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離開了。
那天是高溫的八月酷暑，一年中最炎熱難耐的時節。
可華人學術、知識和文化界中的許多人和眾多讀者，卻等來了陣陣寒意。
雖然他已經是九十一歲高齡，但人們還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這消息讓眾人猝不及防，讓大家感到震驚和悲慟，感到傷感不已，感到悵然若失，甚至於憤憤不平。他走得太匆忙，沒有留下任何的告別話語或囑託，此前也沒有任何身體疾恙或衰悴的傳聞。
相反，近年來他的文字和見解，仍然活躍於媒體的時政版面，就華人世界的諸多政治社會議題頻頻發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有著強烈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對暴政弊制深惡痛絕，對故國迎來自由有著殷殷期許的人。
然而，儘管他以逾九旬高齡辭別人世，他終是沒能親眼目睹高牆的覆亡、自由的來臨。
他把遺憾留給了故國和世界，把軀體還給了大地，把靈魂交給了上蒼。
靈魂是不死的能量。
有靈魂的人的死，也是生。
這是今夜我唯一的安慰。
也許，故國根本不配擁有這個有靈魂的學人。
故國所給予他的，在生前，是遺憾；在死後，仍是遺憾。
今夜，我該如何形容他呢？一個溫藹儒雅的學界長者，一個深邃但不失原創性的思想者，一個終生自我放逐的華夏民族苦難的魂靈，一個夙興夜寐、勤奮著述的書齋中人，一個種族暗黑時代的啟蒙者和極權帝國的異見者，一隻洞穿現代烏托邦撒旦主義真相的烏鴉，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和嫉惡如仇的賢者，一個在國際學術思潮的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領域起航並烙上個人印記的剛健船長，一個以微笑、菸斗、茶點、安徽方言開門迎接知識界慕名訪客的智者，一個以融合東西方學養和衝擊性思想提升了漢語學術地位的個性學者，一個把百年民族滄桑劫難凝結成胸中灼痛傷口的悲鳴者，一個對外來暴政政權始終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文化遺民，一個在物質主義時代踐行著儒釋道精義和近代知識人道德信仰的「老古董」。
八月底，他生前所創立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為他舉辦了一場追思會。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舉辦《余英時先生追思會》
會場的正中央，是他的遺像。
遺像的兩側，赫然書有「文起神州澄亂世史承道統匯西東」十四個白底黑字的大號行書正體字輓聯。
這對輓聯先用的「起」、「承」二字，道出了他的學術淵源；接著使用的「澄」、「匯」兩字，則肯定了他在學術領域的歷史性貢獻。
我尤為欣賞其中的「澄」、「道統」這幾個字，其中透露出一股勇猛剛健的浩然正氣充溢在字裡行間，展現出逝者「以一人敵一國」的恢弘氣魄。這幅言簡意賅、盤空硬語的輓聯，終將會像印章一樣，鐫刻在他平生勞心焦思的故國歷史的畫卷之中。
接連幾天，這幅輓聯中流露出的某種狂狷、剛正的味道，久久地盤旋在我的腦海里，使我不由自主地從心裡生出評析它的意圖。今夜，就讓我簡要談談他的學術理念、他的政治情懷吧。
晚清儒學大家、廣東學者陳澧，對學術有個著名的二分法，即：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
前者，相當於現代學術的通識、全人之學問；後者，相當於專家、專門之學問。
余英時自然是屬於前者的。
縱觀他的學術生涯，他的治學不在「專」，而在「通」。他的學術論著是通史、全局的學問，而非專家、專門之學。
他既「通」古今，又「通」中西；既「通」中國經典學術，又「通」西方現代學術；既「融通」人文學科的三大主幹——文（學）、史（學）、哲（學），又「通悉」社會科學，比如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雖說主攻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密切觀察歷史學的其他領域——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宗教史、哲學史、文學史、生活史等，並將這些眾多的專門史，貫通在他的治學和著述之中。
