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起文革，很懷念那種如火如荼的造反情景，以為中國人的造反精神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其實正是文革，以極左的面目和野蠻的方式，將中國人的劣根性——奴性，推向了極致。
勇敢無畏的背後
在文革中，以忍辱負重聞名世界的中國人史無前例地造了一回反——國家主席瞬間被打倒了，各級領導班子被造反者們搞得癱瘓了，工農業大幅度停滯了。人們的膽量空前地大起來，敢於毀滅古代文物，敢於抄家，敢於舉鞭抽人；然而這一切，並不能掩蓋一個真相：人人都是在「最高指示」指揮下在造反的。這體現了思想上的奴性，也反映著瘋狂行為後的膽怯。魯迅曾說過：「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文革中的大量「造反英雄」，恰恰是魯迅所說的「怯者」，他們幹的是落井下石的勾當。人們之所以敢於批判國家主席，是因為他早已被定為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紅衛兵頭目韓愛晶之所以敢於批斗大會上給元帥彭德懷以飽拳重擊，是因為後者早已成了「死老虎」；人們之所以能把很多早已「摘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重新揪出拳打腳踢；眾學生之所以肆意押著教師們遊街訓斥，都是有政治環境之絕對安全保障的。
這種勇敢，在滾滾運動洪流下掩蓋著更深刻的奴性——凡是有了「最高指示」的依託，便產生出了最大程度的勇敢。此種勇敢的後面，隱藏著如鼠之膽，無魂之腦。眾多群眾圍鬥鞭笞一位「反革命分子」時，他們的頭腦，正被一種「無限忠於」的桎梏所牢牢控制；他們的心靈深處，正被一個「無限權威」的指揮棒驅使得戰戰兢兢。
違背常理之指示皆為國人所接受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造反宣言云：「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無數紅衛兵走向街頭，抄物抄家。對這種狀況，人們大都不以為然；而當國人聽到了來自「最高指示」對紅衛兵行動堅決支持的消息時，瞬間轉為紅衛兵的強大後盾，捲入一場曠日長久的內戰之中。一位軍人李文忠（後來為救人而犧牲），對於紅衛兵之舉動很是反感，在看到了偉大領袖給紅衛兵的回信後，如醍醐灌頂，唱贊道：「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然後奮勇投入到「支左」運動洪流中去了。李文忠的思想之奇快轉變，正是大多數國人當時心態的一個縮影。在人們看來，只需要領袖為他們思考便可以了，領袖的情感，也完全能夠代替他們的情感——從李文忠對紅衛兵之舉動的本能反感一而迅變為無保留的熱情支持，此種人間奇蹟是耐人尋味的。
文革中，不可思議的「文化現象」發生了。在學校里，小學生佩戴紅小兵袖章，奶聲奶氣地斥責、批鬥校長、教師；中學生們更不乏手持皮鞭，將教師們打得皮開肉綻者；稍稍多學了些知識的大學生們早已以暴力語言和武鬥功夫，侮辱並毆打專家教授。以無知或不成熟的青少年來羞辱多年從事文化工作之人，其誘因除了來自人性中的陰暗面外，更來自「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之權威性的鼓舞。凡此種種，皆將奴性行為表演得淋漓盡致。
作為文革的主力軍，工人農民被賦予了重大使命——進駐學校，管理師生；軍人參與了軍訓。與此同時，憑著貧苦出身上大學的政策，很多工農分子上了大學。憑出身，而不是憑文化水平來上大學——文革就這樣顛覆了中國對世界最偉大貢獻之一的考試舉才制度。在當時，那些考試交了白卷的農民，被作為榜樣來宣傳，那些農民手上長滿的老繭，被搬上了影幕，成為了上大學的最可靠的依據，成為激發國人奮進的楷模形象。這種政策，對於一些沒有多少文化的工農群眾來說，當然有如「天上掉餡餅」般的喜悅，其實，也是對他們最大的思想麻痹，使得本來沒有多少文化水平的他們，盲從思想的程度更加深厚，亦使得那些文化工作者們自慚形穢，竭力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毛澤東早就說過：「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整頓黨的作風》）。這種觀點，在文革中，更深入人心了。
由沒有多少文化之人，來指導那些文化工作者，並暢行無阻，萬眾擁護，這種現象，在中國悠悠漫長歷史上，可謂獨有「奇蹟」。
「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悖論
民主的一項重要目標，就是要把最高權力關在籠子裡。「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們講話。」（美國總統布希講演）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在20世紀時仿佛也看到了。1965年9月，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可見他對於來自最高層之於國家民族危害的警惕。他發動全國人民打倒「走資派」——國家主席劉少奇，便表現了他防止來自最高層破壞革命果實的努力。毛澤東還認為，這就是他發明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是從下到上的一場真正的革命。他頗為滿意地說：現在找到了「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而事實表明，不是國家主席劉少奇，正是掌握著黨和軍隊的最高權力毛澤東自己發動的文革，給國家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所謂的找到了一種「從下而上」的反對最高層領導者變質的革命，正演繹著他自己獨斷專行的運動群眾的鬧劇。按照他的邏輯，中國亡黨亡國的可能性，只可能由共產黨中其他高級領導人引發；而他本人，則永遠正確——民主之監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範圍，是其他隱藏在黨內的危險分子，而毛澤東自己，則是例外——這種對最高權力階層發起衝擊的大革命，卻恰恰對掌握最高權力的一位領導人開放著綠燈。毛澤東就這樣在億萬群眾的萬歲歡呼中，成為了一位超越執政黨紀律的特殊黨員和超越國家法律的特殊公民。
是什麼原因，使得一時排山倒海的文化革命變成了培養色厲內荏者的溫床？是什麼原因，使得號稱文化革命的運動變成了文化荒蕪，使得所謂反對最高權力變質的運動轉為一人獨斷專行的悲劇結果？
