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文革進監獄這一段特殊經歷，常常有人問我「裡邊的幹部子弟多不多？」為什麼北京人對這個問題特有興趣？因為幹部子弟在北京是個引人注目的特殊群體，特別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幹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經歷、思想性格大體上有些共同之處。這個共同之處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幹的，他們敢幹，在對待天下大事上有一股捨我其誰的派頭。這在「充分發動了群眾」的文革中顯得特別搶眼。
我在讀「大三」「大四」（1963－1964）期間，曾與一位高幹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級幹部，很有些資歷。這位同學比我大三四歲，曾在報社工作過，思想比較成熟，為人也比較謙和。他曾說起，有些幹部子弟、特別是上了大學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誰都敢罵。也許這輩子連科長也當不了，可是連部長也不在他們眼下。正是這種「敢為天下先」的心態，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發動起來的就是在大中學校學習的幹部子弟。他們最先組織了「紅衛兵」和各種戰鬥隊、積極響應「革命造反」的號召，在學校最先批鬥校長和老師。
「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為毛戴紅衛兵袖章的那位女紅衛兵也是幹部子弟。後來由於批「資反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許多高級幹部被整，不少的高幹子弟出面保爹保媽，炮打中央文革。此時有一些幹部子弟被捕，關押在看守所K字樓。我在K字樓時還聽說過葉劍英家有幾位子女就在這裡呆過。
其實葉家子女進K字樓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說起此事，可見它給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關於一些幹部子女中學生反文革小組的問題早就解決了，統統釋放，後來與他們同齡人一樣上山下鄉做了知青，再後來有關係而且樂於利用這種關係的，紛紛走關係參軍或早早地分到各單位工作了。
一監三中隊除了與我有間接同案關係的顧某是名高幹子弟外，還有兩三個接近高幹（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級以上被認定為高幹）、中幹家庭的孩子，其進監獄都與文革直接相關。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張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
張建旗：從反周到反毛、擁林
現在知道張建旗這個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時期諸階段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可能知道他的人就會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認為是針對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實根本就沒有一個稱作「五一六」的全國性的組織，可是在這段運動中卻有超過一千萬人因被懷疑參加了這個莫須有的組織而被整肅、甚至遭到嚴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於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
張建旗於1967年春夏之際組建了「五一六紅衛兵團」，後來又與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紅衛兵聯合起來，成立「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當時許多青年學生不覺得自己在這場文革運動中不過是木偶戲中的玩偶，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認為自己是能夠主宰天下、引領潮流的「風流人物」。因此許多組織動輒「兵團」、「縱隊」、「總司令部」，名目都很嚇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總部，下有特務連、情報組等。還成立了所謂政治部、作戰部、組織部、資料政策研究部，以及農林口、財貿口、文教口、公共交通口、軍事口、外事口、中學、全國通訊聯絡站等八個方面軍，並推選了各部負責人，制定了各個階段的「作戰方案」。說得如此熱鬧紅火，實際上其固定成員也不過二三十人而已。
最初因為提的問題尖銳，也一度鬧得沸沸揚揚。他們派出人員，在凌晨的時候，到北京動物園、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繁華熱鬧之處大量散發、張貼反周恩來的傳單，塗寫反周恩來的標語。這些傳單和標語的題目有《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當時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將革命進行到底——紀念十六條發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聶元梓等北大造反派發跡於反北京舊市委；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發跡於反劉少奇；張建旗等人沒有想到北大、清華那些人並非是偶然賭贏，他們背後都有能夠決定或知道運動走向者的支使，而張建旗等卻是盲人瞎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專揀大的來（當時有「公安六條」規定凡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對於其他人沒有特別規定），最後成為人人喊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這一年9月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中，點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於是「五一六」便定格為現行「反革命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隨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規模運動，綿延數年，涉及人數達一千萬之多，成為文革中最大規模的迫害群眾的運動。
