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的騎手引述了吳國光的政治研究觀點，即吳國光曾把「控制」和「治理」區分開來，指出中國這十年是「控制能力」加強，但「治理能力」下降的時段。不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現實中看，粗暴武斷的政治控制跟依法監管都是兩碼事。依法監管不會摧毀市場和行業的預期，更不會攪亂民生，但政治控制的大碾盤碾過之後，市場和行業預期都成了碎片，民生更是被攪和得每況愈下。
跟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官府有很強的控制能力，但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直不高。這十年，中國出現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本來不高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進一步急速下降。這十年，官府把大部分資源都用到發展控制能力上，在行政治理方面，政策目標既不現實，也沒有充分考慮政策實施產生的副產品，更混亂的是經常只有籠統的目標性原則，沒有實施細則，也缺少官僚層級之間的溝通。一個可見的後果就是中下層官員無所適從，整個官僚體系遇到棘手問題時像無數隻玻璃置中的蒼蠅，不斷朝亮閃閃的方向撞。
這十年，從外面看中國，一個現象讓人困惑:領導人好像不知道怎麼有效利用龐大的官僚系統治理國家，但熱衷於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對下級官僚只有規則不明的懲罰，沒有獎勵機制，加上政策目標不是過於籠統就是不切實際，整個官僚系統實際上是處在無所適從的混亂狀態。很難相信這是個在那個系統中做了幾十年的官僚做出來的事:制訂了很宏大的政策目標，卻讓官僚系統運作失靈，這種現象令人困惑。
本來外界對那位領導人有所期望，這位領導人指的是習近平，主要是因為他父親的緣故。
2015年前後，中國現實中正在展開的大量事實開始指向一個核心結症，就是政策目標越來越不切實際，官僚系統幾十年形成的成文和不成文慣例許多被打亂，但中層和下層不清楚哪些成文規則和潛規則被打破了，哪些還保留著，整體上處於無所適從的混亂狀態。中國粗暴但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但長期有效行政必須依靠有效率的官僚系統、有能力的官員、既定的行政程序、官僚可預期的獎懲規則等。這些不是被打亂了，就是被架空了。不過，從歷史上和現實中看，靠政治掛帥發號施令只能產生短期的效果，遇到複雜的棘手問題就玩不轉，因為黨棍沒有相應的行政技能和有效的行政工具。所以，短暫的成功之後，整個系統很快熄火，進入半癱瘓狀態。
從這三年的清零封控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即中國的官僚系統本身已經無法有效運作，完成基本封控職能，不得不發動底層流氓無產者，把他們變成准執法人員，勉強追逐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但這種做法製造的副產品和潛在的破壞力逐漸爆發出來，甚至引發了30多年未有的全國性街頭抗議。絕對控制的主觀目的顯然是為了避免出現這種狀況，但顯然在客觀上引發了這種狀況。換言之，絕對控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相反，帶來的幾乎全是負面後果:惡化了所有關係，激化了所有矛盾，社會喪失活力，經濟滑坡，民生凋敝，資源急劇向對社會施加絕對控制的權力中心轉移。如果官僚系統不能有效發揮行政功能，就可能只剩下吸血鬼功能，最終演變成一具龐大的殭屍。這是絕對控制取代有效治理後已經產生的演化趨勢。
在官僚系統不能有效運轉的情況下，遇到全國性緊急事件，不得不跟中國現代史上類似困境中的做法一樣，求助於底層流氓無產者。筆者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中國現代史上每次大規模社會災難都是上層武斷顢頇跟底層流氓無產者合流造成的。那兩股勢力顯然在這幾年的清零封控中再度合流，從歷史上看，能造成的潛在破壞力相當驚人，已經顯露出來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全面控制和武斷統治的一大問題是，知道怎麼開始，不知道怎麼結束。而且，那種絕對控制的統治方式只有在封閉的時空才能長久維持下去。即使全面控制也消滅不了大多數國民的人性，因為全面控制的反人性特徵，普通人會以各種主動或消極的方式反抗。從現在到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社會大概率會停留在一個壓制與反抗都成為生活日常的時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