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對宋代文化都充滿了一種讚美之情，尤其是一些學者，認為宋代文化，簡直就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高峰。宋代文化的優勢很多，本文從宋人日常生活與政治事件中，談談宋代文化所強調、所堅守的一條底線：誠實，守信。
魯宗道與宋真宗的良性互動
宋人筆記中常有關於宋士大夫日常生活的記載，很能透露出他們心靈的真實情況。《歐陽修集·卷一二六·歸田錄卷一》記載過大臣魯宗道的一個故事：
魯宗道是宋真宗之子太子（後來的仁宗）的侍從。他居家時，常易服微行，到酒店去飲酒。一天，真宗急召魯宗道，欲有所諮詢，而當皇帝的使者到了魯宗道家門時，正好他不在。過了一會兒，魯宗道飲酒歸來，使者想與魯宗道事先約好，編一個謊話，使魯不至於得罪。魯卻說：「你就對皇上實話實說吧。」使者說：「說實話可要得罪了。」魯宗道回答說：「喝酒，是人之常情；可是欺諞君主，才是臣子之大罪啊。」見到真宗後，真宗問為何來得這樣晚，使者只好如實做了匯報。真宗問：「你為何私入酒家？」魯宗道回答說：「臣子我家貧，沒有酒器，酒店則各種器皿都有。有親朋從遠方來，我就帶他們來酒店飲酒。喝酒時，我換了衣服，沒有人能認出我來。」真宗笑道：「你身為宮臣，恐怕會被御史所彈劾呦！」話雖這樣說，卻也從此對他非常看重。真宗晚年，特別囑咐皇后魯宗道是可以大用之人。
一個常常易服私自入酒家的臣子，真宗不但沒有責罰他，反而要重用他，這是為什麼？歐陽修在文中說了這樣一句：「以為忠實可大用」。也就是說，真宗看重魯宗道的是他的誠實。
犯錯反而被重用，這是否得當，先不討論，而這個很「不重要」的細節，成了皇帝賞識魯的關鍵，不得不令人深思。
魯宗道的確有才，否則真宗皇帝不會讓其掌太子的侍從贊諭；然而，皇帝更賞識他的誠實。魯宗道有一道決不能逾越的底線——不能對君主撒謊。我們看到，他的這一信條，與真宗對不說謊話的臣子的激賞，形成了他們互相信任、良性互動的局面。
晏殊是怎樣當上宰相的
從古到今，像宋代宰相晏殊那樣一生順利的官僚，恐怕沒有第二個了。關於他的人生經歷，在這裡不多談了；在這裡想說一說，晏殊很傻，傻得可愛。宋人筆記《墨客揮犀·卷十》（宋彭乘撰）記載了他這樣一段故事：
晏殊為童子時，有大臣認為他是個神童，就將他推薦給朝廷。在筆試時，小晏殊一見試題，馬上說道：「臣子我十天前已經在家作了和這完全一樣的題目，乞求皇上再出個別的題目吧。」皇帝見他如此誠實，非常高興。試想，如果晏殊把他事先準備好的文章重寫一遍，既能拿高分，又能得到賞識，做種法也說不上是作假，何樂而不為呢？然而，對晏殊來說，這樣做，不是他的內心所願意的。他要在一種未做過的題目中，來展示他的真本事。他完全沒有想到，他的這一舉動，竟成為了他今後順利無比的仕途之起點。
晏殊所生活的時代，士大夫大臣們在歌筵酒席間娛賓遣興，興盛一時。初入仕途的晏殊這時生活貧困，不能外出筵飲，每天在家中與其昆弟們講習儒家經典。有一天，皇帝要選皇子的侍從官，皇宮裡傳出消息：晏殊得到了任命。執政大臣問訊皇帝任命晏殊之因，皇帝說：「我聽說在館閣臣僚日夜嬉遊燕賞之時，只有晏殊閉門和兄弟讀書，他這樣自重篤厚，正可以做太子之侍從。」皇帝召見晏殊並申表揚之意時，他又說了實話：「臣子我並非不喜燕遊之樂，只是因為貧窮。如果有錢，我也會參加那些歌舞娛樂的。」面對這質樸的對答，皇帝竟十分高興，對晏殊的感情一天天深厚起來，後來晏殊一生都得到了重用。
魯宗道與晏殊，一個私入酒家，一個公開宣稱愛歌舞筵享，思想境界不算高尚；他們面臨的是御史彈劾的危險，或仕途能否順利的現實。在面對有關自己前途命運的時刻，他們能還原事實真相，不作假；而皇帝竟因而格外重視他們，耐人尋味。
趙宋最高統治者對士大夫有何許諾
翻開中國歷史的浩瀚書篇，我們會看到，在北宋的160餘年間，竟沒有一個士大夫因為觸犯朝廷而被誅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當然，這與最高統治者的基本國策有關。宋太祖的著名言論「宰相須用讀書人」不用多說，他給趙氏後代的指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把誅戮士大夫看作是違背天意，甚至要以天意的名義，來懲罰趙氏自己之成員，這樣的聲音，在中華大地上，真是洪鐘巨響。它在宋代文化中產生了巨大的正面影響力。例如：范仲淹的慶曆革新運動中，由於觸犯了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引起龍顏不悅，被放到饒州做地方官。此事引起軒然大波，秘書丞余靖，也是歐陽修的好友，上書，請仁宗皇帝「追改前命」——因為皇帝的詔命是錯誤的；另一位太子中允尹洙，竟向仁宗皇帝表明：自己屬於范仲淹一黨，「願從降絀」（願意隨從范仲淹一起被降職）。歐陽修作為范仲淹改革的支持者，本來就堅決站在范氏一邊，當他看到左司諫高若訥，顛倒黑白地宣稱將范仲淹貶黜為正確之舉時，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寫了著名的《與高司諫書》，諷刺他「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結果被貶向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做縣令。
就在范仲淹與支持他的同僚們紛紛被貶斥時，有一位名叫石介（字守道）的文人寫下了一首震動一時的《慶曆聖德詩》，熱烈讚揚范仲淹、歐陽修等等主持正義、堅持改革計程車大夫，他這一支持正氣的聲音，傳播到了全國各地。蘇軾的《范文正公文集》序一篇文章，就生動地傳達了這一消息：
