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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4周年:海外中國留學生接著點燃蠟燭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六四之後,官方的口徑就完全變了,家裡大人以及鄰居的言論就不一樣了,以前他們都是一邊倒的支持學生,六四之後,他們的言論給我的感覺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學生裡面夾著許多暴徒,打砸搶燒,有外國黑手在背後控制,我向父母提問時,父母就不願意回答。當時,在我的心中就留下了一個質疑,當時的質疑並不是針對政府而是針對身邊的父母:你們到底是傻子還是怎麼!一開始所有人都說學生是英雄,現在又是所有人都說學生是壞人,要麼你們一開始都被騙了;要麼你們就不說實話。

2023年六月四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4周年的紀念日,三十四年了,在天安門慘遭屠殺的受害者究竟是多少依然是一個未知數!死難者家屬天安門母親組織的成員們也一個接一個地追隨他們的死去的親人們遺憾地離開了人世,隨著北京政權的日益強硬專橫,他們的親人獲得平反昭雪的這一天似乎越來越遙遙無期。不過,雖然中共官方竭盡努力試圖將事件從歷史上抹去,雖然中國國內的新一代人絕大多數都不知道六四意味著什麼,在海外的華人卻繼續年復一年地舉行紀念儀式。最近幾年來,一些在海外的中國年輕人,雖然並沒有親身經歷六四,但也逐漸加入了紀念六四的隊伍,他們甚至勇敢地面對遭受北京政府打壓的風險公開地站出來組織自己的紀念活動,生活在巴黎的年輕的藝術工作者蔣不就是其中之一,他向法廣介紹了他為何要紀念六四。

法廣:您來到法國之後,每年都組織紀念六四的活動,能否介紹一下今年的活動以及你組織這些活動的初衷是什麼?

蔣不:我們今年的紀念活動主要是兩部分:第一是請六四親歷者蔡崇國老師與學生以及香港的朋友們做一個對話,有些人可能不敢上街更願意參與對話,所以通過這樣的活動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最重要的主體活動還是六月四號當天,我們將會聚巴黎讓大家一起對六四表達紀念對中共政權表達一下態度。為什麼要紀念六四我覺得主要有兩點:第一這是一個歷史事件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歷史記憶而不是官方的敘述,這事件確實發生過,是一大罪行,我們必須去正視它。第二點更為重要的是我個人覺得六四雖是歷史但他並沒有過去,他以某種方式一直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官方的監控對民眾聚集的恐懼都顯示六四並沒有過去,六四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我覺得這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談論六四不僅是談論歷史也是談論今天,談論現在的此時此刻。

法廣:你是2019年到法國的,之前對六四事件了解嗎?

蔣不:我對六四有許多的了解,我生活在北京,街頭巷尾吃飯接觸的時候聊天就會談到六四,儘管不一定都是支持學生,但是大家都對事件諱莫如深知道不能談,我的中學和大學同學中也有許多人知道六四,他們在學校老師有時候會關起門來說一些書本上沒有的不能說的事,比較有良心的老師會講這樣一些事情,再加上當年中國網絡的防火牆也沒有這麼高,通過谷歌即使在國內只要感興趣還是可以查到與六四有關的內容圖片,而且是欲蓋彌彰:官方越是隱藏,人們就越感興趣,在資訊時代沒有秘密是真正藏得住的,越不想讓人知道,越有人感興趣,在六四前後不能更改用戶圖像海外的用戶不能發帖,大家都會去追問到底發生了什麼。

法廣:你覺得你們這一代人同六四一代人之間的交流是否存在一些隔閡?

蔣不:交流上倒是沒有什麼隔閡,他們對我們的精神上有很多影響,讓我們看到了當年有很多勇敢的人,因為年齡和代際差異相互之間不是很熟,他們中許多人是我們的榜樣因為他們當年和我們一樣是大學生,他們勇敢地走上街頭也走入了歷史,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發。

法廣:你覺得在今天的中國還有可能組織類似的活動嗎?

蔣不:我覺得應該是有可能的。六四應該說是八九民運,他其實從四月份就已經開始,因為4.26社論把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才會激發由北京市民與學生共同參與的4.27大遊行從北大一直走到長安街,所以八九民運是一個範圍比較廣的事件。今天是否有可能發生?我覺得是有可能的。因為八九民運之所以會發展到這個規模,第一是由於偶然因素胡耀邦去世把整個事件推向了高潮;第二點我覺得是更重要的,其實我看東歐泰國以及智利的民主化轉型,重要的其實並不是經濟是否發展得好,或者說生活是否過得下去,最重要的是人們的觀念的變化,人們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無法忍受時變革就很容易發生,這比僅僅看起來經濟不行更有可能發生,當我們的觀念發生了轉變當我們不安於現狀時變革就有可能發生,所以它有很大的隨機性,比如說誰也沒有預料到白紙運動會爆發,網上叫作黑天鵝或者是黑犀牛,就是說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我們不能說是失敗我們可以被鎮壓無數次但只要我們成功一次這個政權就結束了!所以很有可能再發生但在什麼時候我們也不知道。

不是我們挑戰中共,而是中共在挑戰人類底線!

