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大批政治犯投入監獄，既強制進行洗腦，又施以苦力勞役折磨，這套嚴重侵犯人權的暴行最早始於蘇聯。中共在大陸奪得政權後，尊蘇聯為「老大哥」，公開打出「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政治口號。於是全盤照抄照搬了蘇聯的一切作法。因此對政治犯也同樣如此折磨虐待。並將此暴行稱為「勞動改造」，簡稱「勞改」。
俄羅斯文學巨匠亞歷山大·索忍尼辛（1918~2008）以其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Гулаг），（其全稱是《古拉格群島，1918——1956，文藝性調查初探》）不僅一舉奪得197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也讓世人了解到蘇聯鐵幕後那個「黑洞」的情景。而筆者的難友、文友，老作家張先痴先生（已故）將「古拉格」三字顛倒撰成《格拉古軼事》一書，以及筆者2006年發表於美國「勞改基金會」下屬的網刊《觀察》上的《來自中國古拉格群島的報告》均對中國大陸勞改集中營的黑暗與殘酷作了詳盡地揭露，也引起了中、外不少人士的關注。由此，人們自然也就會想關注中共的勞改集中營中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在裡面掌權主事以及具體如何作惡施暴呢？本人與這個魔鬼狹谷打了半輩子交道，青春年華都埋葬在那個罪惡的地方。當然肯定接觸了其中許多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獄吏。而許多人更是印象深刻終身難忘。即使在我已進入垂暮之年時，那一個個猙獰而可怕的面孔，還不時在我夢中出來，令我常常在惡夢中惶恐、掙扎，驚叫……直到被家人喚醒。這是何等刻骨銘心之痛啊！因此有必要將此作點敘述和記錄。
獄吏的名字也屬「機密」
毛澤東年代階級鬥爭不但天天講，更要處處講。勞改營中就更加一等了。因此，當局只許囚徒知道獄吏的姓，以便稱呼，其名字則不讓囚徒得知。囚徒只能叫其為「李隊長」、「張管教」之類。但他們之間少不了要彼此呼叫，所以時間一長也從聽聞中而知其名，但只是音，具體是哪個字只好猜測估計。直到後來我在監獄醫院從事所謂「醫務勞動」，這處方箋或治療單上必須寫名字，否則藥拿錯了，針打錯了不但後果嚴重，而且他們也怕死呀。因此獄吏們只要來看病也不得不說名字。這算我們搞醫的一點「特權」。但由此也挨過打罵。一次一個勞改幹部（即獄吏）來看病，我小心翼翼請教其尊姓大名。他很不高興地說了三個字「王中正」。我剛在紙上寫下「王中」二字，他便在頭上不輕不重地敲我一下，並罵道「渾蛋！你怎麼寫的」？我驚詫莫名不知哪裡錯了？這時他才說「宗教的『宗』，政治的『政』」。這時我才猛省，原來他怕我寫成「中正」豈不與蔣介石總統同名，在那個年代還得了麼？我啼笑皆非只好連連認錯。最後他起身時還不忘「教育」我一句「今後要注意，不許再犯」！我只好連連應承。心裡卻在罵道「你算個什麼東西？給蔣委員長提鞋都不夠格」。當然，這只能是「腹誹」之詞。但也足見那個年代的既恐怖又可笑。所以下面提到的獄吏的名字。有些人只能是音相同，字不一定準確。
農村小混混伍映堂
