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是唯一僱主的國家裡，反叛就等於餓死。
泯滅個性和差異是這種體制的應有之義
對個人的改造和馴服是史達林模式類型的國家一個重要內容，所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強調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頗感不快。史達林就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他喜歡的是能夠貫徹他的意志而自己沒有想法的人。
托洛茨基說，我們這個體制說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真正體現的是不服從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僱主的國家裡，反叛就等於餓死。泯滅個性和差異是這種體製成功後的重大轉變。而且當初理想主義越是強烈的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規劃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願望也就越迫切，對權力的渴望也就越大。
這也就是為什麼別爾嘉耶夫說，強制社會主義者都有「小波拿巴傾向」的原因。革命成功以後，拿革命者與原來的統治者進行互換差別應該不會太大。列寧主義的政黨從革命前的「灌輸論」，到革命中的「忘我鬥私論」，到建設時期的「改造論、馴服工具論」，都是圍繞著這個思路展開的。
這樣說似乎有點絕對，其實革命政黨在地下鬥爭階段，因為不占據政治權力，需要廣泛的社會動員，需要爭取民眾，總是表現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表現了對立憲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表現了虛懷若谷、知錯就改的寬大胸襟。而一旦成為一種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時候，就會以一種新的統治面貌凌駕於個人之上，一旦進入這種體制，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剩下的只有服從。
這時如果一個人有個性、有想法、願意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並且有時會質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諱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處，那他和「敵人」的範疇就只有一步之遙了，何時被扣上「反革命」和「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而在這個過程中，人類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國家培養的奴性規律總是相衝突。由於知識分子的獨立見解和精神創造性決定了他們是最難整齊劃一的階層，而且由於並不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產生物質產品，在階級劃分中註定會成為有罪的階級：要經過一次次地「脫褲子、割尾巴、洗澡、狠鬥私字一閃念」的種種改造運動，要在群眾運動中經過一次次自尊心徹底掃地的檢討和「過關」，最後變成「提線木偶式」的螺絲釘和磚頭。每次政治運動拿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開刀祭旗就在所難免了。
蘇聯的知識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對中蘇兩國知識分子的遭遇的異同很感興趣。簡單地說，蘇聯並不是在搞一場場政治運動，強迫知識分子在自我貶低、自我揭露中過關，而是根據領導人的好惡經歷了20年代的驅趕、30年代的鎮壓；40年代，由於戰爭環境，民族危機壓倒一切，知識分子的總體信任度有所恢復；50年代實行的是胡蘿蔔加大棒的雙管齊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見運動興起，人們私下裡已經不相信意識形態的那套說教。
在看透了統治階級自身的腐化墮落與偽裝後，使得那些高居廟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沒有了道德感召力。由於他們對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種思想和價值觀，這種表里不一的做法，導致蘇聯政治笑話滿天飛，人們以各種段子嘲笑它、調侃它。即便是黨政幹部，面對麥克風的「黨語」和廚房文化的民間語言也能轉換自如。這就形成一種雙重思想的人格分裂。
總的來說，蘇聯知識分子面臨的環境沒有那麼封閉，畢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僑，這裡面包括各種社會主義者，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像社會革命黨的切爾諾夫，孟什維克的馬爾托夫、阿克雪裡羅德。孟什維克一直在美國出版《社會主義通報》到1965年，更不要說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國際都有大量的言論針對蘇聯的現實，使得即便是蘇聯當局也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
這種思想文化的傳導表現出來的能量要遠遠大於具體個體的存在。俄僑文化的思想火種，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填補國內的意識形態空場。