尤其是，他不僅僅只是探究中國的歷史、思想和文化，也同樣長期研讀「西學」——西方的文化、知識和歷史。
對於「西學」的興趣和熱情，他是這麼描述的：
在《我走過的路》一文中，他回憶道：「總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經歷對我以後的學術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對西方文化和歷史發生了深刻的興趣。我覺得我必須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歷史，……。」、「在哈佛大學的最初兩三年，我比較集中精力讀西方的史學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課程包括羅馬史、西方古代與中古政治思想史、歷史哲學、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等。」
在《現代學人與學術》一書中，他寫道：「我始終沒有放棄對西方文化與歷史的求知慾望。」
然而，他平生治學和撰述的重點，他的學術興趣和熱情的指向，仍然是——中國的傳統歷史、思想和文化。
只有在中國的傳統歷史文化中，才能安放他不安的靈魂。只有在中國的古舊典籍史料中，才能喚醒他深情的記憶。那是16歲之前，他的童年少年時代，一生中最美好、無憂慮的年歲。為了躲避戰亂，年僅7歲的他被父親從城市送至安徽鄉下，在潛山官莊鄉的農村里生活了9年。
鄉間生活讓他一度十分地不適應，有時他會想念昔日的城市生活。那裡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沒有衛生設施，鄉親們過著原始的貧困的農村生活。當年這個窮鄉僻壤的皖南鄉村，幾乎全未受到現代生活的感染，與幾百年前的古代傳統農業社會幾無區別。
但是，鄉間生活也使他見證、融入了中國的傳統農業社會、宗族社會，使他對傳統的中華文化載體有了一種親身的體驗，從而使他日後讀史有了一種親切感，和一份「同情的了解」。於是，在他後來從事研究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學術生涯中，他生發出了涌自心底的澎湃情感和真實感。世界漢學界從而擁有了一系列宏闊而精深的著述，華文世界也有幸收穫了茂育國族的學術蘊藏。
「一生為故國招魂」，這是他在導師錢穆先生去世後所寫的輓聯的頭一句。
這句話，是他對導師一生志業的概括、終極關懷的歸納，也是他對自己的期許。
其後，他以這七個字為標題，寫了一篇哀怨動人的悼念文章。
在文章的末尾，他表示要承當起老師的未竟之業，「繼續為故國招魂」。
那麼，錢、余師生二人的一生志業、終極關懷——「為故國招魂」，是什麼意思？什麼才是故國的「魂」？或曰「國魂」？又該如何「為故國招魂」呢？
師生二人均是史學界乃至思想界、哲學界的宏儒碩學，並且都有一份對中華文化傳統之生死存亡的憂煎，以及興滅繼絕的宏願。經由數十載研究民族歷史、文化和思想的積累，他倆得出相似的結論：「國魂」就是「中國的歷史精神」或「中國的文化精神」，或是「中華文化的價值系統」，一種以人文為中心、重視歷史和教育、看重道德觀念、人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的德性精神。
簡單來說，「國魂」乃是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或曰：中華文明的人本主義。
至於「為故國招魂」，這麼說吧，在20世紀尤其是下半葉文化崩頹、國魂飄失的時代里，他倆一生治史的終極關懷均是：中國文化的存亡；他倆一生治史的宗旨也都是：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然後加以系統地整理、提煉和闡明，從而達到保存和發揚的目的。與此同時，在自己的人生中，踐行中華文化思想所教誨的——修德，守道，砥淬節義。
余英時生前多次表示，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地觀察和評論政治，但不會參與政治。