作為始作俑者的張建旗，於1967年8月被逮捕，這些學生都押在K字樓，他們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說是「辦學習班」。那時有毛主席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因此張建旗被「抓進」的是「學習班」，當然，學習班也就是名聲好聽些，其實也與監獄差不多。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中寫到張建旗，他說張建旗也在K字樓關押過，後來毛主席倡導辦學習班，他們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矯正學校」去參加「學習班」：「最讓我難忘的是『五一六』頭目張建旗，鋼鐵學院大學生。在半步橋關押時，據說受盡折磨。關押一年多，始終戴著鐐銬，背銬半年，後來轉為前銬。到學習班時，已患上肺結核、肝炎、腎炎等多種疾病，瘦弱不堪。為了得到較好的營養和治療，他假裝承認自己做錯了，軍代表十分高興，大會上對他進行了表揚。待他身體稍有好轉，立刻聲明，承認錯誤是為了活命的權宜之計，堅決不承認以前有什麼錯。前期學習班釋放了張建旗以下的幾個『五一六』頭目，軍代表又把他們之中的幾個人請回來，勸張認錯，張把他們痛罵一頓還是不認錯。後來雖然他也被釋放了，可惜聽說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頁）
「學習班」結束後，幹部子弟絕大部分都釋放了。遇羅文認為張建旗放了以後故去。其實不然。
此時抓「五一六」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在全國展開，陳伯達是主抓這個運動的小組長，組員包括公安部長謝富治、空軍司令吳法憲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經升格為中央的戰略部署的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張建旗又不肯認錯，因此被北京市警局釋放的張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監獄了。
許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說張建旗1970年被槍斃，其根據皆是師東兵的《吳法憲訪談錄》中的一段話：「五一六就是有個叫張建旗的學生組織的一個反總理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到處拉關係，和《紅旗》雜誌的林傑這些人勾結上了，最後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張建旗在1970年被槍斃了。後來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鬧了，什麼人也掛上了五一六，就和現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樣。」可是在吳法憲本人寫的回憶錄中，雖然也談到了「五一六」問題，就沒有說到張建旗被槍斃這件事。這段故事看來是師東兵向壁虛構的。
張建旗沒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監三中隊服刑。
張建旗剛到三中隊時披著棉大衣，拖著幾隻大箱子，箱子裡裝著許多衣服（包括有將校呢軍裝）與書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著的東西送回家了。後來知道，他確實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龍江哈爾濱，父親早年去過延安，後來犧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親本身也是延安幹部，文革前是黑龍江省廳局級幹部，丈夫死後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張建旗的繼父，是個省部級的幹部。
張建旗有點自命不凡，個子很高大，約在1米8以上，身體的寬度、厚度都能與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臉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無塵光景，只是臉稍有浮腫、鼻子尖有點紅，好像被凍的一樣，顯得有些可笑。他很少與人說話，收了工也只是一個人在筒道里背著手走來走去，像電影裡千篇一律描寫大人物思考重大問題時的情狀。後來時間長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張建旗，他也逐漸透露出自1967年以後的經歷。
張建旗在秦城關了幾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後，1972年，中央專案組找他談話，說他沒問題（張建旗他們當年反周，直接原因是當時的所謂「二月逆流」，林死後這個問題一風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鋼鐵學院，並答應給他分配工作。回到學校後，因為校方還追問他過去的問題，張建旗堅持反周立場不變，但因為林彪事件的出現，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親是烈士，母親是革干，可能原來是「四野」系統的）的新主張，而且公開同情林彪，因此就沒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警局送去茶淀農場勞動教養了。
1976年地震時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災區，事後對犯人和准犯人（或稱二勞改，指勞教人員和勞改、勞教釋放後在當地的就業人員）管束很嚴。此時中央專案組又來找張建旗談話，張建旗批判他們言而無信，雙方先是語言衝突，後來竟扭打起來，張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號，於是便從勞教升級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處有期徒刑20年。20年屬於重刑犯，這樣他就不能在茶淀農場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監。
