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國人口出現拐點，開始負成長，這是七十年荒謬人口政策的後果，其肇因是國家罪錯，即中共領袖的「拍腦袋決策」，前後兩次，第一次是毛澤東無知的放縱，令三十八年間人口從五億翻到十億；第二次是鄧小平的「一胎化」，滅殺了四億嬰兒，人口問題最典範地顯示了在這個政權下，中國人連奴隸都不如，就是牲口，任人宰割。我在二十七年應 Pacific Forum CSIS，國際太平洋論壇之邀，寫過一篇分析文字。】
一，人口壓力是中國一切危機的總根源
1、十四億：被隱瞞的中國人口總數
據我從中國內部獲得的信息，中國政府的官員們私下都明了的人口總數﹐實際上已經達到十四億，即中國政府對外公布的"1995年十二億人"這個數字被隱瞞了兩個億。
這種隱瞞將包括以下含義﹕
a中國政府在人口問題上對世界是不誠實的﹔
b中國人口的準確數字是一個迷﹐政府事實上沒有統計能力﹔
c中國政府隱瞞的動機，主要是為了維持國內的所謂「穩定」﹔
d國際社會和西方仍以"十二億人"看待今天的中國，一切將都是錯覺。
2、人口控制政策失敗在哪裡？
a、以計劃經濟模式套用於人口控制的效果是令人懷疑的
關於國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在中國經歷了一次荒唐的巨變。1949年後的政權最初曾實行放縱式的人口政策，即毛澤東的所謂"人多好辦事"，持續二十年人口增長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38年間人口從五億翻到十億，從此形成一種舉世無雙的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類型。這個過程發展到1970年代，被一項突然出籠的嚴厲措施攔腰切斷，即中國政府強制推行的"一胎化"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得超過千分之十二的所謂"國策"。問題就在於，一個非理性的自然過程，是否可能被另一個極端激進的人為措施成功地扭轉？
中國以中央指令式計劃經濟模式套用於人口控制﹐遇到的一個基本困難﹐是"數目字上的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功能不具備，這反映在﹕
——作為計劃依據的人口統計不準確；
——以人為想像的計劃數據代替人口增長的自然速度的不可能；
——用中央指令硬行規定地方各省的增長率以匯總全國增長率的虛假性。
中國政府每五年實施一個人口控制的"五年計劃"，1985年制定的"七五"人口計劃，要求五年後人口控制在十一億一千三百萬，但1990年的統計顯示突破計劃三千萬人，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彭珮雲分析失敗的原因時說，"七五"計劃制定時就少統計了約一千三百萬人。1991年制定的"八五"人口計劃和十年人口規劃﹐又要求到本世紀末控制在十三億人之內，但1995年8月中國政府發表「白皮書」宣布人口已達十二億。
這裡包含兩個無法證實的因素﹕第一，十二億這個對外公開數字是否真實？第二，"八五"計劃是失敗了的"七五"計劃思路的延續，後果的未知性極大，而一個可知的因素是﹐中國人口政策的關鍵是控制所謂"育齡婦女"結構，但這個時期處於生育旺盛期的婦女人數高達一億兩千多萬，再嚴厲的控制也無法抑制計劃外出生人數，這也是他們估計到了的。
中國人口控制的第二個困難﹐是嚴厲的控制政策缺乏必需的教育水準和知識的前提。中國政府的宣傳和說教，面對的是兩億六千萬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22·27％，其中大多數是農村婦女），效果極其微弱。這個因素﹐既是民眾抗拒計劃生育政策（抗拒的基本動力不僅來自強大而無形的傳統習性，也來自一種更原始的生育衝動）的原因，同時也是政策實施粗暴化的主因，其表現形式是執行政策的基層幹部，和深入到鄉村的所謂"計劃生育工作隊"，對違反政策者（無生育指標而懷孕或生育）所施加的強迫墮胎、經濟懲罰以及對所有育齡婦女的預防性的輸卵管結紮，這當中所發生的政策偏差和過渡報復，是司空見慣的。
總之﹐把生育行為當作經濟行為﹐以國家計劃的方式來控制﹐其效果如同中國失敗的計劃經濟一樣﹐是令人懷疑的。中國近幾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100萬左右，淨增1400萬，這個增長勢頭將以每年1700萬左右（相對於一個中等國家）走向本世紀末。中國政府自己估計﹐一旦突破十三億，預計到下世紀中葉中國總人口約在15-16億之間，如果控制不住，將達18億。那時﹐中國的人口問題將真的變成世界難題。
b、人口控制的反人道反倫理困境
中國沒有西方的人口理論，只有相沿成習上千年的傳統生育觀念，這種觀念將傳種接代置於人生責任的首要位置，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在本世紀依然是廣大民間的基本價值。這種基本價值，又是受到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支撐的﹐即落後的生產方式主要靠勞動力的增多而維持﹐小農經濟和宗法家族制度的觀念﹐都極為重視人丁興旺﹑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傳統習俗。在未能改變生產方式之前﹐就徹底改變倫理觀念﹐勢必引起社會的強烈振盪。發生在中國的人類生育行為中前所未有的倫理困境是﹕
——人們在恐懼中選擇生育或不生育；
——生育第一次成為一種違法行為，孕婦為躲避強迫墮胎而大量逃亡﹐藏匿山澤﹔
