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地攤經濟。
在基層，95%以上的矛盾都是經濟問題。前幾年經濟形勢還行，蛋糕還可以繼續做大，把基層矛盾能掩蓋掉一部分。這兩年經濟形勢不斷下行，基層矛盾就愈發凸顯了。
當然，有一些人認為這是境外勢力在作祟。
自從加入WTO後，我們就不應該把「境外勢力」當作社會矛盾和基層糾紛的回收站了。
國家和國家之間開展貿易，就像人和人之間做生意一樣，在做生意的過程中，難免會和對方發生接觸和交往，交往得多了，難免會對彼此的性格、行為方式有一些認識和評價。這都是很正常的。
我當然不否認境外勢力的存在。但這不意味著你可以隨意把人打成境外勢力。
這種方式的惡毒之處在於，它將一個人定義為徹頭徹尾的壞蛋。
因為你不是我們這邊的人，其心必異，所以你說的都是錯的，做什麼都是錯的。
它本質上是一種質疑動機和誅心，此時你們討論的事情不再重要，對方必須不斷證明自己動機清白，而我們知道自證清白是幾乎不可能的，於是你就可以不戰而勝了。
所以在我看來，一般網絡討論事情進展到把對方打為境外勢力或是漢奸，一般也就意味著不再想講道理了。
歸根結底還是那段話：
當事實對你有利的時候就強調事實，當規則對你有利的時候就強調規則，當兩者都對你不利的時候，你就跳起來罵對方是漢奸。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輿論場上的真實生態。
前兩天，周口鹿邑縣那幾個襲擊警車的小年輕，都屬於河南農村地區那種沒工作、沒學歷、也沒啥人脈和資源的農村站街仔，其共同特點是：法律意識淡薄，追求短期滿足感，性格易衝動，內心躁動而又無處發泄，行為舉止以博取同伴關注為榮。這些人理應受到法律的懲罰。
至於說到燃放煙花爆竹，你要知道，不能說喜歡放鞭炮的都是窮人，但絕大多數有錢人幾乎都不會玩兒這玩意兒，越是有錢人越注重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每到節假日，在自己的私人遊艇上度假、在自家的別墅里開派對、在私人球場裡打高爾夫的富豪們，肯定不會痴迷於放鞭炮這種低級且有危險性的娛樂活動。
煙花爆竹几乎是春節期間絕大多數低收入群體能負擔得起的唯一的娛樂活動，這些低收入群體，長年在弱肉強食的現實社會裡摸爬滾打，能彰顯自己存在感，讓別人夸一句「牛逼」的機會太少了，因此他們特別容易痴迷於煙花爆竹這種低級的娛樂方式，哪怕明知道這東西對自己、對他人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基層的低收入群體之所以喜歡燃放煙花爆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鞭炮、煙花是為數不多既便宜又能體現自己存在感的商品。
上世紀90年代，七八歲的我生活在縣城老家，那時候還沒出台禁止燃放鞭炮的政策。每到春節臨近，家家戶戶都特別喜歡放炮，有的甚至比著看誰家的鞭炮更響亮、更有氣勢，似乎只有這樣才顯得他家很拽，很不好惹。
煙花爆竹是傳統文化不假，但在農村文化解體的當今中國社會，早已變質為相互攀比、相互傾軋，以及加劇基層民眾精神內耗的一種庸俗化的載體。
回首這幾年，2008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這是對於中國而言；2020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這是對於世界而言。
無論是疫情對全球的影響，還是嚴重下滑的經濟，亦或是美股熔斷，石油價格暴跌，說2020是2008年的放大版絕不為過。
我們從幾年以前就一直在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變局影響的可能是某種局部區域，普通人察覺不到。
直到今年，疫情加速了變局的到來，才讓我們普通民眾切切實實感受到了這種影響。
2020是轉折點，也是某個節點正式開啟的元年，或是經濟，或是地緣政治，或是全球主要兩種對決力量的此消彼長，這種轉折可能要多年之後才能看得清它的存在。
2008年之後，各國經濟增長乏力，中國則在全球異軍突起，成為全球經濟發展引擎，各行各業也大都是蒸蒸日上；2020年之後，中國經濟受到巨大影響，世界更是一片衰頹。
2020年之前，大家都在比誰更強，比誰經濟發展得更好。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下，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經濟深受影響，加上民粹主義的升溫，大家忽然進入到一個比爛的局面：我雖然不好，但是你比我更差，那麼我仍然比你強。
說2022年是轉折點（無論是對於世界還是中國），一點都不為過。這個轉折點可能會持續很久，兩三年、三五年都有可能。
今後的世界大概率是一個比爛的世界，中國肯定也會在變局之中遇到無法迴避的問題，諸如經濟下滑、民生兜底、人口老齡化、少子化，以及國外的制裁、誤解和糾紛等等。
像中國這樣規模巨大的經濟體，一旦遇到突如其來的困難，底層群眾會過得更為艱難。
2020年夏天，炒得火熱的地攤經濟，一方面是對國家經濟的提振，更重要的是要保住底層民生，讓最底層的人有工作、有收入，不至於餓肚子（為了這一條底線，政策上幾乎能開的綠燈都開了）。
國家在應對可能來臨的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沒有像美國那樣搞大水漫灌（他們可以轉嫁危機，中國不能），那樣富人照樣富有，普通老百姓的錢卻被稀釋了。
也沒有降低利率，中國人一直有存錢的習慣，利率降低同樣會對普通老百姓有影響（當然，這只是原因之一）。
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增加就業機會，保住底層民生，雖然也不會過得太好，但至少沒有太大的問題。
最底層的民生得到保障，我們的社會才能維持穩定。
前不久，貴州省遵義市最大城投公司宣布156億銀行貸款展期20年償付。
說實話，三四線城市和縣城的債務是不可能還上的，因為大城市虹吸效應，三四線的人口和產業都會往大城市不斷集中，將來發展潛力幾乎是0，如果現在削減預算去還債，那更是變成了負。
在中國地方政府是不能破產的，城投公司雖然可以破產，但破產對地方財政的衝擊也實在是太大了。那現在就只能不停的拖，讓商業銀行來承擔風險。
不過商業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一些大行又大而不能倒，實際上最終就是央行承擔。
銀行給開發商授信也好，政府賣地給城投公司也好，各種救市政策、救土地財政、救開發商的種種舉措和政策，最終就必須指向一個終點——老百姓買房。
只有老百姓全面買房，這個鏈條才能轉動起來，開發商才能活下去，土地財政才能繼續維持，城投模式才能繼續玩下去。
開發商能否活下去的根本邏輯是收到多少銷售回款，而不是拿到多少銀行的貸款。
這兩年，救開發商的專項政策和資金層出不窮，而給老百姓的實惠的政策太少了，
除了放開限購限貸，刺激民眾繼續買房之外，真正的惠民舉措還是太少了。
一方面是淹沒在《南方周末》等媒體新年獻詞裡的宏大敘事，一方面是基層經濟困難下的矛盾多發、頻發。
生產過剩了，分配也出問題了，蛋糕也做不大了，就連作為最大生產力的勞動人口都不願生孩子了。
這要是發生在古代社會，接下來能做的，可能就是打砸搶了。
我們需要對法律保持敬畏，但更需要對苦難保持平視。
還是胡適那句話說得好：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