張建旗真是一個怪人，不知道他本來性格如此，還是被關押得久了和一門心思學馬列、堅決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導致的極度偏執。他似乎把「徹底革命」四個字貼到了自己的腦門上，處處要表現出與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時，他很少與別人說話，其說話的對象只局限在三五個人內，大多是屬於純政治問題的學生，如下面要談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們都是十八九歲的學生，或剛剛走入社會的年輕人，他覺得這些人單純些。
胡智對我說，建旗剛到一監不久就跟他說：「別信他們的，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不是林彪，林彪還活著，他在阿爾巴尼亞。」這倒是個獨特的說法，近來林彪一案又引起網民的關注，關於林彪的死仍是眾說紛紜，但我還沒有見到持張建旗這種說法的。
張建旗有時也跟我聊聊，多是問些事情，問問監獄的情況。從不主動與獄警、看守說話。前面說到監獄的伙食還是可以的，定期有細糧米麵和魚肉。每逢改善，他都堅持吃窩頭、鹹菜，把細糧魚肉給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時就干啃窩頭，一手拿一個，在筒道里走步時咬一口左手中的窩頭，走幾步，待口中窩頭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窩頭，如此左右交替直到兩個窩頭吃完為止。他走來走去，旁若無人，自得其樂。張建旗獨來獨往、也不違反監規，看守人員一般也不願意找他的麻煩，因為弄不好，可能還碰一鼻子灰，何苦來。
可是中隊有個指導員姓羅，因為他個子矮，又好裝腔作勢，大家暗地叫他「蘿蔔頭兒」。他自覺擔負著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別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後本來接見送書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了，哪個隊長也不管，可是蘿蔔頭兒非要管，因為他知道書是會影響思想的，千萬不能放鬆。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麼書對於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麼不利，因此很好糊弄。
那時家裡給我送的《左傳》、《范注文心雕龍》都拿了進來，都是跟他說這是「法家著作」（當時搞「評法批儒」運動的餘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僅次於毛主席著作）。他就會笑著說：「帶進去好好學學，別讓家裡白送一趟。」可是魯迅著作決不讓送。
有一次中隊開會時，他還煞有介事地教誨大家：「有個事兒這裡說一說。接見的時候，有的犯人的家屬送魯迅的書，我們沒有讓拿進來，但沒有講道理。今天我講講道理，為什麼不叫大家讀魯迅著作。魯迅的書是揭露舊社會的，你們是揭露新社會才犯罪的，如果你們看了魯迅的書，更要揭露新社會了。怎麼認罪服法啊？這次我把道理講清楚了，你們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遇到死心眼兒的張建旗便出現了尷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發行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後來被停止發行）。監獄要大家學習，大多數犯人不是家裡送了，就是在監獄買了，只有張建旗若無其事。
其實，張建旗平常也不看什麼書，連監獄裡發的《人民日報》也不看，收工了沒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蘿蔔頭兒這天披著棉大衣對走過來的張建旗說話，張建旗腳不停步，羅追上兩步，仰著頭跟他說：「張建旗！你這是怎麼回事兒，既不讓家裡寄『五卷』（指《毛選》五卷），也不買，你怎麼學啊？」走在前面的張建旗回過頭來給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澤東的？」他聲音很大，蘿蔔頭兒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羅竟一句話沒說，訕訕地走了。張建旗仍然腳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獄，就不知道張建旗的信息了。最近聽與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後一撥平反的胡智說。從1978下半年開始的平反運動里，中央專案組又到監獄找過張建旗幾次。胡智與張建旗放在最後，張向政府表明堅持自己的觀點，反毛，反周、擁林，決不改變。北京市委討論過他與胡智的平反問題，最後還是把他們放了。釋放後再也沒有張建旗的消息了，聽說有人在地安門一帶見過他，他還滯留在北京？
胡智：為毛澤東去世召開慶祝會
毛澤東的生死觀很通達，可惜他的後繼者都缺少他的氣度與胸懷。他最早倡導改革殯葬制度，死後火化也是他第一個簽的名。可是他去世後華國鋒固執地要永遠地保存他的遺體，粉碎「四人幫」後控訴江青罪狀時說，江要毀壞毛主席遺體。這個指責透露了作為毛的家屬的江青當時是要按毛的意志來辦的，而華是要把保存遺體和大修紀念堂當作自己是承接大位的正統依據來辦的。
另外，毛講到自己死後人們應取的態度也很通脫、或說有點幽默。1959年毛澤東就說：「不但沒有長生不死，連長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這是辯證法的規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現在還活著，該有兩千五百歲了吧？那世界該成個什麼樣子了呢？」他還對護士長吳旭君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可以上台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
這些話講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學家的態度。可是這些話在那個他已經成為神的時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說一說，他人連想也不敢想，因為這樣想一想都屬於犯罪。若讓人知道了，輕者進入牢籠，重者死於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時，北京還真有個膽大妄為的幹部子弟想到要開個慶祝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