法廣:你覺得去年的白紙革命與六四天安門運動是否有可比性?

蔣不:可以說各有長處吧!六四時全國各地不僅僅是學生普通民眾的參與度很高,白紙革命的群眾基礎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廣,好像參與者更多是年輕人,但是白紙革命提出的訴求比六四更激進:六四時的口號是打到官倒以及反腐敗,而四通橋之後口號就非常直接: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當然也有很多人是反對清零政策,但是白紙提出了更加明確更加激進的口號,很多人都已經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改革就能夠解決,而是整個系統出了問題,但是很可惜的是白紙因為封控的解除也很快結束了,然這其中也是由於鎮壓,我覺得白紙運動最積極的是在海外形成了一股抗爭的力量,李文亮時期海外也曾經有過許多的示威活動,但是這些活動後來就消散了因為回國或者別的原因,但是白紙之後海外的社群包括倫敦,紐約,柏林,巴黎的社群都很有活力,他們組織一些讀書會等溫和的活動也組織一些激進的抗議活動,還有很多社群正在形成,比一場示威更重要的是能夠持續產生示威的群體,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們對社會運動不要有太立竿見影的期待。

法廣:你覺得還有什麼想強調的?

蔣不:很多人問我們為什麼這樣以實名公開地站出來,我覺得主要是基於以下幾點:第一是好像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必須有人做,但是大家等著別人做,別人去做了以後自己再享受成果,如果大家都等待那麼社會變革就永遠也不會發生,所以需要有人去做!我們既然在海外比在國內地異議人士有更多地自由,既然有過多的自由就有義務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很簡單的邏輯,而且更加重要的一點是:有人經常說你這樣去挑戰中共政權不覺得害怕嗎?我覺得這樣的表述其實是錯誤的,不是我們在挑戰中共政權,而是中共政權在挑戰全世界人類的底線!他們的所作所為簡直令人髮指,是他們在挑戰全人類!我們的背後站著的是70億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這些人都和我們(en solidarité)團結在一起,所以我覺得不是我們在挑戰中共而是中共在挑戰全人類,我們不應該怕他們而是他們應該怕我們!這可能是比較重要的一點!

六四:難以釋懷的兒時記憶

來自北京的藝術家盧西(化名)三十年前還是一個幼小的兒童,對她來說,六四曾經是一個難以釋懷的情結:「六四的時候我已經有記憶了,那個時候是頭一次看到身邊所有的人都那麼的開心,家裡的大人還有周圍的鄰居每天都在談論政治,批評政府,雖然那個時候我並不了解政治,但是,中國人的教育是不可以質疑權威,家長至多批評一下單位的領導,但是從來也沒有聽到他們批評政府,所以,那個時候,給人感覺是大家都暢所欲言,這是第一次,而且當時又是春天,氣氛特別好,大家都在一起特別開心,對我來說,就好像是過節一樣。後來就聽到開槍了,雖然別人說是開槍,但是,分不出來什麼是槍聲,以為是鞭炮聲,因為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槍聲,所以,聽到說開槍了,第一反應就是興奮;還有就是,我對4,26社論還是滿有印象,這是因為我哥哥當時就說怎麼一下次就把學生說成是動亂了,他就很緊張地說,這就性質不一樣了,好像他很懂似的,我現在回想起來他其實應該也不懂,也是聽別人說的。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六四之後,官方的口徑就完全變了,家裡大人以及鄰居的言論就不一樣了,以前他們都是一邊倒的支持學生,六四之後,他們的言論給我的感覺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學生裡面夾著許多暴徒,打砸搶燒,有外國黑手在背後控制,我向父母提問時,父母就不願意回答。當時,在我的心中就留下了一個質疑,當時的質疑並不是針對政府而是針對身邊的父母:你們到底是傻子還是怎麼!一開始所有人都說學生是英雄,現在又是所有人都說學生是壞人,要麼你們一開始都被騙了;要麼你們就不說實話。當時就有這麼一個質疑留在心理。再到後來,長大了,上大學了,就會去主動尋找一些有關六四的信息,在國內的時候就在Youtube上瀏覽一些六四的視頻。到法國之後,特別是遇到了曾經是天安門工廠學生糾察隊的張健之後,我就拉著他要他向我介紹六四的情況。後來也去聽一些有關六四的講座和討論會。」

法廣:你什麼時候開始去參加在法國的六四紀念活動?

盧西:其實我到法國之後就去參加六四的紀念活動,參加瑪麗與張健他們組織的活動,我都會去看一下,不是每年都去,但是只要我知道,我都會去看一下,雖然,人很少,我去了可能也沒有什麼用,但是,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姿態,對那些當年在廣場流過血的人來說,如果沒有人去紀念他們,如果被遺忘,這是很傷心的事,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去,起碼讓他們知道我在這裡。

感謝生活在法國的中國藝術工作者蔣不先生與盧西女士接受法廣的專訪。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法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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