中共勞改集中營最高的一級組織叫「勞改支隊」（首腦為政委與支隊長）；其下是大隊（同樣設政委與大隊長）；大隊下是中隊（設指教導員與中隊長）中隊下是分隊，一般只有一名分隊長，管著若干個犯人小組——這就是中共勞改隊大體組織情況。而每個中隊設一名所謂「管教幹事」，此人專管對囚徒的所謂「改造思想的教育」，即用黨八股與中共的惡法來給囚犯進行洗腦。伍映堂就是當年四川芙蓉煤礦勞改支隊第五中隊的所謂「管教幹事」。此人本系四川珙縣農村中一個無業小混混。土改中當了積極分子，鬥地主時當地許多農民對地主下不了毒手。這伍映堂則兇殘異常，對地主及其家人捆綁吊打，罰跪碎瓷渣地面，灌辣椒水…他都一馬當先毫不手軟。因而深得領導青睞。土改後因為他當時人年輕才二十出頭，又極會向領導獻殷勤。這位領導當了高縣警局長，便把他招入局內成了個小警員。但此人文化太低大字不識幾個，很難勝任辦案、取證之類的工作。於是1956年便將其送去勞改隊當幹部。當時中共警、司單位對一些半文盲之類的低能兒不好安排工作，便往勞改隊調。因為那裡初成立需要人。只要學會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認罪服法，安心改造」這幾句話。會開門關門，清點人數。就OK了！而那位領導因伍映堂會拍馬屁獻殷勤，調走前又送了伍映堂一張「布票」（「布爾什維克黨」之票），再加上此人出身貧農，這自然就等於拿到了一張中共當時官場上很吃香的通行證。
因此此人到勞改隊後不幾年便由分隊長升為管教幹事，後更成了中隊的「指導員」雖然步步高升，但智商文化卻進步甚微。拿著囚犯花名冊點名，許多名字他都認不得就亂叫，不識之字便認半邊。如「吳靜齋」他叫「吳青文」對方一時反應不過來沒答應「有」！他反而大罵「你耳柔打蚊子去了呀！我在喊你」。弄得對方哭笑不得。還有位前國民政府官員複姓司馬，名慕遷。本是一個含歷史掌故有文化底蘊的名字，表達了對太史公司馬遷的敬仰，也表達了對孩子的期盼。可這伍映堂不但不懂，連字也不識。點名時便喊道：「司馬……啥子雞巴遷哦？取你媽些怪名字……」他自己無知，還如此無理亂罵人。囚徒只有無辜受辱，痞子便是如此蠻橫霸道。他有時「雅興」一來，還要給大家讀報宣講時事，結果更笑話百出。一篇報導宣傳所謂解放軍如何英勇善戰。文中「一門迫擊炮」他竟讀作「一門追擊炮」，「狠狠打擊了敵人的挑釁」，他讀成「狼狼打擊了敵人的挑半」等等。我們坐在下面聽著又不敢笑，只有咬著牙強忍著。就這樣的低能兒，蠢貨，竟然派來對我們這些原國民政府官員，文化知識人，教師，文人，學生……進行所謂「思想教育改造」，真是智愚錯位，是非顛倒，只有共黨極權專制下才有這種怪事情。
當然勞改集中營里像伍映堂這樣的獄吏絕非個別而是普遍存在。例如有個姓孫的共軍轉業兵，調來勞改隊，因其說話聲調特別大，像吵架似的，我們便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孫大炮」。他當過兵自然見識過「訓話」場景.於是便拿囚徒來作「訓話」的對象，以過把官癮。他裝腔拿勢乾咳兩聲便說「今天下午我看大家在幹活中，多數同志還是自覺的，但有個別同志就很不自覺呀，我今天暫不點你的名……」他把我們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稱「同志」，在中共看來，他自然是喪失黨性立場，嚴重的政治錯誤。可是我卻覺得若與這種愚氓蠢貨為「同志」那才真是我的一種奇恥大辱。
暴徒「餘一腳」
先說這「餘一腳」名繼發，是河南農村中的一個放牛娃，共軍四十年代從那裡經過，他年僅16歲便被共軍裹挾入伍。當時他沒有名字，叫餘三娃。其連指導員看他樣兒有點像前幾天在戰場上被國軍擊斃了的一個共軍士兵張繼發，便「靈機」一動把這死人的名字給了他。據余繼發後來對人說，這「烈士英靈」給他帶來了好運。一路打仗順風順水只受了兩次輕傷，到1950年他已混成個副排長了。1954年以排級軍官身份「轉業」地方被分配在四川滬州專區監獄當勞改隊獄吏。此人生性暴烈，再加在共軍里成天黨文化灌輸的就是仇恨，仇恨。所以他大概就相信這些囚徒就是「舊社會」里「剝削」了他的「地主老財」。所以平日對囚徒只要一點不合其意，非罵即打。而且他經常穿著一雙共軍官的軍用皮鞋，厚重結實，他卻藉此為「工具」動不動便飛起一腳踢向對方。本來此人就是個粗人有點牛勁，再加那厚重的皮鞋，所以往往便把對方踢倒在地，多少天后都還在痛。