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演講，在場的還有蔣介石、宋慶齡、廖仲愷。（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在讀中國近代史時，讀到孫中山離世前一年的敘述，往往有這樣一段：
1924年10月下旬，直系軍閥馮玉祥發動政變軟禁總統曹錕之後，致電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而孫中山在北上不久後卻不幸病世，使得中國統一的事業功敗垂成。
這段廣為人知的歷史中，還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反直三角同盟
許世英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是初代國民黨創黨的元老，曾於1916年起在知己好友段祺瑞的內閣任官，擔任內務、交通總長。許世英相信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能救中國，因此任內不斷地力勸時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與南方的國民政府合作，共商國家統一大計，並以三民主義治國。但當時中國處於南北分裂對立狀態，雙方缺乏合作的契機。
在民國初年，以至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直系、皖系、奉系等各路軍閥割據的狀態，共產國際也看準時機趁虛而入。孫中山先生為了打破各地軍閥爭強的僵局，加上直系軍閥對孫中山在廣東的政府始終處於敵對狀態。孫只得將直系軍閥作為討伐對象，並與其他軍閥同盟。
自1920年開始，孫中山便派出代表與奉系的張作霖，皖系的段祺瑞談合作，最後組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同時也秘密與直系軍閥馮玉祥聯繫，策動其反叛與國民政府為敵的直系軍閥曹錕及吳佩孚。
在歷經數年的軍閥混戰後，1922年，由直系軍閥的曹錕暫時取勝，之後他更以賄選手段當上了總統。雖一時取得優勢，但遭受幾乎全國各地一致的聲討，反直三角同盟此時也漸漸地開始發揮作用。
1924年9月，由於江浙地區的軍閥衝突，進而引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在南方的孫中山準備響應，他規劃第二次北伐，讓南北一致合作。這時下野中的段祺瑞準備日後復出，然而軍閥出身的段祺瑞對國民政府卻有著許多疑慮，這時許世英便起到了協調作用，一小段插曲也就由此而生。
「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本質對立的對話
孫中山的盟友軍閥們都一致反共，奉系領袖張作霖任內力阻蘇共在東北的滲透。他的總司令部更懸掛著「推翻蘇聯共產主義」、「徹底摧毀共產主義」的標語。而皖系段祺瑞除了擔心權位遭奪的問題外，也對於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採取的容共政策有相當顧忌，因他堅決反對中國的赤化，這時許世英多方解釋說：
孫中山是一心救國的革命家，不會想要爭取權位，建國初讓位給袁世凱就是例證；而容共政策是在消化共黨分子，使其參加國民革命，而共產主義是沒有國家民族觀念，是剝奪人權的專制集團，尤其鼓勵階級鬥爭，與三民主義可以說是水火不容，所以統一後絕不會採取共產主義。
最後在多方協調後，北方的反直盟友們統一由許世英擔任特使南下拜訪孫中山，討論如何對付直系軍閥，南北一致進行戰略計劃。1924年10月4日，孫中山在廣東韶關接見許世英，雙方一見如故，彼此交流三民主義、建國方略，暢談數日，最後許世英提出了段祺瑞的兩個提問，孫中山都分別給了答覆。
在執政問題上，孫中山答覆說：
我一生奔走革命的目的在為國家爭取獨立自主，從不是為自己的權力打算…若段祺瑞願意實行三民主義，吾願意以政黨領袖身份支持他執政。
在共產黨的問題上，孫中山答覆道：
國民黨奉行的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本質截然不同，今日的聯俄與容共只是一時的政策，我和蘇俄的代表曾經發表聯合宣言：我堅持中華民國只能實行三民主義，而蘇俄代表也承認共產主義不能使用於中國，這個立場非常明顯堅定，不容質疑。
得到孫中山明確的答覆後，許世英滿意地離去。臨行前孫中山打趣的對許世英說道：三民主義為我首創，未料許君對三民主義研究之深，不下於我也。許世英北上回到天津後，將孫的回答如實回復了段祺瑞，段也不再抱著顧忌心理。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總統曹錕軟禁，擁護段祺瑞復出執政，並與張作霖分别致電孫中山，請他北上共商國事，謀求中國統一。孫隨即應允北上。
然而孫中山此時已身染重病，不幸於隔年三月在北京離世，其壯志未酬的遺憾，深為後世的人們所惋惜。也使得中國統一的時程向後延遲了三年，才由繼任者蔣介石完成。
然而，更令人惋惜的是，當時許多的國民黨人因對共產主義認識不清，不了解「容共政策」僅僅是一個權宜之計，反而受到中共混淆認知的宣傳影響，結局是共黨一步步的附體，侵蝕了整個國民政府，最終還奪取了中國政權，讓中國超過八千萬人因共黨的統治而死於非命。這個後果，恐怕是孫中山先生當初所始料未及的。
參考書目:
《中國通史一百講》作者：陳致平嘉年出版社1977年印行
《我們的國父》杜英穆著名望出版1987年出版
《國父年譜》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