另外，對蘇聯知識分子所不同的是，他們還有宗教，還有一個彼岸世界可以寄託，還有內在可以堅守的力量，即便無法改變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還可以在超越現實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不少學生問過我，為什麼沙俄時代的知識分子敢於反對沙皇專制，而蘇聯時代的知識分子卻不敢反對史達林的專制。索忍尼辛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沙皇的專制與史達林的專制比起來太小巫見大巫了。
沙皇時代的知識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飯碗也有生存能力，他們本來從軍隊退伍以後就不愛從事文職，因為他們在鄉間有領地，大不了退回去當領主，也用不著受政府那份鳥氣。他們吃政府飯本來也不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而是為了找份事做，何況冬季居住在城市裡也方便沙龍里的思想討論。
果戈理、屠格涅夫、赫爾岑都曾經辭官不做，專門從事反對沙皇專制的創作。托爾斯泰有427公頃(約6400畝)的土地和幾百名農奴，即便不靠版稅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無憂。屠格涅夫因為異端寫作被判處流放領地罪，也就是說他必須被圈禁在自己領地上，不能到城市裡來。他刑滿解禁以後，《現代人》雜誌社專門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這種刑罰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看來，根本算不上什麼懲罰。
一般來講，在具有社會縫隙的國家裡，任何反對派的反抗都會義無反顧一些。比如團結工會在軍管時期，工人領導者會前赴後繼地湧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團結工會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價值的教會存在。身為波蘭人的教皇保羅二世就說過，工人們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上帝賦予的，誰也不能剝奪這種來自民間的吶喊。被捕入獄的人知道，他們罪不至死，而他們的妻兒老小會有人照顧。除了教會的援助以外，工會辦的地下工廠也會接濟入獄者的家屬，所以他們的抵抗沒有後顧之憂。
另一個原因是由於華沙大學庫龍、米奇尼克等知識分子的介入，使他們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堅定的信念。而在中國「文革」中的「管制社會」里是不具備這樣的環境。所以我認為從根本上說，中蘇兩國知識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異，而是環境決定的。
左派知識分子的命運
楊奎松先生的這部專著《忍不住的「關懷」》，談的是張東蓀、潘光旦、王芸生三個知識分子的個案，他從各種史料中還原出這三個人物與新政權的磨合過程和特點。這讓我想起了另一類知識分子的經歷，比如秦暉的導師趙儷生先生，他是清華大學左派學生出身，從文本上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不困難，但是到了延安一看，發現與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後一直糾結於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力量與現實社會主義之間的不符。
還有一類像我父親，到了延安後被那種新氣象所打動，但是後來過於認真於道統的責任，缺乏對政治動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領導心思的本事，於是乎在某個節點上就會作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實際上他們的心路歷程在中國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經歷過從反對國民黨獨裁到屈從於「本黨」專政的轉變。我特別注意到楊奎松先生在書中有一句話，「如果是換了我，我就一定會比他們做得好嗎？」因為我也曾這樣質問過自己。我從我父親的經歷中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父親故去以後留下了40年的日記，我閒來無事時會經常翻看，從讀日記當中我有三個感受：第一，這40年是個性的自我萎縮、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過程，日記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謂喜怒哀樂盡行於色，愛憎笑罵皆成文章，是一個爭自由的熱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寫照。最有意思、最令父親尷尬而令我們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眾多東西中，有父親在1940年寫的一封情書，現在想來文采極好，而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以我們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滿了資產階級氣味很「酸」的舊文體，讓我們不經意間看到了父親的另一面。而解放後的部分，越往後就越像一部流水帳，言不由衷像是寫給別人看的東西。我了解那時候政治高壓下的生存狀態，尤其是他的日記可以隨便被領導調閱以後，它實際上就已經不是日記性質的文體了，而是甘願被異化為工具的記錄。
這部分日記中，父親一直在壓抑、強迫自己，妄圖跟上形勢，跟上潮流，向組織靠攏，因為政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必須給自己塑造出一個與政權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標，以說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嚴拋棄。在沒有選擇、沒有比較維度的情況下盡個人最後的努力，在不違反做人底線的原則下努力表現忠順，卻仍然得不到認可。