所以大家恨死了這傢伙便送給他一個外號叫「餘一腳」。後來此人突然患了骨結核病。當時中共的醫藥非常落後，經過半年多治療，結核雖愈，卻落下一條腿畸形殘疾。成了個跛子，這下真的成了只有「一腳」是好的了。我們背後都笑著罵：「踢人踢多了，報應，活該」！他從此自然無法再踢人了。但此人仍怙惡不悛。不能腳踢便用手打。更經常用繩子捆人，甚至把人捆到大小便失禁。在一次鬥爭一個叫陳忠良的囚徒的「鬥爭會」上，這個余獄吏拿著一根竹棍猛揍陳忠良的腰腿部，最後竹竿都被打斷，而陳忠良多日不能正常走路。余之兇殘由此亦可見一斑。
後來「餘一腳」在瀘州看上了個姓彭的姑娘，這姑娘卻十分討厭這個跛子。可余有點小人的聰明，當時他是排級幹部轉業，工資比一般幹部還多一些。他便向彭姑娘的母親跪下說「只要你女兒與我結婚，你老人家我養你一輩子」。這老太太寡居只此一女正愁老年生活無著。聞此言便以「父母之命」強令女兒與余完婚。五十年代的中國這套陋習還比較盛行。彭姑娘最後含淚嫁給了「餘一腳」。婚後二人自然貌合神離同床異夢，而余又是個愚頑之人脾氣特怪。他只要看見其妻與哪個年輕男人多說了幾句話，便疑彭姑娘與這男人有私情。於是在夜間家中便對其妻審問加暴打。彭被打得喊「救命」，旁人誰會去管？第二天其妻來監獄醫院找我們名為「看病」實則治傷，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真是慘不忍睹。可見此人品質之惡劣，心腸之歹毒。
上世紀七十年代，監獄調來大批女犯。此時「餘一腳」是監獄醫院的一把手，女犯中有個叫鄧x碧的，原是護士，因與人勾搭成奸，便想謀害其夫，遂乘與丈夫進行靜脈藥液注射時，故意將空氣注入，害死其夫，被偵破後，鄧x碧被判無期調來我們這個監獄服刑。此女有幾分姿色，遂與余獄吏眉來眼去。一日二人竟在一間房內私下「親密接觸」。有人查覺便去告發。等到有人來捉姦時，鄧x碧已跳窗逃走。捉姦須捉雙，自不能成立。但也有幾個女獄吏「管教」，與余素來不和，於是進行追查。便將鄧x碧弄來由女醫務人員強行提取陰道內的「分泌物拭子」，然後送去化驗室在高倍顯微鏡下尋找精子。當時全中國都還不能作DNA鑑定，所以只有用這種落後的方法，結果顯微鏡下未發現精子。後來有人才說，幾年前余就已作了計劃生育輸精管結紮術，哪能有精子？一場風波只好就此不了了之。最後雖無法定案，但獄領導也覺此事鬧得沸反盈天影響很壞，於是對這個余獄吏不再那麼信任了。最後被提前「退居二線」了事。可見什麼「善惡到頭終有報」也並不一定。特別在極權專制的壞體制下，惡人並無惡報更是常見。
「監獄王」冷代發的興衰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原四川省第四監獄改名為四川省女子監獄，關押了全國各地的許多女囚犯。不久，四川省勞改局派來了一位典獄長名叫冷代發。原是重慶市墊江縣所謂警局的局長。後來調到了勞改系統，擔任過一個勞改農場的場長。此人名如其人，不但冷酷更凶暴異常。經常腰間掛著一支手槍，一副威風八面的樣兒。不僅對囚徒動輒拳打足踢，用繩捆起。對下屬也是稍不如其意開口便訓斥，仍至破口大罵屢見不鮮。1993年前後我因向當時台灣的《中廣新聞》投了幾篇文藝及社會新聞方面的稿件，中廣採用後播出了。我也不知是什麼情治部門將此事告之了監獄當局。冷代發一聽勃然大怒。
