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左起：邵江、王超華與王丹2019年在倫敦合影。
由於中國共產黨當局的信息封鎖，中國許多年輕人不清楚甚至不知道，三十四年前的1989年6月4日，中共當局曾經出動軍隊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抗議者進行了血腥鎮壓。當年的熱血青年學生，如今也都白髮斑斑。三十四年前和三十四年後，回首往事，他們最感到意外的是什麼？
當年「沒想到」鎮壓如此血腥殘酷
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中共當局出動野戰軍殺入中國首都北京，鎮壓以學生為先導的反腐敗、要民主的和平示威者。那一鎮壓事件在國際間又稱天安門屠殺。在當年，大多數人沒有想到中共的鎮壓會是如此血腥和殘酷。
王丹，當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名列《北京市警局搜捕「高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中21人名單的第一位。
王丹：「第一個沒有想到的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是如此之殘暴，而且治理國家的手段竟然是可以動用正規軍這種不可思議的軍事手段來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對於一個八十年代成長起來自視為天之嬌子的大學生來說，面對正規軍的掃射，這已經完全超乎我們的認知範圍。所以，對中共政府的這種殘暴本質，這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的。」
邵江，1989年5月18日與時任中共總理李鵬對話的絕食請願學生代表之一。
他也對當時的殘酷鎮壓感到不可思議。
邵江：「大概我沒有這種殘忍的預估。當時沒有估計到解放軍會動用的一個全副武裝的二十多萬人的軍隊，而他們的實際對手是一群和平示威者。那是完全超出我的想像的。我在現場能感覺到這個對示威者是非常殘酷的一個局面。所以我到今天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很超出意外的一個經驗。」
儘管對中共對內殘酷鬥爭的歷史有所了解，但是邵江仍然對中共六四鎮壓下手之狠仍然感到非常意外。
邵江：「從我後來回想和流亡過程中學習和了解的經驗來看，實際上中共進行六四式的殘酷鎮壓不是第一次了。實際上你可以追到很多事情，比如說我們在上大學講黨史課的時候，也有打AB團，延安整風，那都是很殘酷的。中共建政的那幾年，所謂的一打三反，一直到反右、文革都可以看到這些殘忍。但是他直接在自己的首都動用軍隊，這麼多軍隊，來對付和平示威者，這個事真地超出想像。」
王超華，六四運動中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副主席，《北京市警局搜捕「高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中年齡最大的學生，當時37歲，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她也跟王丹、邵江一樣，想不到中共鎮壓的血腥。
王超華：「當初當然最重要的沒想到，就是沒想到（中共最高當局會下令）開槍，沒有想到會有這麼慘烈的鎮壓。」
三十四年後「沒想到」國際社會和中國人如此冷漠
但是在六四屠殺事件三十四年以後的今天，當年的學生領袖王丹還有另外兩個最大的「想不到」。
王丹：「第二個沒有想到的就是整個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政府的這種令人髮指的匪徒行為居然採取了綏靖政策，默默地接受了。這個我沒有想到。」
王丹說，在他的認知中，如果有一個國家政府如此屠殺自己本國人民，應該世界各國聯合起來把這個政權推翻了。當時在64結束以後，雖然西方國家進行了所謂的制裁，完全不痛不癢，而且不到兩年時間土崩瓦解。
王丹：「在64屠殺之後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裡，美國總統就派遣了斯考克羅夫特作為特使去密會鄧小平，保證要維持兩國的友誼，向一個屠夫遞出了橄欖枝。如此無恥的這種綏靖，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不是我印象中一個民主國家該有的樣子，但是事實就如此。這個我就完全沒有想到。」
王丹第三個最大的「沒想到」是，號稱具有五千年精神文化傳統的偉大的中華民族，在中共這種鎮壓面前毫無抵抗能力。
王丹：「雖然在運動期間每個人都振臂高呼、熱血沸騰，發誓要用生命來推進民主，但當真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所有的這些抗議活動也是迅即消散。64開槍之後，原來的那些慷慨激昂之士馬上變成了唯唯諾諾之士。整個民族沒有再出現對於這種鎮壓的再一次的英勇的抵制。這是一個非常能夠忍受苦難的民族。這種能夠忍受苦難的程度之高超出了我想像。」
當年的學運領袖王超華也沒有想到，抗議六四鎮壓、紀念六四，當年群情激昂的北京市民、中國人缺席了。
王超華：「還有一個沒有想到，就是三十多年以來最能夠堅持到紀念，而且堅持要為受難者喊出聲音的……是香港市民和天安門母親群體。……在以後的三十多年裡，包括鎮壓剛剛發生的時候我跑回醫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告北京市民書》，起草《告全國同胞書》，因為示威期間的這個狀態讓我有極大的信任。」
王超華說，當年的北京市民群情激昂，起來支持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的學生，在北京四處堵軍車，而且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和犧牲。
王超華：「這之後沒有看到他們更多的紀念行動。在之後的三十多年裡，反而是香港的市民，特別普通的市民，包括當時還沒有出生的下一代的年輕人，三十多年來一直堅持紀念。……已經過去那麼久了，包括丁子霖教授他的先生蔣培坤教授已經過世，她們仍然在堅持，這是讓我最為感動的一件事情。」
積極看待「沒想到」
周鋒鎖，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北京警局通緝令上的第五號人物。
回顧1989年春夏之交以學生為先導的天安門抗議活動，當年的學生領袖周鋒鎖似乎更喜歡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它。周鋒鎖表示，他當年沒想到而且現在仍感到驚訝的是：當初抗議活動發展之迅速，短短几個星期就擴散到幾百個城市；抗議活動社會參與面之廣，幾乎涵蓋社會所有階層和職業。而且，更他感到驚異的是當時的中國人的那種精神面貌：
周封鎖：「在北京尤其驚人，在最高峰的時候也就是5月18、19日，天安門廣場就有一百多萬人。那個廣場儘管很大，可是那麼多的人來來往往，完全是一種自發的秩序，非常的和平，這就是全民主動充滿希望的參與。這樣一個場景是非常驚人的。後來我跟很多記者談，這些記者經過那麼多年，經過那麼多的事情，見過很多的變革，見過很多的衝突，但對他們來講，八九年身臨其境的人都永遠覺得那是他們終身最難忘的。當時的人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充滿希望、這種團結努力的確是非常少有的。」
周鋒所至今驚奇並懷念「習慣於威壓沉默的人就突然有了那麼多聲音，就突然那麼會表達，突然充滿了自豪的表達。那個時候中國人顯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當年絕食抗議學生的代表邵江說：「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之前的準備，是沒有做充分的準備。這實際上涉及到幾個方面，就是一個是文革之後大家覺得這個制度必須改，那怎麼改？其實這個論述實際上是被官方一直操控的一個論述，叫改革論述。但這個改革論述實際上是民間不滿意的，就覺得光是進行經濟改革，不進行政治改革。」
批評者指出，在血腥鎮壓天安門抗議者問題上，喜好對內對外展示強硬的中共當局又展示出一種奇妙的羞澀。例如，天安門屠殺事件過後不久，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共公司NBC電視台晚間新聞主持人湯姆·布羅考採訪的時候試圖予以否認。布羅考當即予以反駁說：NBC有成百上千英尺的錄影帶顯示軍隊向學生和旁觀者開槍。
再例如，中共當局開始將鎮壓稱作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偉大勝利。但被外國記者問到這一偉大勝利應當歸功於哪位領導人的時候，中共當局拒絕做出說明。在許多批評者看來，這一事實清楚不過地顯示了中共自己也明白動用軍隊鎮壓和平示威者是可恥的而不是光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