父親在日記中經常提到，「今天劉瀾濤給十幾級以上幹部傳達中央精神，我不能參加」，「馬文瑞給全校幹部作報告，我又被劃入另冊，心理壓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裡，誰稀罕去聽報告呢，這算什麼待遇？我女兒就說，讓我去聽那些枯燥的報告我才會腦缺氧，才會有心理壓力。可是在當時那是一項劃分敵我的政治界限，別人都能去聽、能談論的話題，唯獨個別人被孤立起來，心中的滋味不是我們在當下的環境中能夠體會的。在只有被選擇權利而沒有選擇權利的時候，只能從自身找原因，以至於最後因為想把自己變成這個機器上的「螺絲釘」而不得，而苦惱萬分。
悲劇年代的分裂人格
當時的社會氛圍，把人的自我保護和趨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損人利己的邪惡方向，「向組織靠攏，向黨表決心」都需要靠檢舉揭發別人來保全自己，把知識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兩類人，使得上面發動的每場運動都有響應者。而這些人的使用價值發揮完畢之後很快就像舊履一樣被棄置，變成下一次運動的對象。父親慶幸1957年反右逃過一劫，但不過兩三年就在反修運動中中槍。然而他雖然挨整，卻一直不願意與右派為伍，認為那些人是「真反黨」，而他只不過是沒有跟上形勢罷了。他離開黨校後，整他的那批反修戰士在「文革」中也無一例外地被打倒。
小時候我經常做夢幫助父親與那些整他的人辯論，試圖說服那些人，父親講的是實事，並不是有意反黨。到1980年代，我的專業知識和對史實的認知就已經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水平，完全已經對「九評時代」的討論話語具有一種俯瞰的優勢。等我再次見到曾經整過父親的人坐在輪椅上流著口水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每個人都是時代悲劇的犧牲品，只不過或早或晚，時間不同罷了。這裡面既有體制的問題，也有人性的弱點，所以前赴後繼地總有人在犯同樣的錯誤，讓我們看到似曾相識的一幕幕在輪迴上演。
後來我在閱讀了一些俄國知識分子的作品以後，就是否可以堅守人性、堅守愛、堅守自己的理念問題和父親討論，我曾經問他，你有沒有感覺到自己從一個理想主義者被異化為工具？有沒有感覺到你爭取的理想距離你越來越遠？你有沒有想過在內心裡為自己找到一個堅守的支點？他回答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現在的眼光來要求當時的我們」；第二句問我「堅守什麼」；第三句是，「幾乎不可能」。他反問我，你記得你當初怎麼頂撞我的？
我不知道父親具體指的是哪件事，但有兩件事我記憶猶新。記得父母被貶到隴西後，因當地教育落後，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學。出身津門紡織世家的姥姥經常給我講一些她家（今天被稱為「第一代民族企業家」）創業的事情，我認為她是對新社會不滿，懷念剝削階級生活，便常與她辯論。她說不過我，就給我父親寫信，說我的教育有問題，違背了一些常識。父親來信責備我不尊重老人，我立刻就用階級鬥爭的說辭反唇相譏。搞得父親很矛盾，用常識教育我，顯然就和國家的意識形態相衝突，但他又不願意用流行思想把我變成喪失了親情、人性和理智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小造反派」，無奈之下只能把我從天津召回，就近上學算了。
還有一件是9•13以後，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為中央副主席，我們私下裡議論這件事。我告訴父親說，聽人說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睞。父親脫口而出：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條狗救了毛主席怎麼辦？可以給他任何東西，唯獨不能把國家給他。我一方面覺得父親的質問有道理，但同時又覺得父親沒有我那麼無限忠於毛主席，就反駁他說，你為什麼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親可能覺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語。
所以在那個時代，如果我「做得比他們好」，那我的結局一定會比他們更悲慘。而我是以現在的處境設想當時的問題，顯然場景不同，出發點就會不同。如果換做那個時代的我，我一定表現得比父親更激進、更喪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實我個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覺得父親並沒有做錯，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時心底里有時也會埋怨父親，為什麼不看準風向，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呢？更過分的是，「文革」時風傳此前台灣投奔大陸的空軍飛行員徐庭澤原來是特務，嘴裡裝了發報機，用磕牙向台灣發報；而父親恰好有早晨鍛鍊時磕齒運動咬肌的習慣，我曾經特意留心過他磕齒的頻率，有一閃念想過，爸爸會不會是台灣派過來的人，牙齒里裝了發報機呢？所以我可以坦誠地說，如果我在那個時代，不會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夠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結局將會比他更悲慘。就像利哈喬夫所說的，在一個不幸的社會裡，敢於抗衡權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