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爆發反封控運動之後，城內開始有大量警備部署。
中國多個城市近日爆發，一位出於安全疑慮而匿名受訪的林姓抗議者告訴德國之聲，他參與示威時並沒有遭警方攔住，卻分別接獲兩通來自警察的警告電話，連他的父親也遇到相同情況。他說：「警察警告我不要再使用Telegram，並要求我停止在這個應用上分享有關新冠疫情的消息。」
這位林姓抗議者的經歷並非少數個案。律師王勝生告訴德國之聲，她迄今接到來自中國各地20多名抗爭者來做法律諮詢，其中有被捕獲釋的人、親友遭捕後許久未歸的人、也有剛接到警方電話遭傳喚的人。而她發現在這些案件中，手機對警方來說是「頭號重要的東西」。
王勝生說∶ 「現在獲釋的人都說，他們被傳喚時，手機一定會被警察拿走，」而有些抗爭者即使被釋放之後，「手機仍沒有拿回來。」
她補充說，這些抗爭者當時僅按警方要求登記身份證字號就被強制遣返，但獲釋隔日卻發現，在持有手機的情況下，他們的Telegram帳號卻遭到非法登入。「這是最讓人覺得可怕的。」
王勝生表示，有抗爭者表示自己只有在示威現場短暫停留，當時也沒有遭警方攔下，但事後卻接到警方的傳喚來電，因此她合理懷疑，警察可能是透過「健康碼軌跡」，或是示威者手機發送的信號，「確認他們哪個時段曾在哪個地方」。
王勝生說：「若是一個人的帳號被非法登入，你可能還會懷疑是巧合，但這幾個人的帳號是同時被非法登入，而且他們都是前一天想去祭奠（烏魯木齊火災逝者）、在路上被攔下來登記身份證的人。」
數碼監控與追捕
《華爾街日報》12月1日報導，有熟悉中國內部情勢的消息來源指，中國網絡監督機構已要求騰訊及字節跳動等多間科技公司增加其內容審查團隊人員，以擴大對抗議活動及相關信息的審核。
中國政府也正使用高科技監控系統來抑制。走在上海等大城市的街上或地鐵站，會有警察隨機搜查路過民眾的手機，並要求民眾交付個人資訊，下令立即刪除Telegram、Instagram或推特等社交媒體應用。其他消息人士則稱，他們接到來自警方的電話，並被要求檢查手機。
《華盛頓郵報》報導引述一位關注中國安全系統的專家稱，北京當局可能正利用手機信號塔的數據來追蹤接近抗議者。
根據中國2013年的法律規定，其手機供應商必須對所有號碼進行實名登記。當手機用戶使用4G或5G上網時，他們的設備會傳遞數據到這些信號塔，而這些數據紀錄將被保存，並按時間和日期進行過濾。
多倫多大學下屬的網絡安全智庫「公民實驗室」研究員徐洛文（Lokman Tsui）告訴德國之聲，中國警方確實有可能查出哪支手機曾在特定時間出現在哪個特定地點。他說：「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少考慮法治或人權的監控國家，這對他們來說並不困難。」
他補充說：「一個相當簡單的方法是去找電信公司，問他們哪個電話號碼在什麼時間連接到哪個信號塔。」雖然答案可能不精確、甚至有誤，「但如果你的目標是恐嚇抗議者，而不是真的在法庭上拍板定罪，那麼這樣做就足以達成目的了。」
中國監控系統完善，街道經常可見密集安裝的監視攝影機。
中國抗爭的風險
針對抗爭者可能面臨的法律後果，王勝生表示，遭警方傳喚的大多是一般參與者，目的是用來「搜集證據」，應不會面臨任何法律風險。但「他們勢必會遭到『教育』、遇到恐嚇，要求以後不能參與類似示威，並有可能在『被教育』的過程中要寫保證。」
不過王勝生說，若有示威者遭足夠證據證明為活動的「重要組織者」或資訊的傳遞者，則「有可能面臨刑事指控」。
其他分析人士則表示，由於抗議活動的性質屬於自發性，大多數參與者並非預先就準備好要參與。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資深中國研究員王亞秋說：「這些年輕人以前都沒經歷過這種抗爭，所以沒有經驗去保護他們自己。」但她也坦言，即使是很保護自己的抗爭者也會遭逮捕，「只能說是防不勝防，一定會有風險。只是風險有不同程度。他們應該盡力保護自己。」
長期關注香港人權的日本明治大學比較法研究員潘嘉偉（Patrick Poon）則建議，參加過抗議活動或仍在參加示威活動的中國公民，應考慮刪除手機內敏感的應用程式，並「使用多種應用程式來與他人聯繫，而不要依賴一個特定的應用。」
雖然在警方大規模徹查之後，大多數抗議者勢必會害怕參與抗爭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但王亞秋說，「很多人經歷了痛苦、災難或不幸，反而讓他們變得更堅強。」因此鎮壓也可能使一些抗爭者更加大膽。
她補充道：「有些人可能以後再也不參與示威，但有些人可能變成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者（activist）。所有社會運動者都需要經歷這樣的磨練，沒有人天生就很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