1994年11月的一天，冷代發把監獄醫院的某院長（未徵得他的同意，姑隱其名。當時我是監獄醫院的醫務人員）叫了去，開口就對他說：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你們醫院的就業員嚴家偉是台灣間諜。不准他再干醫務，弄去掃廁所監督勞動。這位某院長以前曾遭受政治迫害，以後平反，由於醫術高明當了業務院長，對我自有一點同情。於是把我叫去問我「你幹了什麼壞事沒有？冷典獄長要我把你弄去掃廁所，我拿著真有點為難」。我更莫明其妙，我說「我天天上班你都看見的，我哪幹了什麼壞事」？他當時也不敢多說，想了一會說「這麼辦，你打個報告來，我批准你提前病休，離開這裡」。可是剛過了——天事情又變了，某院長把我叫去對我說「他們改變主意了，為了不『驚動』你，叫我不要弄你去掃廁所，那你還是照舊上你的班」。俗話說「平生未作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我根本就沒幹任何違法的事。但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權保障，沒有民主自由的國家裡，政府和領導在懷疑你，而且這個「監獄王」冷代發一向窮凶極惡，連——般獄吏都怕他。我當然就更不能「免於恐懼」，乃至終日憂心忡忡了。但就在這時，我們尊敬的冷代發典獄長，卻因腐敗瀆職東窗事發，他自己倒先去飽賞「鐵窗風光」去了。我當時高興得只差沒放鞭炮去慶祝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監獄裡有個女囚犯叫陳秋菊，原是某市XX地產公司董事長，因犯貪污罪被判「死緩」。此人不但漂亮更巧舌如簧。當時中國到處都在要求各單位、部門要大力提高經濟效益。而監獄則苦於乏術。這時陳秋菊通過一個姓徐的女獄吏的「推薦」見到了冷代發。陳花言巧語說她有「關係」可以「招商引資」。說得冷代發心花怒放。可能又見陳秋菊貌美如花。我們這位「監獄王」不知動了什麼心思。競敢把這位判了死刑、緩二年執行的女囚私自帶回了她的原住地。陳回去後不但不低調躲著，還大擺宴席舉杯相慶。這一下驚動了當地，尤其是當初要搞垮陳秋菊的那幫勢力。於是先告到省，後又告到當時中央。冷代發終於落馬。但由於冷有各種關係網相護，最終冷代發只以瀆職罪輕判三年，送金堂清白江農場，當然也叫「勞改」。
四年後，1988年的——天，我坐在一輛長途大「巴士」上，突然上來——個中年男子坐在我身旁。我一看好面熟，這不是冷代發先生嗎？我於是冒叫一聲「你好！冷典獄長」。他——下臉就紅了，連忙小聲對我說「別、別…..別喊什麼典獄長，我早就不是了」接著又說「哎呀，你貴姓？我怎麼想不起了」。我說「免貴，我姓嚴，叫嚴家偉」。他大吃一驚差點從座位上站了起來。顯然是覺得這個「台灣間諜」怎麼還在「逍遙法外」？！我笑著輕輕用手按了他——下肩頭說「沒事，別緊張，我不是台灣間諜」！他頓時滿臉尷尬，幾乎是語無倫次地說「這…這些事與我無關，你們扯那些事的時候，我早就沒管事了…唉……」接著又長長嘆了——口氣。這時我也發現，在這位當年不可一世的「監獄王」身上，己經沒有了那飛揚跋扈，顧盼自雄的「霸氣」，而是兩鬢風霜一臉憔悴的神態。於是我說「是呀，人生難測，所謂三窮三富不到老，還是人在公門好修行，得饒人處且饒人吧……」。他聽了默默點頭，好像似有所悟。
獄史中的所謂「起義人員」
在獄吏中還有極少數的是所謂國民黨軍隊的下級軍官，連、排級的「起義人員」，也是從共軍轉業而被分配到勞改隊來的。人數很少。他們文化、能力都遠高於那些「大老粗」共黨幹部。但他們雖有能力卻並不受重視反而須處處謹小慎微。在我接觸到的人中，一個叫祝洪祥，東北人。在國、共兩軍東北三省戰役結束後他就成了所謂起義人員，後轉業分配來勞改隊工作，是個「中隊長」級的幹部。
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勞改集中營里死人是常事。我們當時所謂的「床」，就是一個房間內一個用木板做成的大通鋪，上下兩層，而睡在我左右上下的難友，每月、甚至每周當中都有人就那麼不聲不響地「去」了。而死神與我也是擦肩而過。