為此，他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之餘，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專業研究達至高深地步的同時，也在痛切、熱忱、竭誠盡節地為兩岸三地華人世界的政情社情發聲進言，訓督權力，批評弊政，參與社會活動，創辦雜誌刊物，聲援抗爭的民眾，痛斥堅硬的高牆，如杜鵑啼血般悲歌不已，如靈烏號呼般憂心殷殷。
他的論政而不參政，針砭時政而遠離權力，展現了現代知識人「以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關懷公共事務」的作風，也傳承了古典中國傳統「士人」以「道統」制衡「政統」的風貌。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才20歲出頭的他，就在香港刊物上接連發表政論文章、創辦雜誌和出版社、撰寫社論和著作，以「士人」之「道統」對抗「政統」了。
在香港的近六年裡（1950—1955），作為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學生、兼職教員、青年學者，他在香港刊物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不但批評英治香港的缺乏優良學術氛圍，還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倡導華人社會吸納民主自由的價值。
他的文章，引起了海峽對岸正處於威權統治之下的台灣當局的注意。
之後，他被台當局列入黑名單，台政戰部門查禁他的文章。1955年，在他獲得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計劃」錄取後，台灣政府拒絕給他簽發中華民國護照，導致他赴美進修的計劃被延誤了大半年。最後，不得不以「無國籍人士」的身份入境美國。
與此同時，他用更加犀利的筆觸，批評他生長於斯的那片土地上的新名教、新體制。
他接連撰文指出：「極目中國大陸，是一片黑茫茫的統治思想。」
「目前祖國大陸在紅色政權統治之下，固有文化已被摧毀，西方文化也被隔絕。馬家店的新名教在中國大地上無孔不入，窒息得人人透不過氣來。『五四』以來一點殘餘的自由意識早已被掃除得乾乾淨淨。」
「馬家店的極權體制不但是從外面移植過來，強加於中國民族之上，而且對個人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摧殘壓制更超過古今中外的一切專制統治。」
從風華正茂到耄耋之年，從青絲到白髮，這樣的批判，持續了他的幾乎整整一生。
與此同時，這樣的批判，也貫穿了上個世紀中葉至今逾七十年、兩岸三地華人社會走過的歷程。就台灣來說，從1950年代開啟的戒嚴時期和白色恐怖、六十年代的《自由中國》和雷震事件、七十年代的退出聯合國、美麗島事件，到七、八十年代的黨外運動，到2010年代的太陽花學運；
就香港來說，從1950年代英治時期香港教育資源的匱乏、六十年代左派學校和紅色思潮的泛濫、七、八十年代公民社會和民主運動的萌生，到「九·七」之後香港的日漸萎縮，到2010年代港人的一波波抗爭，直至香港的全面淪落；
就大陸來說，從1949年肇始的「暴秦」式統治，各種政治運動紛沓而來，土改的血腥、反右的殘酷、大饑荒的悽慘，直至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摧毀千年中華文化，到七十年代末開啟的「黨資本主義專政」、「權貴資本主義」模式，到2010年代的極左回潮和「天朝法西斯主義」的浪潮。
在他身處的各個時代，耳聞目睹著無數生靈的哀號，體制的暴虐，謊言的瀰漫，倫理的失序，道德的滑坡，文化的傾頹，他的良知讓他無法對這一切漠不關心，無法對這種種的慘象亂象視若無睹、置若罔聞，而驅使著他竭智盡力地指斥黑暗，呼喚光明。
無論是他縱筆論政、接受訪談，還是他參與組織社團、創辦刊物，無論是他公開聲援兩岸三地的民主運動、公民抗爭，還是他對陸港台當局打壓人權、壓制民主的嚴詞批判，都秉持了他的筆下宋代范仲淹倡導的精神——「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這是暗夜的曦光，是不滅的青焰，又是寒冬的萌茁，是反抗無道的湛瀘劍，是對於受難生靈的愛的悲憫，也是對暴惡體制的憎的義旗。這樣的聲音，代表了同時代華人世界覺醒者的勇氣和良知，也是這個東方古老民族綿延千載的一絲血脈的當代再現。
