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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靜:另一種聲音

—柴靜:人生太短暫,去瘋去夢去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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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的語文課本上有道題:魯迅先生寫過「我的院子裡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這句話反映了魯迅先生的什麼心情?

我有個朋友叫老羅,當年念到這兒就退學了,他說:「我怎麼知道魯迅先生寫第二自然段時到底是怎麼想的,可是教委知道,還有個標準答案。」

我另一個朋友馮唐,找了一個黑店,那兒賣教師參考用書,黃皮兒的。

那書不應該讓學生有,但他能花錢買著,書中寫著標準答案——「這句話代表了魯迅先生在敵占區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師對全班同學說:「看,只有馮唐同學一個人答對了。」

老羅和馮唐把背標準答案的時間省下來,都早早地幹了自己喜歡的事。我屬於第三種,沒辦法脫離又沒勇氣反抗。

課堂上安分守己,一聲不出,但什麼也聽不進去,低頭在紙上亂寫亂畫,考試時對魯迅先生瞎揣摩一氣,卷子上打著紅叉發下來。

時間長了,被動消極,每天最後一個到學校,第一個走。

那時候山西的小縣城還一片僵凍,離開學校無處可去,沒有公共汽車,沒有店鋪,沒有大排檔,沒有書報亭。

有一個紅星電影院,但只有在學校組織看愛國電影時才能進。這裡算全城的文娛中心,幾個老人坐著小馬扎在電影院門口曬太陽,懷裡摟著小孩兒。

沒有貓狗這樣的寵物,小孩拿根繩牽著田鼠走來走去,它用後腳站著,前腳端著干饅頭吃。

電影院門口擺著兩個開裂的撞球案子,五毛錢打一個小時。

有幾個小混混,嘴角斜叼著煙,嗆得眯起眼,冷風裡猴著身子打球,軍大衣領子尖豎著,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他們追逐女生時粗糙又兇狠,毫無浪漫之感。

除了這些「閒人」,大家都待在單位——這個形容流水線上產品的數量詞,人人嵌在其中。

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輟學,受盡動盪之苦,覺得進不了單位就會變成瑕疵品似的讓人恐懼。

他們希望我將來能考上大學的財務會計專業,畢業分配進鐵路局。

鄰居們都說這工作好,不用風吹雨淋,只要算盤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藍袖套,穩穩噹噹一輩子,還能坐火車不花錢。

為了能讓我這樣生活,父母以他們的方式保護我——課外書是「閒書」,不能看;晚飯時可以看全國統一轉播的新聞節目,因為裡面可能會有考試內容。

在我看來,這還不如看新華字典有意思——起碼有些漢字長得挺好看的。我吃飯舉著工具書看,遭到了表揚,我媽讓我妹向我學習。

我對這種生活沒什麼情緒,因為即便給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高中時,我媽買了一台紅燈牌收錄音機讓我學英語。短波能收到台灣電台,家裡沒人的時候,我就守著聽「亞洲之聲」「中廣流行網」。

主持人吳瑞文、謝德莎、沈琬、林賢正、李麗芬、陳樂融……

我不知道這些名字我寫得對不對,但隔了二十年,寫下每個名字的時候,我還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是我的朋友。

有一期節目,沈琬說一個叫黃家駒的人當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關心永遠在》。

她說:「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會在哪裡。」說的時候她哭了。

我當時不知道黃家駒是誰,她說得也沒什麼出奇,尋常情理,但打動了我,那之前沒有成年人用這種方式對我說過話。

我第一次想到,原來一個職業可以是這樣的。原來,傳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

半年後,我考上了鐵道學院財務會計專業,幹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動的事——到湖南省電台去找工作。

領導把我打發走了,因為要當主持人必須學過播音,由國家分配。

回到學校,我用磁帶錄製了一期節目,名字抄襲陳樂融的《另一種聲音》,又去了電台。

一個叫尚能的主持人聽了五分鐘,說:「今天晚上在我節目裡播。」他沒去徵求領導同意,就這麼做了。

就這樣,我進入了傳播行業,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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