中國高度專制統一歷史由來久矣，統一國人意志，凝聚民族之力量，這種高度集權的狀況，為中華民族曾經帶來無數的成功，也帶來了巨大的負面結果，中國人盲從的奴性，便是在這種背景下培養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而悠遠的思想政治傳統與風俗人情之影響並未中斷或消失，盲從之奴性亦根深蒂固地存在。在無產階級專政（大多數人對少數人之專政）的局面形成後，來自最高領導層的政治運動號令一經發出，人們便被風發泉涌地鼓動起來。建國以後的一系列運動，皆為多數人批鬥少數人。反覆批鬥「鬥地富反壞右」乃至批判「一小撮」「走資派」、「反動權威」的大規模運動，形成了多數對少數的絕對優勢，這種絕對優勢，對於批判者來說，是最安全保險的，最不須動腦思考。於是，那種內心隱藏無知與怯懦而表面呈現勇敢無畏的階級鬥爭鬥士的面目就層出不窮，蔚為壯觀了。
搞文化，最起碼的條件是具備一定知識水平和獨立思考能力；而以沒有多少文化水平的工農兵（包括紅衛兵、紅小兵）來擔當批倒「走資派」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除了發動運動，就別無它選了。政治運動的奇妙功能，能使人們的意志趨於一致，能使人們順暢地貫徹運動發起者的預想目標——工農兵群眾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最理想的執行人選了。中國的工農兵們，在建國後，獲得了很大的利益和解放，對領袖無比擁護，他們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運動中，卻能對領袖意志忠誠地、無條件去執行。廢除高考，推薦工農兵上大學之舉，更是巧妙地把握住了工農兵群眾的感恩心理，使得文革所向披靡，風行一時。青年學生紅衛兵是生長在建國前後，從小所接受，都是統一的課本教材——發動他們來作先鋒，也就打開了文革順風滿帆的局面。
在發動群眾勇敢地衝擊國家最高層的領導時，文革巧妙地把握了群眾對皇帝無限忠誠的歷史心理積澱。群眾響應號召起來造中央的反時，在他們心目中，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毛澤東本人是不包含在內的。中國歷史證明，除了昏君無道，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反對貪官而絕不反最高統治者。文革的進程，複製了華夏民族的歷史。人們最終發現，民族災難的製造者並非是「國人皆曰可殺」的劉少奇等「走資派」，而是文革發動者本人。
文革期間的中國人，向上推三輩，大都是農民。中國是以汪洋大海的農民為主體的國度。我國農民的優點，是樸實、勤勞、堅韌，也有封閉、愚昧和盲從的一面（中國知識分子亦打下了濃郁的鄉民印記）。這種國情，是獨攬大權者存在的最好條件。一方面，加強集中之領導，可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凝聚起來；另一方面，嗜愛權力者，也能以巧妙方法，將萬眾引向歧途。用野蠻粗暴之法來搞文化革命，居然能得到幾乎舉國上下（包括大學生們）一致擁護，其秘密正可向汪洋大海般的中國村莊中去尋找。
在中國古老的歷史中，統治者總是宣傳一種所謂萬古不變的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使得統治者的愚民政策，也常常能暢行無阻。不過，這種公開的愚民政策，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很容易辨別。而在文革中，人們看到的卻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情況——以諸種如「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放手發動群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口號為號召，讓全國人民在主人翁的自豪感中，進行內戰；不但打倒了他們根本不認識、不了解的劉少奇，還處於到處尋找階級敵人、自相殘殺之情境中而不自知，竟至發展到吃飯前也要先祝願領袖萬壽無疆的情態。這種空前的奴性心理表現，就是在古代專制社會裡也是罕見的。至今，還有一些人，滋滋有味地（甚至帶著感戴的心情）回憶著他們在文革中奪權主宰一切、「當家做主人」時的情景，殊不知，他們自己完全被一種無所不在的「全能之手」所控制。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有一個內部講話：「我們現在還處在訓政時期，實行的也還是愚民政策、專制主義，這是形勢使然。」（轉引自鳳凰網，作者：青石，2013年07月30日）如果說，在建國初期，因為「形勢使然」，毛澤東自言他是在搞愚民政策的話，那麼，在建國二十多年後，親自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其愚民之法，更有了新的創造和發展。它的基本特點，就是以強調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為口號而實行個人崇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從而使講求「以和為貴」的中國普通百姓在彼此關係方面，急劇惡化，思維嚴重扭曲，出現了深重的社會信任危機，而此種信任危機，花上多少時間才能挽回呢？在文革發動三年後，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當後者問詢說：「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黎按：指個人崇拜）毛澤東回答說：「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了，要降溫了」。「降溫」之語，耐人尋味。大搞群眾運動，大談要相信群眾的毛澤東，心靈深處，還頑強地保留著全國人民對他個人崇拜的情結——這種個人崇拜，消除是不可以的，至多降降溫而已。掌握最高權力之人對於「搞點個人崇拜」的深厚情結與國人長期以來需要皇帝來崇拜的心理積澱的契合，正是文革得以發動的深刻根源之一。
文革災難後，中國人主動寫道歉反思文字者，非常罕見；毆打欺凌他人，在很多人開來，並不算一回事；只有極個別人已經做了沉痛懺悔；僅僅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反思的文字較多。巴金，一位文學家，曾經呼喚者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他的微弱的聲音，早已被強大的時代主旋律所堙沒；如今眾多青年對於文革的殘酷歷史已經渾然不曉了。經歷過文革的中國同胞們，我們中還能有多少人，對於造成中華文明精神巨大損失的文革，有巴金那樣的痛定思痛的反省情結呢？
2013-0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