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幾十人被戴上手銬腳鐐——那是專門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這手銬、鐵鐐，與一般的不一樣，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著腳鐐就難以邁步行走。我們這些死刑犯背著自己的行李，一個接著一個，走向死牢。
那已經是凌晨2點多鐘了，我們跌跌撞撞地分別走進了北京市警局看守所第23筒、24筒的各個單間裡。所謂「筒」，就是北京警局看守所編號的不同走廊。
犯人們把23、24這兩個筒叫作「槍號」，政府把這裡叫作「死刑號」。每個死刑犯都被關進木頭盒子般的單人牢房裡。
當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後，管理員開始逐個打開門，一一核對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號。剛剛問完我，關上了房門，就聽見走廊另一頭有個犯人喊報告。管理員快步走過去打開房門，一個熟悉的聲音說：「報告管理員，我要見軍代表。上一批的幾十個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個人了。因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來。可是至今還沒有人提訊我，我怎麼交待啊？」
話音未落，門「嘭」的一聲被隊長關上了。
我聽清楚了，那是遇羅克的聲音！還是那股嘲弄的腔調，還是那種冷冷而辛辣，柔裡帶剛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許多人一起被一一點名後拉走了。他們走了以後，走廊里死一樣地寂靜。我知道這又是一場宣判大會。我預感到遇羅克再也不會回來了。
果然，遇羅克和我們那批許多人，都在那天被執行了。
二
我第一次見到遇羅克，是在1968年11月，獄方調號正好把我調到了他所在的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橋院裡著名的那座K字樓，7筒1號。
K字樓每個房間大概是不到20平方米，關了20個犯人，當時疑犯太多了，牢房裡最多住22個人。如果每個人都躺平了的話，就躺不下。睡覺時只能側著身子，如果誰想翻身，就得全體一起翻身。晚上起來解手，再回去就要把兩邊的人拼命地推開，才能勉強擠進去。
當時北京警局看守所的大院兒里，有三個建築。一個是三層建築的K字樓，據說從天空中看下來是個字母K。犯人們傳說，在戰爭中看到K字或十字的建築，就不予轟炸。因為犯人和病人都無法逃生。
我進到這間牢房沒兩天，就有犯人向我介紹遇羅克也在這。
我知道他是誰，在監獄外面就聽說過他的大名，也讀過他的文章。遇羅克一開始並不知道我是誰，表現得很主動。我就是一個中央美術學院的大學生，那年才24周歲，自己認為很成熟，實際上很幼稚。我是因為講了些江青的段子，又因為學西方藝術史專業想去法國留學，被公安定罪「惡毒攻擊領導人」「叛國投敵」判處死刑的。牢房裡多數人是愁眉苦臉，而遇羅克卻是笑眯眯的。
他略帶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紹：「我叫遇羅克。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個走之。羅霄山脈的羅，克服困難的克字。」說完又微微一笑。他給了我一個很特別的第一印象。我佩服在這地方還會微笑、還有幽默感的人。雖然他微駝著背，戴著副深度近視眼鏡，頭髮有些過早禿頂，但總的印象還是個書生模樣。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時候，他還搖頭晃腦地吟誦詩文。他最愛念鄧拓的兩句詩：
「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三
遇羅克在和人們單獨聊天的時候，卻很少笑。他把別人用來打發時間的聊天，當成一種學習、求知的手段。他常說：每個人對某一種事物肯定「門兒清」。
他只關心自己在談話中可以學到什麼、積累些什麼，只想找一切機會積累知識。
好在我也並不在乎別人重視不重視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於是，我和他定了合同：每次休息時間，每人選擇一個自己最熟悉的題目，輪流講給對方聽。
我第一次給他講的是「西洋近現代美術簡史」，他給我講的是「世界電影現狀」。他講得那麼內行，術語和統計數字運用自如，我真以為他曾是一個電影資料工作者。後來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間牢房剛剛從別人那兒躉過來的。他通過給我講解來複習這部分知識。我的天，他真的會利用別人的時間。好在我也不吃虧，從他那兒又學了複習功課一招。
他看到這種情況，就有些不高興，直接了當地說：「不行，你差遠了。你得下點功夫好好學。學哲學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問題更加科學化、條理化。形式邏輯尤其重要！」我說：「我不是個純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學太晦澀、太複雜，我寧願看那些當代哲學。清晰明了。薩特和黑格爾完全是兩回事兒。」
他聽了以後真生氣了，說：「黑格爾的辯證法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神聖的、無與倫比的。薩特之類根本算不上什麼哲學家。全是無病呻吟。而你居然會喜歡薩特，真是吃飽了撐的……」他還說了許多類似的批評。我一點兒也沒生氣。
他至少有一個理想的投射點，他對自己的信仰十分認真。我還挺佩服和羨慕他這樣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徹悟，向著自己的目標毅然前行。
