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知情人溫藩生這樣說：「為了炸開澄碧河水庫，公安廳派三個人去請示韋國清，韋不直接答覆，而是大聲說：『這種雞巴事還來問我，我哪管得了這樣多事！』去的三個人領會韋國清的意思是同意炸，南寧『聯指』指揮部就打電話給百色『聯指』指揮部，說請示了韋國清，『韋國清說「這種事還來問我」，我們可以自己幹了。』百色『聯指』指揮部就派人去炸了。與此同時，南寧這邊通知下游的西津水電站關閘，這樣江水就流不下去迅猛暴漲，很快淹了南寧。為了讓水進南寧市中心，「聯指」又派人去炸市內風景區南湖的埧，水流進了七星路一帶。放水的目的，是為了淹死仍躲在地下水道里的人和洗清街上的血跡。」
還有「桂林老多」赴京代表楊福廷、唐玉星、李田等回憶：1968年8月26日，廣西「區革籌」組織他們去南寧解放路，參觀「4？22」「放火燒房子」等「罪行」時，他們看見解放路的街道，留有一人多高被水淹過的痕跡，還看到街道上東一具，西一具，約有30多具沒被大水沖走的屍體，有的屍體，面部已變成骷髏，但長長的頭髮還粘連在骷髏上……
誣陷韋祖珍上了「林彪賊船」
韋國清等在文革中，人都殺了那麼多，給活著的人製造冤假錯案，就更多如牛毛了。原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韋祖珍，就是一個受害者。
1971年發生了「林彪事件」，在批林中，區黨委宣布廣西「上了林彪賊船」的，是韋祖珍。
文革後從知情人回憶的事實以及後來平反的情況看，韋祖珍顯然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韋國清，為了掩蓋與林彪死黨黃永勝的共犯，就給韋祖珍，扣上「林彪分子」的帽子，以表明自己是個和林彪集團毫無干係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眾所周知，在文革期間，韋國清就是廣州軍區政委，與黃永勝的關係十分密切，並深深得到林彪的賞識。1968年6月份，在桂林「支左」的6955部隊團政委孫雲魁，在長沙會見「老多」負責人楊福廷時說：「3月份廣州軍區已經開會，定廣西『4·22』是反革命組織了，你們不要抵抗了，抵抗是沒有用的！」這不就是韋國清與林彪集團相勾結，鎮壓屠殺群眾的罪證嗎？
記得廣西當年批判韋祖珍時，《廣西日報》列舉的罪狀，不外乎有這麼幾條：一條講他誣衊廣西的大好形勢，說廣西的生產，就像烏龜爬沙，越爬越下來；第二講他否定廣西建設的輝煌成就，回百色時，說上林縣沒搞什麼建設，街道還是那條「五寸街」，東蘭縣沒有什麼大變化，「變化只有一個，把我家門口的大榕樹砍去了」；第三講他攻擊貧下中農，說生產隊的幹部不行，他家的生產長就會去捉「螞拐」（青蛙——筆者注），是「螞拐隊長」；第四就是講他上了林彪賊船，至於如何上的？讓人只看見政治帽子，看不見令人信服的事實。所以，報紙上越批，人們越覺得韋祖珍是個幽默可親、敢講真話實話的人，他的罪狀，顯然是他的頂頭上司——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主持羅織的。
關於韋祖珍，溫藩生同志這樣回憶：
「1980年初，曾當過韋祖珍的保衛科長的南寧專區水電局副局長莫文騮，帶我去見韋祖珍，想通過徐江萍與陳雲的特殊關係，爭取為韋祖珍平反。韋祖珍見了我很高興，拉著我的手就講：『講我是黃永勝安插在廣西的釘子，哪有那回事囉，在軍委大禮堂開大會，黃永勝喊「韋祖珍到了沒有？」我講「到了」，他講「組織上決定調你回廣西工作」，我講「服從組織分配」，馬上去組織部辦手續就來了，黃永勝連談話都沒有跟我談，怎麼講我是他安插在廣西的釘子呢？還講我上了賊船，沒有那回事，在廬山開會，毛主席講給林彪當主席，我只是表示同意，怎麼講我上了賊船呢？老溫，我把在廬山會議的筆電給你看，你就知道我講的是真話了。』」