作為一個世人印象中純粹的人文學者、書齋里的學問家，余英時這種對時局和政制的發聲、對公共事務的介入多少有點出人意料，尤其是他不時發出的勇敢而尖銳的聲音。但對於一個兼具傳統士人和現代知識人氣質的文化人來說，一切似乎又是那麼的順理成章。
面對這個數千年來中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這個全方位踐踏人性自由、權利和尊嚴，這個屍山血海、浩劫頻仍的時代，時常迴蕩在他耳邊的，是宋朝士大夫「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格言，是明朝儒者「從道不從君、匡正世道人心」的自勉，是歷代華夏志士「憂國憂民、救世濟民」的情懷，是現代知識人「維護人的尊嚴和社會正義」的志向。於是，他在無邊的黑暗面前便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即使為此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招來各樣的禍患和打壓、嘲諷和非議，也在所不惜了。
帶著這樣的情懷，這樣的志向，他的大量政論文章、媒體訪談、專欄寫作、公開演講，除了凸顯其豐厚而獨特的學養和思想之外，也飽含了他全部的情感、理想和價值取向，以及他所信奉的人文精神——對人的自由、尊嚴和價值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中華歷史遺留下來的優良思想文化的珍視。
並且，他的這一份公共情懷、所信奉的人文精神，從年輕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至死不渝。在他八十多歲的那幾年，還依然在多家媒體上筆耕不輟、直斥暴政，真是活出了孔子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了。直到生命走到終點之前不久，年逾九旬的他，仍然在為香港的前途命運憂心忡忡，將自己對香港人的聲援和期許，以傳真、信函方式發給身居香港的同道學者周保松先生。
自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無數的知識人文化人在權力面前，或選擇降志辱身，或選擇俯首帖耳，或選擇獻媚邀寵，或選擇沉默逃避，再不就表現出「專制下的犬儒」、「聰明者的躲避崇高」、「不願睜開眼去看博仁厚的美名的暴政的真相」。到了後來的所謂「開放」、「改革」、「領路」、「和諧」、「崛起」、「強國」、「盛世」時期，更是謳歌頌讚聲不絕，雀躍歡呼者斗量，海內外知識人、文人學者主動迎合、依附專權體制，以便從中獲取名利權色者，可以說是多如過江之鯽。
無疑的，這位華人歷史學者是一個異數。他的言行文字，讓世人看到在一眾普遍奴在心者、爭相競走權門的學術和文化圈中，依然還有少數拒絕與權力階層為伍且不憚於說真話的知識人；在一堵貌似偉岸的高牆面前，在一間擠滿了昏睡的人們的萬難破毀的鐵屋子面前，依然還有少數的在寂寞里奔馳的清醒者。
在夏日酷暑的時節，余先生匆匆作別人世了。他走的時候，沒有留下任何的告別話語或囑託。從此後，世上再無餘英時。每想到這，不免給人帶來難以言喻的空虛和悲愁。然而，他的道德人格、他的浩然正氣、他從內心發出的對天道、真理和光明終身不渝的追求，卻如同以光速傳播的重力波般充塞了整個宇宙。
原因無他，這是一位有靈魂的學人。
靈魂是宇宙的正氣。靈魂是時空的漣漪。靈魂是暗夜的星火。
有靈魂的學人，就算是手無寸鐵，抑或是手無縛雞之力，也能勝過這世上那些貌似強大洶洶然不可一世的政權。
乃因為，文化比權力更有價值，學術比政治更有尊嚴，氣節比百年帝國更有生命。
對於這位視名利如浮雲的學人來說，他寧可出現在其他知識人嚴謹學術著作的註腳里，也不願出現在某一天報紙的頭條上。他寧願與後輩學子談論一下午的學問，也不屑成為暴政權勢階層的國師或座上賓。
在他去世後一個禮拜，普林斯頓大學在該校最古老的東長青樹樓，連續三天降半旗，以示哀悼。那在烈日下迎風飄揚的白底紅藍黑相間的校旗，展演似的在風中婆娑起舞，竟好似在舞動著這位史學家峭潔的靈魂。這樣一副靈魂，會在不同地域不同時空被不同的人們感念，進而鼓舞、啟發更多的生靈。
這樣的一副靈魂，屬於永恆。
靈魂，是不死的能量。有靈魂的人的死，是另一種生。
初稿寫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修改於二零二二年九、十月，於美國威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