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以「藍苹」為藝名走紅上海灘影劇界的江青,曾經和多才多藝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評人唐納(原名馬驥良),發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戀糾葛。這場「唐藍婚變」曾經轟動一時,並廣為人知,但唐納婚變之後的人生際遇,詳知內情的人卻並不多。
困頓時江青接濟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身處絕望之中的藍苹決定離開上海,奔赴陝北。
進入延安時,藍苹即把名字改為江青。她是個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女人。她曾向別人說過這樣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層板。」她的每一次愛情,幾乎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特定目的。
當她在上海鬧得沸沸揚揚、聲名狼藉而不得不遠走延安時,恰逢賀子珍與毛澤東鬧誤會,並離開延安赴蘇聯治病。這使江青有了一個難得的趁虛而入的機會,不到一年的時間,她便和毛澤東相戀,並於1938年11月結婚。
在江青離開燈紅酒綠的大上海時,唐納成了《大公報》的戰地記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際,沿滬杭線進行了艱苦的採訪,並以筆名「羅平」發表了許多戰地通訊。
1937年12月,南京陷於日軍之手,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唐納也隨著內遷的墮胎到達武漢。看到當時上海影劇界群星紛紛匯集於武漢的場面,他提議組織一個附屬於《大公報》的「大公劇團」。由於唐納在影劇界幹過多年,人頭熟,又有組織才能,因而他的倡議很快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大公劇團」迅速得以成立。導演鄭君里、應雲衛和演員趙丹、白楊、金山、顧而已等人,都成為劇團的成員。
1938年夏,唐納寫出了抗日話劇《中國萬歲》,由應雲衛導演,演出後獲得了各界好評。就在此時,他愛上了話劇女演員陳璐。同年10月,他們經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個兒子。
唐納雖和陳璐結合,但對藍苹卻仍然念念不忘。他為陳璐取了個藝名叫「紅葉」,據說是為了和「藍苹」相對;他還寫了一首名為《千里吻伊人》的歌詞,據說也是為藍苹而寫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唐納離開上海赴重慶。陳璐和他們的兒子則留在了上海,後來陳璐改嫁給了一個鹽商。
唐納到重慶後,曾在應雲衛的中華劇藝社工作過,勉強有碗飯吃。但不久因劇社解散,唐納一度失業陷於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極其苦悶,再次企圖自殺而未遂。
此時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過什麼途徑打聽到了唐納正處於潦倒窮困之中,於是每月從延安托人捎送10元錢接濟他。每當收到這筆錢,唐納必先從中抽出1元,和其它貧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權當在困難中相濡以沫,苦中作樂。
1944年,唐納在重慶成立了「中國業餘劇社」,自任社長,馮亦代任副社長。劇社成立後,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納又陷於困頓之中。直到抗戰勝利前夕,唐納才憑藉他流利的英語找到了稱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國駐華大使館聘用,進入該館新聞處工作,由此得以從困苦中解脫出來。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邀請,赴重慶談判。沒過幾天,江青也藉口「牙疼」要求到重慶治病。
毛澤東對江青此行,最初並不贊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雖然勉強同意了,但說好了一個條件,即不允許江青在重慶公開露面。
拒見江青卻晤毛澤東
不允許江青公開露面參與政治活動,這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當年7月初,中國民主同盟和國民黨的6位參政員到延安參觀訪問時,其中的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澤東提出想見見江青的要求,當即被毛澤東婉拒。左舜生對此頗感「遺憾」,他在從延安歸來所寫的《記民主政團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這樣寫道:「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苹,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7月5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一個七八歲的女兒來送我們,兩隻活潑美秀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苹有點像,可是藍苹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後,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個七八歲的女兒」,確是毛澤東和江青所生,其實當時只有5歲。毛澤東帶著女兒為客人送行而不讓江青公開露面,大概是不願左舜生回重慶後張揚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慶後並未和毛澤東在一起,而是和女兒李訥共同住在張治中的桂園內。此時的江青,心情很激動,特別是當她聽到張治中手下的一名內勤說了一句「她比宋美齡漂亮」的贊語後,更是興奮了好幾天。但遺憾的是,她卻不能像宋美齡那樣在各種公眾場合出頭露面,無法在記者們的照相機鏡頭前展現風姿。
江青不明白毛澤東為什麼不許她公開露面,但她畢竟是一個有強烈好勝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難以公開露面的情況下,她竟然悄悄地背著毛澤東,打電話秘密約見唐納。不料,江青卻未得如願。也許她還不知道,此時唐納不僅已從生活的困境中解脫出來,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愛。據唐納事後對人說,江青秘密約見他時,他對江青的舊情「已經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經今非昔比,見她會惹事生非。