溫藩生把他的筆記拿回去看後，又去對他說：「我反覆看了你的筆記，你沒有反對中央。」韋祖珍又一肚子委屈地向他說：「我在紅七軍時，就和韋國清在一起，我們是老戰友，他竟這樣對待我！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要我去西園賓館開常委會，一進會議室，他就出來叫：『韋祖珍！』我答『到！』他說『現在決定送你去北京，讓你在北京交代問題，飛機已經準備好了。』講完馬上把我銬起來送走了。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把我放回來。」
徐江萍很同情他，要他寫材料向中央告狀。恰巧此時，中紀委五室主任張珉率領的中央工作組，來到南寧調查廣西的文革問題，溫藩生等便向張珉匯報韋祖珍的冤案，並告訴張珉，韋祖珍已經得了晚期癌症，本人希望在去見馬克思之前得到平反。
第二天，張珉便把韋祖珍用小車接到明園飯店，親自聽韋祖珍申訴，然後向中央報告，建議為韋祖珍平反。
中央同意張珉工作組的意見，指示廣西區黨委寫為韋祖珍平反的報告上報中央，這樣韋祖珍才獲得平反。但是，當溫藩生在韋祖珍家裡看到廣西區黨委的平反書時，發現寫得很精糟，就對韋祖珍說：「那天我臨走前，不是建議你，平反書要達到六條要求，才能簽字，這個平反書，還留有『尾巴』，你怎麼就簽啊！」韋祖珍說：「唉，老溫呀，我看見有『平反』兩個字就簽字了，因為我等了這麼多年，高興啊！」
當韋國清被撤掉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軍委副秘書長、政治局委員時，韋祖珍已經住進了解放軍303醫院，他的夫人帶老溫去看望他。
老溫在病床邊把韋國清被撤的消息告訴他，問他：「這個好消息你高興嗎？」韋祖珍用幾乎聽不到的微弱聲音說：「高興……」，就再沒有氣力說話了，只把手豎在床上和老溫握手。
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握手，第二天，韋祖珍就與世長辭了。
廣州軍區（韋祖珍原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廣西軍區、廣西區黨委要為韋祖珍開追悼會，可是，在區黨委寫的悼詞中，連韋祖珍在長征中當過紅軍師長都不寫，韋祖珍夫人就不同意開追悼會。為此，廣州軍區政委親自來南寧說服韋夫人：有意見可以提，追悼會還是要開，希望要以大局為重。
要為韋祖珍開追悼會了，老溫問韋夫人請不請韋國清參加？韋夫人憤恨地說：「不請！老韋臨走的時候還囑咐，開追悼會不要叫韋國清去！」所以，在韋祖珍的追悼會上，有鄧小平、中央軍委、國防部長等等送的花圈，唯獨沒有韋國清的花圈。
為了推卸責任保護自己，把下級當作「人肉盾牌」，是韋國清的一貫伎倆。例如1957年「反右」前，徐江萍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檢察院的副院長，那年自治區人大會議的檢察工作報告，本來應當由檢察長林方作的，林方不作，讓他來作，這個報告是別人寫的，寫好後又經過韋國清看過批准同意的，他只是在大會上宣讀，可是後來卻因念這個報告，被這個報告的批准者韋國清打成「右派分子」。
不讓路就判你十年
《喬老爺上轎》是文革前有名的戲曲，文革時候，南寧的一個「4·22」畫家借題發揮，畫了一副漫畫叫做《韋老爺上轎》，於是「國清同志」就有了一個出名的綽號「韋老爺」。從下面我的一個好友、廣西文聯原辦公室主任×××講的一件小事，足可以看到「韋老爺」的威風，可能不止八面。
文革期間，韋國清和賀亦然坐小車去百色，途中有輛大卡車在前面開，那時百色因地處山區，經濟又不發達，公路狹窄，路面都是土石的，汽車開起來，煙塵遮天蔽日，韋國清坐在大卡車後面的小車裡，自然很不舒服。可是，前面那個卡車司機，不知是路面小呢？還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吃不得土？還是年輕氣盛，對大官看不順眼？無論後面小車的司機怎樣按喇叭，他就是不讓小車超過去。
這可把韋國清氣壞了，到了百色，就打電話回南寧下令追究。那個司機也真傻，車屁股上掛著牌子，還跟大官作什麼對囉？結果被判了十年徒刑，文革以後也沒有放出來。不過，那小伙還真是一條梁山好漢！
2010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