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些人們開始意識到封鎖並不能減少疫情的傳播
大紀元專欄作家Aaron Kheriaty撰文／曲志卓編譯
COVID-19流行期間，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因為瘟疫流行而限制健康人群。雖然古人不了解傳染病的機制，他們對病毒和細菌一無所知，但他們想出了許多方法來減輕流行病期間傳染病的傳播。這些經過時間考驗的方法包括隔離有症狀的病人，以及招募那些從疾病中康復的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來照顧病人。
從《舊約》中的麻風病人到古羅馬查士丁尼（Justinian）的瘟疫，再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封鎖從來都不是常規公共衛生措施的一部分。封鎖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來源於過去二十年軍事化的公共衛生機構。我們現在經常聽到「對策」這個詞，但醫生和護士從不使用這個詞，這是一個間諜和士兵使用的術語。
1968年，雖然估計有100萬至400萬人死於H3N2流感大流行，但企業和學校仍然開放，大型活動從未取消。直到2020年，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鎖定整個人口，因為這種策略不起作用。而在2020年，我們沒有經驗證據表明封鎖可以挽救生命，我們有的只是有缺陷的數學模型，其預測結果不是僅僅略有偏差，而是被誇大了幾個數量級。
當領導總統冠狀病毒工作組的安東尼‧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和黛博拉‧伯克斯博士（Deborah Birx）於2020年2月決定封鎖是必須採取的措施時，《紐約時報》的任務是向美國人民解釋這種方法。2月27日，《紐約時報》發布了一個播客，科學記者唐納德‧麥克尼爾（Donald McNeil）解釋說，如果我們要阻止COVID的傳播，就必須暫停民權。第二天，《泰晤士報》發表了麥克尼爾的文章《要應對冠狀病毒，就得回到中世紀》（To Take On the Coronavirus, Go Medieval on It）。
這篇文章對中世紀社會的理解是不正確的。中世紀社會有時會在流行病期間鎖上城牆的大門或關閉邊界，但從未命令人們待在家裡，從未阻止人們從事他們的交易，也從未將無症狀的人與社區中的其他人隔離開來。
不，麥克尼爾先生，封鎖不是回到中世紀，而是一項完全現代的發明。2020年3月，大流行封鎖完全是一次全新的實驗，未經人群測試。
儘管這些措施是史無前例的，但我們幾乎沒有關於封鎖政策的公開對話或辯論。解決棘手政策問題的明智解決方案總是需要審慎判斷，而這種判斷是任何單一流行病學模型都無法提供的。
我們的政治家放棄了責任，躲在「科學」或「專家」後面，好像這些標籤能讓人聯想到一個包含所有數據的單一表格。他們應該考慮封鎖或口罩強制令等措施的各種複雜風險和危害，更不用說其它千百個不可估量的風險和危害了。
「封鎖」一詞並不起源於醫學或公共衛生，而是起源於刑事系統。當囚犯暴動時，監獄進入封鎖狀態以恢復秩序。當地球上控制和監視最嚴格的環境爆發混亂時，通過武力迅速和完全控制整個監獄可以恢復秩序。只有受到嚴格監視的監獄才能控制危險和不守規矩的人。不能允許囚犯暴動，囚犯不能管理庇護所。
2020年2月，我們的社會認為混亂即將到來，我們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即這種刑事解決方案是正確的，也是唯一明智的反應。封鎖在最初實施時遇到的阻力非常小。「十五天拉平曲線」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合理的。然而，接二連三地，州長們命令我們待在家裡。
我們就那樣服從了。我們被告知，拒絕就是魯莽地尋求死亡。任何輕微的抵抗都會迅速被污名化。正如一位記者所描述的那樣，「對科學的呼籲被武器化以強制公眾服從，媒體將反封鎖抗議者描繪成思想落後的、一心要危害公眾的白人民族主義者。」誰想被歸類到那個陣營中去呢？！
在封鎖前的幾個月里，關於COVID的報導已經讓世界魔怔了。我們緊盯著屏幕，看著病例數上升，追蹤著國外的冠狀病毒死亡率。在美國和英國還沒有出現病例的時候，我們依靠數學建模的指導來制定措施。
因為我們的心裡已經開始恐慌，所以我們所選擇的模型不是眾多清醒的統計預測，而是倫敦帝國理工學院（th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小組公布的可怕數字。該小組預測2020年將有4,000萬人死亡。我們輕率地忽略了弗格森以前糟糕的流行病模型經常嚴重高估結果。
我們排斥了史丹福大學傳奇生物統計學家約翰‧約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等批評者。約安尼迪斯警告說，帝國理工學院的模型是基於嚴重錯誤的假設。
不管怎樣，這一次，（我們覺得）弗格森的可怕預言肯定會得到證實。然而事實證明，該模型比任何其它這一領域中領先的模型都大錯特錯。帝國理工學院模型預測，如果不封鎖，瑞典將在6月底之前有8萬人死亡。
瑞典是少數幾個沒有封鎖的國家之一，即使過高的估計，也只有2萬人死亡。弗格森的模型是可以測試的，而且顯然被證明是錯誤的，但這一事實並沒有改變我們的行動軌跡。
很難誇大2020年3月全球所發生的事情前所未有的愚蠢性。降臨在我們身上的不僅僅是一種新型病毒，而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和控制模式——我在《新異常》（The New Abnormal）一書中描述的一種新的生物醫學安全機構的開始。
本文為作者書中的一章，曾發表在《新聞周刊》（Newsweek）。轉載自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
作者簡介：
亞倫‧凱里亞蒂（Aaron Kheriaty）是一名醫生，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th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的研究員，也是團結項目（The Unity Project）的倫理主管。
原文「The Confinement of the Healthy」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