不過,唐納雖然拒見江青,卻出人意料地見到了毛澤東,而且毛澤東還對他說了一句話。這是唐納一生中跟毛澤東惟一的一次短短的會面,對於當時的情景,他在數十年後仍然念念不忘、記憶猶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納與從台灣來訪的一位老朋友談話時,曾經說到:「毛澤東到重慶的那一年,我仍在重慶。有一天,我接到張治中(當時是政治部部長)一張請帖,是在他家裡開酒會,說明是歡迎毛澤東。當時我很奇怪,何以有我?雖可能酒會後看戲,但看的是『平劇』又非話劇,無論如何輪不到有我!但我抱著一種好奇心理也去了。當主人介紹我與毛澤東相見時,說:『這位就是當年的唐納!』毛澤東一面顯得驚訝,一面緊握我的手瞪大兩隻眼,說道:『和為貴!』因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過。」
邀請唐納參加歡迎毛澤東的酒會,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們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對於當事人唐納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見毛澤東,是因為「抱一種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請帖,名正言順。而毛澤東短短一句話,則不僅使他略顯慌亂和尷尬,也給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難琢磨的「好奇」。
實際上,毛澤東的一句「和為貴」,可謂將家事、國事一語雙關,既道出了他和唐納猝遇時的機智和幽默,也說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在和陳璐分手後,唐納在數年中一直獨身,忙於寫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藍苹、陳璐之後,愛上了女演員康健。他們一度在重慶打得火熱,但在抗戰勝利後,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終有歸宿
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唐納又回到了上海。在《文匯報》總編、友人徐鑄成的邀請下,他辭去了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的工作,轉而出任《文匯報》的副總編。
1947年8月,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唐納應邀出席。當時,《自由論壇報》的一位女記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頓生愛慕之情。這位女記者是國民政府前駐法大使陳菉的三女兒陳潤瓊,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很純正,談吐非凡,舉止端莊,堪稱才貌雙全。
唐納對陳潤瓊一見傾心,而陳潤瓊卻沒有很快響應。於是,唐納開始了一番苦心孤詣的瘋狂追求。1949年,陳潤瓊赴香港工作,唐納也調往出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1949年2月,陳潤瓊去美國到聯合國工作,唐納也隨著到了美國。他先在《紐約日報》供職,後又到聯合國的一家中文印刷廠工作;1951年,陳潤瓊前往巴黎,唐納照樣跟蹤而去。
唐納如影隨形,緊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給陳潤瓊獻上一束花,同時送上一封用蠅頭小楷端端正正寫成的情書。
這一份痴情,使陳潤瓊深受感動。漸漸地,她發覺唐納不僅富有才華,而且為人善良,極重感情。1951年,陳潤瓊終於答應了唐納的求愛要求,兩人在巴黎舉行了婚禮。從此,唐納的感情才最終有了真正的歸宿。
在巴黎,這兩位記者棄文從商,開起了飯店。從最初的「明明飯店」,到後來的「京華飯店」,再到「天橋飯店」,生意日益興隆,越做越紅火。
唐納和陳潤瓊結婚後,生有一女,取名為馬憶華,其含義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國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納,不僅對所戀之人一片痴情,而且對生養自己的祖國同樣是赤子情深。他後來之所以會離開上海遠赴海外,一方面和他對陳潤瓊女士的愛戀之情有關,另一方面還有一層難言的隱衷。
這層隱衷,在唐納於1949年2月初從香港寫給上海的鄭君里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大陸眼看就要解放,實現了我們的願望,《文匯報》的同仁都是『青春結伴好還鄉』,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戰時,阿苹曾秘密到重慶治牙,還打過電話約我在『凱歌歸』酒家見面,我斷然拒絕了。在我這個方面,已經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說我『鴛夢重溫,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現在很認命,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愛過阿苹,我曾經為她的出走幾乎自殺;也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麼都下得了手。別了祖國,別了上海,別了青春,別了朋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是一封和著淚水寫成的信,傾吐的無疑是唐納的肺腑之言。事實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榮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寶座之後,唐納的知交好友鄭君里、趙丹等人紛紛受到無情迫害。而唐納幸虧遠在海外,「旗手」鞭長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直到「文革」結束後,唐納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國大陸,幾度重遊上海,撫今思昔,感慨萬端。不過,他每次回來都行蹤秘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僅限於走訪幾個當年的親密朋友而已。
緣於唐納和藍苹曾經有過的那段關係,身居巴黎的唐納經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訪。就連一位曾被江青視為她自己的「斯諾」、在江青授意下為其立傳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在得知唐納隱姓埋名於巴黎的消息後,也難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專門兩次前去登門拜訪,並提出願以20萬至30萬美金為酬,與他合作寫江青。但維特克的這一要求,被唐納堅決拒絕了。
曾有海外報紙刊登消息說,唐納為招徠顧客,在自家開設的飯店二樓舉辦過江青照片展覽。唐納對此斷然否認。他坦誠地說:「我這個人,不但不念舊惡,而且一旦絕交,也是不出惡聲的!」
唐納晚年曾計劃寫一部自傳,為此他曾托人尋找自己當年在濟南寫給江青的那封長信,以及江青當時寫給他的兩封信,尋找當年各報的報導。但是他雖然幾度提筆,卻在未能寫出這部自傳時便被病魔纏身了。1988年,唐納因肺癌病逝於巴黎,享年74歲。
摘自《文史春秋》200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