蘇軾我還是孩童時，進入鄉校讀書。有個從京城來的讀書人，拿著魯地人石守道寫的《慶曆聖德詩》給我的老師看。我從旁邊窺視，就能誦讀通曉其中詞句。我問老師文中所讚頌的十一人是什麼樣的人？先生說：「小孩子知道這些幹啥？」我說，「若他們是天人，我就不敢知道了；如果他們也是普通人，我怎麼不可以知道呢！」先生對我的話感到奇特，就把實情都告訴了我，並且說：「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這四人，是人中豪傑啊」。當時我雖然沒有完全理解先生的話，卻已經私下記住了他們了。（見註解）
請看，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在政治鬥爭中雖然處於不利境地，但是他們的名字已經傳遍了全國，就連遠在西南的小小兒童蘇軾都知道了他們的大名。政治上失敗了的范仲淹們的名氣更大，成為了國人的榜樣，成為了人們交口稱讚的明星人物。而這種情況，不正說明皇帝用人不當，皇帝對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貶謫，是錯誤的嗎？這對於仁宗皇帝的威信，不是一個明顯的威脅嗎？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仁宗皇帝對於他所放逐的大臣名滿全國的情況，竟未懷任何戒心，更未加以任何迫害。而且不久以後，還是重用了他們。試想，在一個專制的國度，皇帝任憑與他意見相左的大臣們的威望升高，譽滿全國，這需要何等的情懷與心胸啊！無怪乎史家給他「仁宗」之諡。可以肯定地說，在兩千餘年的中國專制王朝里，沒有那個朝廷，可以與宋朝的言論自由方面相比；沒有第二個皇帝能在寬容大臣言論與廣納奇才方面，可以與宋仁宗相提並論。他死後，「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那個敵對的遼國，竟然是「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也握著宋朝使者的手號啕痛哭（宋邵伯溫《邵氏聞見後錄》）。由此可以說，仁宗的寬容不但未減殺他的威信，反而給他加了分。人們如喪考妣般地懷念他，決非偶然。
可以得出結論：
宋代文化的輝煌燦爛，首先是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文人群體。在自由發表意見方面有了較前廣闊的空間，更可貴的是，統治者承諾、堅持了不殺大臣和言事人這一方針（南宋殺岳飛和陳東，晚節未保，但畢竟是個別事件），這才使人才輩出，文化巨人一代接一代，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觀。如果宋政權翻雲覆雨，諾而不允，那麼，蔚為大觀的文化高峰景象就只能是黃粱一夢了。文采的絢爛是與誠信的堅守同時並進的。而這種誠信的堅持孕育了幾十年之久時，才終於出現了范仲淹、歐陽修這樣以天下為己任、敢說敢言的文化巨人來的。
優良傳統的傳承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培養，而那種不正的作風瀰漫擴散，也有一個長期孕育與發展的過程。知古鑒今，我們應該懂得，當今時代令人憂慮的造假、說空話等不良現象，早在建國後不久，就埋下了伏筆。像大躍進運動中的「畝產萬斤」之論證與報導，反右運動中的從開始竭力動員全國人民幫助執政黨整風，與後來的「引蛇出洞」，殘酷打擊言事之人，以及文革中的置憲法於不顧，公然將國家主席無端廢黜，迫害致死——或浮誇成風，或無中生有，嚴重挫傷了人間正氣，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筆，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人們看到，既然黑可以說成白，好可以辯論成壞，那麼，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誠然，如今的不敢說真話乃至造假之風，有各種因素在其間，但建國後的種種運動所留下的影響，卻是不能忽略的極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研究歷史，是為知今。毛澤東曾經言「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感慨，抒發超越古人的理想；而建國後一段很長時間內，比起唐宗宋祖，在一些方面大大後退了。正如本文所說，宋代文化之核心，是以誠信待人，以寬容對待不同意見（宋朝畢竟是專制王朝，在此方面不會十全十美），因而，無論行文，還是做事，都出現大批磊落大方、不搞陰謀詭計之士。有此誠信之風，才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平易多采的魅力。中國歷史告訴我們，若任不講誠信的風氣暢行無阻，那些機巧之人，善走捷徑之輩，定有大展身手的機會，至於濁浪滔天，波及整個民族，其結果不堪設想。
孔子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悠悠中華民族，慎乎哉！
註解：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窺觀，則能誦習其辭，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