1961年的一天，因勞改隊伙食團在給我們的少得可憐的飯中還摻入發了霉的紅薯片——既苦又澀難以下咽，沒營養不說，吃後還腹脹腹瀉——那天，我在廁所拉完大便後一站起身，覺得天突然一下就黑了。也不知過了好久，當我醒過來時，已睡在一塊木板上。如果再醒不過來，人家就準備叫我「入土為安」了。後來一個難友悄悄告訴我，我當時昏倒在地，差一點就掉入糞池內淹死了。當時，這種飢餓引起的「低血糖昏迷」很普遍，很多人就這樣醒不過來便死了。我當時一是年輕，二是祝洪祥恰好在場。他當時見我完全是個學生娃娃樣兒，可能便動了惻隱之心，對犯人醫生說「給他打一針試試」。犯人醫生范松柏也是個國民黨的軍醫，他立即給我靜脈內推注了40毫升50%高滲葡萄糖液，我這才從死神身邊跑了回來。當時中國的葡萄糖比金子還寶貴，若無中共幹部開口，犯醫不敢對病人用此藥。可見國民黨的軍官，即使投降了中共，但他們從小受的教育仍不同於那些痞子們的毫無人性。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已是所謂的「就業職工」，一次我利用出差之便去到當年我曾蹲過的這個川南監獄（即芙蓉勞改隊）。想看看曾救過我的這位祝洪祥先生。結果一打聽說他犯了個什麼政治性的錯誤，已被提前作退休處理回老家去了。據說此事當局並未公開宣布，所以大家只知個大概，細節並不十分清楚。我聽後深感：人性未泯滅者，在這種環境裡被淘汰是早晚的事。祝他此後平安吧！
罪惡事業後繼有人
時序如飛，轉瞬間又過去三十年了。現在中國的「勞改事業」，仍然是生意興隆，財源廣進。雖然由於國內、外民主人士特別是如楊建利博士，吳弘達先生等不斷地對中共勞改集中營里的罪惡進行曝光、揭露、控訴、批判，使「勞改」（laogai）一詞臭名昭著。最後作為罪惡的見證，被收入英國《牛津英語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使其成為全世界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從而迫使中共最後不得不停止使用「勞動改造管教隊」（簡稱「勞改隊」）這個罪惡的名稱。中共當局於是謊稱為了與「與世界接軌」一律更名為「某某監獄」。原來的「勞改管理局」亦更名為「監獄管理局」。但換湯不換藥。仍然是沿襲那一套罪惡的傳統。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第一，毛年代是政治掛帥，現在是金錢掛帥。現在只要是富豪有錢，在監獄裡也可不但不服苦役，同樣享受好酒好肉，甚至被獄吏帶出去嫖妓，在胡、溫年代多次被媒體曝光。現在由於對媒體嚴加管控，已無人敢說。但不等於沒有。
第二，當年那些獄吏，多已死亡，餘下的也早已退休。但新換上來的很大一部分仍是原來那些獄吏們的後代，被稱為「吏二代」。這種「近親繁殖現象」在中共的許多單位里都是司空見慣的事兒。這些人當然不會是半文盲，有的還有什麼大專學歷等等。但他們身上除了繼承其父輩的所謂「赤色基因」左毒外，更多了一整套諸如：見錢眼開，見風使舵，投機取巧，勢利眼光之類的「特色」伎倆。而現在監獄中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外，在廣大內地，關在其中的多數人也都不再是政治犯而是一般普通刑事犯罪。但對這些人實行的強制苦役，敲骨吸髓的剝削，比之我們那個年代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中國今日的「古拉格群島」——沒有「勞改」之名的勞改集中營里，仍然是暗無天日，血雨腥風。因此揭露毛年代勞改營中獄吏的愚頑殘暴，則更有利於讓人們認清當局這部特殊的絞肉機——勞改營是如何的踐踏人權，滅絕人性。所以必須將這套邪惡的機制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2020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