分立。中共官媒也越來越多地將美國描繪成一個腐朽的社會，充斥著槍枝暴力和種族主義。
報告說，乍一看，中共的國家安全概念與國際趨勢並無不同。但歐美的國家安全是在憲法和公眾監督之下進行的，而中共的國家安全觀完全被納入了黨的意識形態，其核心是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任何憲法限制或制度化的監督。
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所有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都必須與公安部、國安部或軍隊所屬的情報部門合作。中共的安全機關在獲取數據方面，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幾乎沒有透明度或法律追索權。中國人缺乏有意義的法律手段，來拒絕合作或進行挑戰。
中共還越來越多地將國家權力編入法典，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無視國際條約和國內立法，特別是在人權領域。
中共對國家安全的定義很寬泛、模糊，將中共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混為一談。動員官員和公民處於一種永遠的防禦狀態，並帶有強烈的反外國色彩。
為保中共政權不惜犧牲中國經濟
中共對國家安全的重視，不僅滲透到政策和法規中，而且還滲透到公眾和企業的指導方針和隱私聲明中。對於私營公司來說，在習近平的「新時代」，國家安全問題無處不在，中共監管機構被要求在每一層決策中考慮到國家安全。
去年7月份中共以數據安全為由，將叫車公司滴滴應用下架，導致滴滴股價暴跌近20%。
專家們表示，私營部門是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而習近平的講話強調，創新將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這表明國家將在未來創新舉措中發揮主導作用。
《華爾街日報》說，IMF估計，中共國有企業的生產率，只有私營企業的80%左右，且盈利能力通常較低。比如，中石油擁有40多萬名員工，是埃克森美孚的六倍。但埃克森美孚的盈利能力，約為中石油的三倍，每位全職員工創造的收入，是中石油的兩倍多。
IMF的一項分析估計，在過去10年習近平主政的大部分時間裡，生產率平均只提高了0.6%。與在這之前五年的平均增速3.5%相比大幅下降。
根據麥肯錫公司（McKinsey& Company）的一項研究，1995年至2018年間，民營企業支持的中國城鎮就業比例翻了兩番多，從18%增至87%。同期，民營部門產生的出口份額增加了一倍多，從34%增加到88%。民營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占總額之比從42%躍升至65%。數據清楚地表明：打壓民營部門並威脅創新者絕非確保持續快速增長之道。
《紐約時報》報導說，劍橋大學商學教授孟睿思（Chris Marquis）說：「要擁有強大國有制企業的思路早已有之，但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加速了。」
普華永道的數據顯示，從2019年到2021年，國有企業收購了110多家中國上市公司，價值超過830億美元。此類收購在習近平2012年上任之前並不多見；此前，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份額一直在下降。
歐美國家也正在針對科技巨頭採取反壟斷行動，但他們的措施要有限得多，與中共的做法有本質的不同。中共擔心的是，阿里巴巴、騰訊和嘀嘀出行等公司集聚過多的財富、數據和權力，對中共政權構成挑戰。
中共的國家安全也正在向國際方面擴展，中共擴大了報復性工具箱，多項法律和法規現在都有明確的條款，允許在國家和企業行為危及中共「主權、安全或發展利益」時，採取「對等措施」，外國公司面臨著額外的風險。
中共以國家安全為由，收緊對外國投資的監管審查，已導致更多跨國企業撤離或計劃從中國撤資。榮鼎集團和大西洋理事會的研究發現，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GDP之比一直穩步下降，從10年前的近30%降至去年的21%。
中共政府也越來越多地使用「非正式」的經濟脅迫，來維護其國家安全紅線，例如，在立陶宛允許台灣代表處在該國設立後，中共對立陶宛進行了持續的經濟施壓活動。其它方法包括對個別公司的抵制活動，如H&M。
歐亞集團的托馬斯說：「可能需要一場大蕭條規模的經濟災難，才能造成可能對共產黨統治構成威脅的社會不滿和民眾抗議水平。」
中共體制走入死胡同
《經濟學人》用「習近平走上不歸路」（No turning back for Xi Jinping）來形容這次二十大報告。文章中寫道，在經濟放緩、清零、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等所有這些行為中，中共二十大報告沒有做任何妥協，更不用說承認錯誤。
因為中共不會感受到中國人的痛苦，中國人對清零政策感到厭倦，很多房主、失業青年和他們的父母都對未來感到恐懼，中國的企業家們對中共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感到焦慮。但習近平的報告並沒有針對這些焦慮群體，因為中國人沒有辦法讓習承擔負責。
文章說，習近平不是人民選出來的，甚至不是參加大會的2300名代表選出來的，習近平的上位，來自極少數中共的領導人和元老，他們早就秘密開會確定了人選。中共內鬥的殘酷性，使得領導人付不起承認錯誤的代價。
香港城市大學劉冬舒對彭博社表示，「在政治上，你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是不可持續的。這可能會為你爭取一些時間，或者為你爭取一些額外的穩定，但你遲早會需要解決這些問題。中國越是推遲這些政治改革，成本就越高，甚至是血腥的。」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政治學研究員艾莉森·陳（Alison Sile Chen）說：「我們曾認為中國社會有希望的很多東西，現在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這真是令人難以接受。」她於1990年代出生在中國。
《金融時報》報導說，在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將會連任第三屆。對於這個世界上的新興超級大國來說，是一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具有分水嶺的時刻。
如果中共是躍躍欲試、與世界對抗，給中國經濟和人民穿上安全緊身衣，那麼它就有可能扼殺企業家精神。
文章中寫道，中國人應該記住，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官員認為到處都是威脅，從而建立一個經濟堡壘，造成了中國的貧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