四
那些天，遇羅克一直希望能從同屋的石厚剛先生手裡借來延安版的《毛澤東選集》。
石厚剛先生是當年陝北的老紅軍，1955年的少將，後來轉業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當副院長。因為他去延安學習過，所以才有這部《毛選》。石厚剛卻不肯把這部書借給遇羅克。原因是他認為遇羅克「思想反動」。於是，遇羅克只得托我想辦法。
石厚剛知道我是生在延安的，屬於「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所以，在我軟磨硬泡下同意把這部寶書借給我看看。
那天，石厚剛被提訊走了。
遇羅克趁這個空當，趕緊讓我借給他看這部秘籍。我悄悄遞給他，讓他千萬別明目張胆。他歪坐在角落裡仔細研究，拿這部書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版的版本對照著看。讀得很認真，一字一句像校對似的看。時而若有所得地點點頭，時而又掩卷而笑。
石厚剛回來之前，遇羅克趕緊把書還給我。後來，不知是被石厚剛發現了，還是別人警告了他。總之石厚剛先生的書從此就不再外借了。
遇羅克若有所失，常常嘆息。他悄悄對我說：「出獄之後，我一定要找齊不同時期的各種版本，對照來看，那才真叫過癮。」他說的時候，兩眼放光。
後來他對我說：「他們在理論上是非常混亂的，在不同時段就得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實用主義。這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要有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戰勝思想上的混亂。而這唯一的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說完還用力點兩下頭，嘴角露出滿意的笑容。
五
有段時間，幾乎每天吃完早飯，遇羅克都會打報告——這是犯人向政府提出申請的唯一方式。他向管理員提出要紙和筆。在牢房裡是不允許犯人留存紙筆的。
他說：「我要寫思想匯報。」
因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看守都會答應他。他利用這個方便，一面寫些應付預審員的材料，一面乘機寫下自己認為有用的東西，寫好以後裁成小豆腐塊兒大小，以便保存。
我們倆利用這個機會，編寫了一本《中國古典詩詞集》。從屈原的《漁父》到譚嗣同的《絕命詩》，凡是能回憶得起來的詩詞歌賦，都一一盡錄其中。幾個月下來，數數也有三四百首了。他比我記憶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來的。
星期天，我們利用法定縫補時間的機會——這時候政府才發給我們針線，於是就把這集子裝訂出來兩本，我們一人存留了一本。
一些同號的犯人也偷偷借去傳抄。休息的時候，我們默默地念著、背著，眯縫眼睛浮想聯翩。仿佛牢房灰色的水泥牆上，隱隱浮現出大漠孤煙、長河落日的景色，那真是一種自我解脫的方式，在不自由狀態下的小小精神奢侈。
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企圖帶出監獄。可惜在例行搜檢牢房時，竟然被搜走了。在牢房中沒有長久的秘密，很難隱藏任何東西。
晚飯後，犯人們可以三三兩兩地散淡聊天。有一段時間遇羅克和我一起議論詩詞創作。我對現代新詩比較感興趣，他卻鼓勵我寫舊體詩。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東西有許多特有的內涵，古樸的韻味。只有具備中國文化根底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體會到這些精髓，也只有以這種形式才能表達出中國人的感受和情操。
我不願意和他下象棋，因為這兒比從前那個號管得嚴得多。我沒敢做象棋、畫棋盤。所以只能下盲棋。他仗著記性好，胡走一氣，一會兒就把我繞暈了。
他似乎腦瓜里有個電腦儲存系統，還裝了一腦子棋譜。別說「橘中秘」「梅花譜」那些名譜，就連一些不大有人知道的書，他都能頭頭是道講給你聽。
有一次，我問他：你看過《當頭炮進三卒對屏風馬》這本書嗎？這是我當年在先農壇體校向侯玉山、謝小然兩位先生學下象棋的時候，自己買的一本書。
他一聽，立刻說這是浙江著名棋手何順安先生的著作，他如何在1956年在全國比賽中力擒黑龍江猛虎王嘉良，當時用的就是他最擅長的當頭炮進三卒。一番話把我說得目瞪口呆，真不知他那腦袋是怎麼長的！
六
由於遇羅克特別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總是在嘴角掛著那麼一絲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諷著一切。
他很愛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羅文，他總說：「他比我腦子清楚，比我認真。」提起遇羅錦，總是說：「我們家那個小姑娘。」
有一回，遇羅克因為違反監規戴了好幾天手銬。雖然不是自動扣緊的洋銬，只是兩個鐵環的那種土銬。可是血管一膨脹也很難受。這時候他想找些話題跟人聊聊，藉以分散注意力。他找上了我一起靠在牆邊聊，他突然問我：
「你會唱列寧最喜歡的那支歌《光榮犧牲》嗎？」
「會。」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學這支歌。」我倆在黃昏的暮色里，望著窗外遠處朦朧的餘輝。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他唱得很認真，很動心，歌聲那麼沉重，牢房裡十多個人都不作聲了……
七
當時的牢房裡有殺人犯、武鬥打死人的人，也有過去的中統特務，也有革命老幹部。遇羅克雖然不是大學生，但是他的學識比別人都高許多。
