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23日，中共《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文章《各部門各單位深入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
其中列舉中聯部、中央政法委、中央黨校、中央政研室、教育部、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共央視等是如何「深入開展學習」的。
一些專家學者對於共產黨的這類政治運動曾經做出深刻分析。
例如前澳大利亞政府中國政策專家加諾特（John Garnaut）曾經撰文指出，
「共產黨從未在「說服」而是在「控制」上投入了全部注意力。通過創造一個徹底封閉的系統，控制全部有利和不利的條件，從現實上、社會上和思想上「打破」個人的獨立性，它們發現它們可以控制人類的心智，就像巴普洛夫幾年前在莫斯科的實驗室里發現了狗的條件反射一樣。」
加諾特說的絕非是簡單的形容，而且可怕的事實。1921年一月24日，列寧簽署了一道政府命令，《科學家I.P.巴甫洛夫的傑出成就對全世界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義》。
而作家蔡詠梅在2006年《開放雜誌》撰文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指出中共一次次的運動，讓無數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她說，「接踵而來的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整人運動不斷，還有密如蛛網的群眾監督，使人人活在恐懼之中，連革命者和共產黨員也提心弔膽，生怕一不留意就滑到了萬劫不復的階級敵人那一邊。我母親有一個朋友在毛澤東時代十多年一直處於高度恐懼中，他怕聽「份子」兩個字，每天一到黃昏心裡就發慌。文革後披露的數據顯示，那些為紅朝高唱讚歌、地位顯赫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內心也深藏恐懼」。
蔡詠梅指出，「有不少知識分子自以為他們是真心擁護熱愛共產黨，但這種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懼轉化而來的，這種微妙的病態心理即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面對主宰自己生死的強大恐怖力量，將內心的恐懼下意識地轉化成效忠臣服乃至愛戴，是人為生存的自我心理調適，它能使人獲得虛假的安全感乃至幸福感。檢視我自己在毛澤東統治下度過的青少年歲月，實際自己也患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有非常深切的親身感受」。
《解體黨文化》書中同樣指出了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書中說，「中共比較成規模地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開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審干、鋤奸運動。黨員的反省資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夠深刻，難以過關。在運動的日日夜夜裡，幹部們普遍緊張焦慮，食不甘味、夜不安寢。黨員幹部在強大的暴力威懾和理論灌輸之下，經過漫長的精神煉獄，最終從肉體到靈魂都顫抖著屈服在『黨』的權威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