——人為的性別淘汰，溺女嬰之風熾起，女嬰女童性別比例失調，從公開渠道能獲得的資料，即1987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女嬰死亡率高於男嬰，農村一歲女嬰占總人口比例為47.15％(低於女性占總人口的48.33％)，性別比為112.1比100，但熟知農村情形的人口學專家私下估計，被溺女嬰加上被強迫墮胎的"超生嬰兒"，全國每年當以百萬計；
以上都是盡人皆知的，外界很少知道的還有﹕
——醫生職業倫理的危機﹐這包括﹕被強迫給婦女墮胎﹐甚至將七個月以上的被墮而存活的嬰兒用藥物殺死﹔
——大量墮胎行為引起的一個醫學後果﹕廣泛使用死嬰於解剖﹑器官移植以及藥物﹑營養品的研製和使用﹔
——無計劃指標出生者﹐民間稱為「黑孩子」,失去包括口糧在內的基本生存權利﹔超計劃生育子女的家庭，常常離鄉背井，流落它方，因而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郊區出現躲避計劃生育者聚居的「黑村」「黑屯」。
我想說的則是﹐中國人口政策的有限控制效果﹐是以剝奪基本人權﹑傷害傳統價值﹑犧牲無數生命換來的﹐代價太可怕了。
二，海外移民的歷史與現實
1、內陸性與海洋性
向太平洋地區移民，在中國是一個長達千年的歷史趨勢，至少從十六世紀就開始了。這涉及到中國歷史的一個特徵﹕它是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過程。中國的漢民族﹐在漢帝國和唐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遊牧民族﹐當時稱「胡人」﹐這個壓力持續了一千年之久﹐不斷將漢族文明的經濟文化重心向南擠壓，到南宋時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在長江以南﹐它同經濟重心在北方的最大不同﹐就是海外貿易已經非常發達﹐這種海外貿易又是同開發南太平洋地區分不開的。從文化的關點看﹐古代中國是具有內陸文明向海洋文明轉換的趨勢的﹐在這種趨勢下已經形成了向太平洋移民的歷史習慣﹐南洋諸國的大量中國人﹐都是早期移民的後裔。
然而這個歷史趨勢，在明清兩個帝國的時代里停頓下來﹐明帝國是因為史稱「倭寇」的日本海盜騷擾沿海而實行海禁﹐清帝國延續海禁政策是因為清政府本身又是一個北方遊牧民族。這個停頓的變化尤其重要﹐因為它導致了中國正常的海外貿易和移民因海禁而向走私﹑偷渡的轉化。所以﹐走私和偷渡在中國也已經有三四百年的歷史。明清兩朝在中國歷史上是比較專制的王朝﹐沿海各省特別是在福建和廣東﹐人們為躲避專制和貧困而向外移民﹐成為一個歷史習慣。例如﹐台灣在十七世紀以前基本上是一個空島﹐後來明末清初大批福建人移民過去才開始發展的。
近二十年來﹐由於中共政權的控制力的減弱，中國沿海向外移民的潮流再度興起。
2、生存空間惡化是現代中國人向外移民的基本原因
大陸適合人類生存的空間很有限，平原和丘陵只占22％，可耕地占國土十分之一，近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億多，耕地減少了5500多萬畝，以1990年這個豐收年計，人均糧食780斤，是已開發國家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草地、淡水資源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九分之一、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可居住的濕潤半濕潤地區只占47％，人均森林面積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1％，全國剩餘勞動力約一億人，文盲半文盲占22‧27％，居住面積在城市為人均8·8平方米，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5輛，病床23張，醫生15‧6人。
1995年8月發表的「中國的計劃生育」白皮書憂慮地警告﹕中國如不能緩解人口對資源的巨大壓力，未來幾十年後的生態和環境惡化將危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的持續發展。當然，它迴避了一個更大的隱憂﹕十幾億人的生存空間危機，將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生存造成怎樣的威脅，和對亞洲及世界穩定帶來怎樣的不可預測的災難性後果？
這樣的資源條件在人口壓力下更形缺乏﹐人口增加，可耕地減少，人均占有糧食無法增加；農村剩餘勞動力逐年增大，沒有出路。
於是﹐太平洋成為唯一的出路。出生率高於千分之二十四的八個省區〈新疆、河南、海南、江西、安徽、福建、寧夏、青海〉，既是人口增長難以控制和預測的盲點，又是大陸內部人口流動的發源地，靠近沿海之地也是向海外移民的源頭。從地理分布來看，大陸人口密度自西向東增高，到東南沿海達到最高密度，成為生存空間壓力最大的地區，因此人口向太平洋地區的自然擴散，幾乎是難免的。西北人口高發地區如新疆可能向西擴散，東北三省可能向北擴散的態勢還是潛在的，但靠近東海的兩省╴福建和浙江（主要是溫州），以各種偷渡方式向東南亞、東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的移民已經大規模開始，一個更直接的驅動力，是這兩省的生存空間壓力，和過渡的勞動力剩餘，造成歷史上的「淘金潮」再度掀起。
當然，造成「淘金潮」還有另外兩個因素﹕一是東亞和環太平洋地區經濟崛起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二是移民潮的興起，為香港、台灣和歐美華人社會中的黑社會組織帶來巨大利潤，這種從事偷渡的黑社會"人蛇"集團﹐自1970年代越南「難民潮」發生以來﹐已經逐漸具有國際化的專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