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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專欄:疫情封鎖毫無科學依據

目前,一些人們開始意識到封鎖並不能減少疫情的傳播

大紀元專欄作家Aaron Kheriaty撰文/曲志卓編譯

COVID-19流行期間,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因為瘟疫流行而限制健康人群。雖然古人不了解傳染病的機制,他們對病毒和細菌一無所知,但他們想出了許多方法來減輕流行病期間傳染病的傳播。這些經過時間考驗的方法包括隔離有症狀的病人,以及招募那些從疾病中康復的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來照顧病人。

從《舊約》中的麻風病人到古羅馬查士丁尼(Justinian)的瘟疫,再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封鎖從來都不是常規公共衛生措施的一部分。封鎖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來源於過去二十年軍事化的公共衛生機構。我們現在經常聽到「對策」這個詞,但醫生和護士從不使用這個詞,這是一個間諜和士兵使用的術語。

1968年,雖然估計有100萬至400萬人死於H3N2流感大流行,但企業和學校仍然開放,大型活動從未取消。直到2020年,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鎖定整個人口,因為這種策略不起作用。而在2020年,我們沒有經驗證據表明封鎖可以挽救生命,我們有的只是有缺陷的數學模型,其預測結果不是僅僅略有偏差,而是被誇大了幾個數量級。

當領導總統冠狀病毒工作組的安東尼‧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和黛博拉‧伯克斯博士(Deborah Birx)於2020年2月決定封鎖是必須採取的措施時,《紐約時報》的任務是向美國人民解釋這種方法。2月27日,《紐約時報》發布了一個播客,科學記者唐納德‧麥克尼爾(Donald McNeil)解釋說,如果我們要阻止COVID的傳播,就必須暫停民權。第二天,《泰晤士報》發表了麥克尼爾的文章《要應對冠狀病毒,就得回到中世紀》(To Take On the Coronavirus, Go Medieval on It)。

這篇文章對中世紀社會的理解是不正確的。中世紀社會有時會在流行病期間鎖上城牆的大門或關閉邊界,但從未命令人們待在家裡,從未阻止人們從事他們的交易,也從未將無症狀的人與社區中的其他人隔離開來。

不,麥克尼爾先生,封鎖不是回到中世紀,而是一項完全現代的發明。2020年3月,大流行封鎖完全是一次全新的實驗,未經人群測試。

儘管這些措施是史無前例的,但我們幾乎沒有關於封鎖政策的公開對話或辯論。解決棘手政策問題的明智解決方案總是需要審慎判斷,而這種判斷是任何單一流行病學模型都無法提供的。

我們的政治家放棄了責任,躲在「科學」或「專家」後面,好像這些標籤能讓人聯想到一個包含所有數據的單一表格。他們應該考慮封鎖或口罩強制令等措施的各種複雜風險和危害,更不用說其它千百個不可估量的風險和危害了。

「封鎖」一詞並不起源於醫學或公共衛生,而是起源於刑事系統。當囚犯暴動時,監獄進入封鎖狀態以恢復秩序。當地球上控制和監視最嚴格的環境爆發混亂時,通過武力迅速和完全控制整個監獄可以恢復秩序。只有受到嚴格監視的監獄才能控制危險和不守規矩的人。不能允許囚犯暴動,囚犯不能管理庇護所。

2020年2月,我們的社會認為混亂即將到來,我們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即這種刑事解決方案是正確的,也是唯一明智的反應。封鎖在最初實施時遇到的阻力非常小。「十五天拉平曲線」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合理的。然而,接二連三地,州長們命令我們待在家裡。

我們就那樣服從了。我們被告知,拒絕就是魯莽地尋求死亡。任何輕微的抵抗都會迅速被污名化。正如一位記者所描述的那樣,「對科學的呼籲被武器化以強制公眾服從,媒體將反封鎖抗議者描繪成思想落後的、一心要危害公眾的白人民族主義者。」誰想被歸類到那個陣營中去呢?!

在封鎖前的幾個月里,關於COVID的報導已經讓世界魔怔了。我們緊盯著屏幕,看著病例數上升,追蹤著國外的冠狀病毒死亡率。在美國和英國還沒有出現病例的時候,我們依靠數學建模的指導來制定措施。

因為我們的心裡已經開始恐慌,所以我們所選擇的模型不是眾多清醒的統計預測,而是倫敦帝國理工學院(th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小組公布的可怕數字。該小組預測2020年將有4,000萬人死亡。我們輕率地忽略了弗格森以前糟糕的流行病模型經常嚴重高估結果。

我們排斥了史丹福大學傳奇生物統計學家約翰‧約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等批評者。約安尼迪斯警告說,帝國理工學院的模型是基於嚴重錯誤的假設。

不管怎樣,這一次,(我們覺得)弗格森的可怕預言肯定會得到證實。然而事實證明,該模型比任何其它這一領域中領先的模型都大錯特錯。帝國理工學院模型預測,如果不封鎖,瑞典將在6月底之前有8萬人死亡。

瑞典是少數幾個沒有封鎖的國家之一,即使過高的估計,也只有2萬人死亡。弗格森的模型是可以測試的,而且顯然被證明是錯誤的,但這一事實並沒有改變我們的行動軌跡。

很難誇大2020年3月全球所發生的事情前所未有的愚蠢性。降臨在我們身上的不僅僅是一種新型病毒,而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和控制模式——我在《新異常》(The New Abnormal)一書中描述的一種新的生物醫學安全機構的開始。

本文為作者書中的一章,曾發表在《新聞周刊》(Newsweek)。轉載自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

作者簡介:

亞倫‧凱里亞蒂(Aaron Kheriaty)是一名醫生,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th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的研究員,也是團結項目(The Unity Project)的倫理主管。

原文「The Confinement of the Healthy」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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