有一天，他跟我談起電影，他問我，你看過《馬門教授》那個電影嗎？那是東德拍的電影，主題是反法西斯的。馬門教授是一個猶太醫生，當時猶太人在德國柏林受到迫害，學校里也發生了對猶太學生的孤立、圍鬥、驅趕。我說：「我看過這個電影，這些情況跟我國六六年夏天發生的情況沒有什麼區別。」
他說：「你會這麼看？」
我說：「文化革命破四舊的時候，我就發現，出身不好的人的處境，跟德國猶太人的處境如出一轍。」
遇羅克又問：「那你看過《出身論》嗎？」
我說：「《出身論》寫得不錯。但是，會讓人們得出一個結論：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談到《出身論》的出版在當時也是一種宣傳，因為要宣傳自己的觀點。想想那時《中學文革報》影響那麼大，一麻袋一麻袋的來信，大量的捐款。許多人要求來參與、來幫忙。當局最後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就是不能讓這個輿論工具繼續發生影響，這一點他很清楚。
我問：「你這樣做會有秋後算帳，你們值得嗎？」
他說：「這些年來我們的聲音沒有人能聽得見，出身不好的人在這個時代都有先天性的軟骨病，沒辦法。現在，好不容易找到了這個機會，發出了最強音，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強，為此我很滿足。就為這個，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值得。」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我們的經歷確實很不一樣，我是在當時的好學校一路直升上來的，他讓我明白這個社會對人們是不公平的。
在和遇羅克交談之前，我對這個社會了解並不多。而遇羅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講，他在農場種過草莓，在街道上當過電話傳呼員……他在社會上交往過各式各樣的人，經驗豐富。在交談中，他使我了解了許多社會的不同層面。
這時候，我周圍經常是有人打人，有人被打。有人被戴上手銬腳鐐，有人被戴上防毒面具……天天見到的畫面充斥著鐵和血，我們還要視而不見。
當時幾乎每個牢房裡都有一兩個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人，他們是這裡境遇最慘的人。有一個犯人據他自己說：他是「北航」的老師，教俄語的。我們叫他王老師，他當時差不多已經完全瘋了，他的話難辨真假。誰都可以在他身上踢兩腳、打幾拳。另外一個是遠郊區的農民，據說他是因為罵了毛主席而被關進來的，進來的時候，就戴著鐐銬，人已經被多次毒打而變了形。
當時，我們就跟值日似的，輪流看管精神失常的人，因為他們自己連上廁所都不行，得有人拽著他們走。輪到那些小年輕管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要表現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表現自己也是個狠角色。
當時遇羅克對那些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犯人的態度很特別，既不打他們，也不對他們好，而是視而不見。當時，我很奇怪，問過他，我說，那個俄語老師畢竟是老師啊。遇羅克的回答是：他們已經精神失常了，你對他好與不好對他們都沒有用。社會上值得同情的人太多了。
遇羅克和我的確不一樣，他是一個斗士。生活一直把他放在逆流中，一直放在鬥爭的環境中。他必須成為戰士。況且，他長期生活在底層，他也交了許多肝膽相照的朋友，友誼在當時的含意是：疾風勁草，兩肋插刀。
八
遇羅克把審訊當作一種訓練，一種遊戲，始終站在主動的地位。他從容瀟灑、軟硬不吃，對預審員那套忽而一驚一乍，忽而暖風細雨的把戲早就了如指掌。
據說預審員最後實在沒辦法了，就乾脆用公布證據的辦法。遇羅克告訴我，當預審員向他展示出他自己親筆寫的文章摘要時，問他：
「這是不是你寫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話？」
他還是一聲不吭，預審員追問：
「你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我不想回答。」
最後，主審說：
「遇羅克，你的態度極端惡劣，今天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否則你就自取滅亡了。」
遇羅克說：「我不明白你們說什麼呢？」
「別廢話！不和你耽誤時間了。你想想吧，還有什麼話想和你家裡說，5分鐘以後再告訴我們。」
說完，所有的預審員，全部退場。只留下法警和遇羅克。5分鐘以後，預審員們又陸續回來了。
主審很慢地問：
「遇羅克，最後還想給家裡留什麼話，說吧。」
遇羅克說：「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羅克告訴我，主審氣得一言不發，面色鐵青。接著吼著說：「遇羅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給我等著！」
九
我清楚地記得，遇羅克了解牢房中許多人的思想狀況、家庭背景和心理狀態。他知道哪些人是出賣靈魂的痞子癟三，哪些人急於立功贖罪。
他並沒有利用他在獄中的優勢。他從來不為多吃一口窩頭、多喝一口白菜湯而欺負他人，更不會在當局謊言的「感召」之下，落井下石。凡是一切獄油子卑劣、陰險手段，他從來都不用。他最多玩玩政治權術，治治那些「有病」的犯人。因此，預審員們自然對他恨之入骨。
對遇羅克現象的反思有兩種極端，有些人想讓人們徹底遺忘他。某種程度上，他們做到了，很多人確實把他遺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過程是偶像化。而實際上也是讓人們徹底忘卻遇羅克的一種方式。因為神破滅以後被遺忘是最快的。
只有把遇羅克儘量還原成一個真實的人，才能讓人們記得他。
《炎黃春秋》201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