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文革」歷史的國人往往認為，1966年8月發生在北京市的「紅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一批「老紅衛兵」的過激行為。這些「老紅衛兵」在校園裡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但其實，對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驅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決策和預謀，並非「紅衛兵」的一時過激行為。
專門研究文革史的宋永毅先生在《「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一文中說，後來披露的一些歷史檔案表明，這類的「遣返」行動其實是中共早在1962年就開始安排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文革」前擔任市長的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分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謂「成分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
1966年5月15日，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發布前夕，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這個工作組採取了一系列「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及所有的宣傳機關之外，工作組還有一個長期計劃，即通過警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紅八月」當中「老紅衛兵」任意對北京市約占居民2％的人抄家、殺戮、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了警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組」的副組長、公安部長謝富治當時曾公開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那些事」（指「紅衛兵」的亂打亂殺），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
再有，「紅八月」期間在北京主持殺戮行動以及驅逐近10萬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副秘書長）、李夢夫等人修定後公布的。不難看出，中共上層早已決定了所謂的「淨化北京」的大規模政治迫害計劃，而1966年8月「老紅衛兵」不過是為當局所用，他們充當了打頭陣的法西斯式「衝鋒隊」而已。
例如，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分）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實為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據一位大陸學者的調查，正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兇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兇殺人」行為。
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兇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欖杆市前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一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