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一向顯得精力充沛，熱情高昂的胡耀邦，被迫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辭職到突然辭世之間，只有820天。
中共官方新華社發布消息的當天，北大、清華等北京許多高校的校園裡，就出現了各種學生自發的悼念胡耀邦的活動。
在24小時之內，學生校園內的悼念性質，就從緬懷胡耀邦的功績，轉向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為胡鳴冤。
耀邦之死
4月17日晚，在北京大學校園學生沙龍的「三角地」，學生討論決定，應該走出校園上街遊行以表達訴求。
後來成為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回憶說：「因為我主持沙龍（當年在北大校園三角地王丹主辦的學生論壇『民主沙龍』）有點名氣，同學們就推舉我做組織者。我們就連夜打著橫幅出來了。在從北大徒步到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我們就草擬了七條意見」。
5月18日清晨，北大學生與陸續到達廣場的北京其它高校的學生匯合，大家討論通過了「七條要求」，也成為主導學潮前期的著名「七條」：
七條要求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分領導實行改選。
蓄勢待發
一個前共產黨總書記的去世，為什麼會引起高校學生如此強烈的反應，最終導致一場空前的、波及到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民主運動？
30年後，今日中國校園裡的大學生們可能覺得不可思議。而在當時，沒有人覺得意外。
一方面，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進行了10年後，在給中國人帶來巨大變化和實惠的同時，社會分化、貧富不均、貪污腐敗等等弊端和社會矛盾日漸明顯和尖銳。
而另一方，1978-87年間，中國思想界、理論界、學術界、新聞出版界空前的活躍自由。
由專業人士組成的研究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等多項改革的智囊機構，在中共最高層開明派人物如總理趙紫陽、總書記胡耀邦等的直接參與和授意下，由國務院牽頭，積極探討中國的政治發展前景。
「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等今日中國不可想像的話題，也成為公開的理論務虛探討內容。
至今，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仍視1978-1987的十年，是中共治下政治氣氛最寬鬆的「黃金十年」。
乍暖還寒
然而，這場似乎越來越濃烈的「小陽春」在1987年遭到了一場霜打。
1986年秋，北京等部分城市高校發生學潮，導致中共內部強硬派對他們眼裡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浪潮喊停。
胡耀邦因對學潮表現出的溫和態度，被鄧小平等政治老人認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利」，1987年一月被迫下台。
這位共產黨的總書記永遠不會知道，在他身後，引發了一場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
悼胡發難
悼念胡耀邦的花圈輓聯不斷送到天安門廣場。但是，政府對學生的要求保持沉默。越來越多的北京高校學生走上街頭，一批首先站出來的學生開始籌備獨立的學生會組織並成為學運領袖。
北京初起的學潮也開始波及到中國其它大中城市的高校。
1989年4月20日凌晨，請願學生在中共權利核心中南海新華門外，與武警發生衝突。
當局警告要「廣大市民警惕，一小撮人正在試圖挑起事端」。悼念胡耀邦越發顯示出特殊的政治意義。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大會堂舉行。數以萬計的北京高校學生沒有理睬北京市政府的禁令，頭一天晚上就進入天安門廣場守候。
當天早上，更多陸續來到廣場外的大學生衝破廣場周圍武警象徵性的攔截，與廣場上的學生匯合。
數以萬計的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的廣場上等著為胡耀邦遺體送行，並向中央領導遞交請願書。
參加追悼會、時任北京時政雜誌《新觀察》主編的戈揚（已故），在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接受BBC中文部記者的採訪時，這樣描述當時大會堂內的情景：
「大會堂內陰森森、黑黢黢的，有一種很強的壓力感。鄧小平這些中央領導人，在同胡耀邦家屬握手後很快就從後門溜走了」。
戈揚，這位中共延安時代的老幹部，沒有從後門走，而是來到人民大會堂前門。面對廣場上被遺棄的10萬請願學生，戈揚醞釀了這樣一首詩：
一塊土地分成兩邊
中間隔著一堵暴力的牆
耀邦的屍體在這邊
耀邦的靈魂在那邊
我們都是來自那邊
沒有那邊哪有這邊
4·26社論
「這一邊」的學生遭到了「那一邊」的政府的完全漠視。
三位遞交請願書的學生代表，在大會堂前的台階上長跪不起而沒有人理會。
幾乎是不約而同，廣場上學生喊出一片「罷課」聲。
廣場學生打著各自高校的校旗，湧上長安街頭，開始了此後近兩個月里幾乎天天發生的大遊行。
罷課迅速波及北京高校並蔓延到中國其它城市，西安、長沙等地還發生了打砸事件。
時任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以北京市委的名義向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匯報說，大學生的矛頭直指共產黨。
鄧小平為剛剛起來的學潮欽定了性質：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1989年4月26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當時是北大作家班學員、後成為學運領袖之一的張伯笠，現在回憶看到社論的那一刻，仍覺得不寒而慄：
「『動亂』這個詞和『反革命』這個詞對中國人都不陌生。中國人聽到這個詞會感到毛骨悚然。這個社論給我們定性了。我們很多人可能一生都要背著這個社論的包袱。所以後來的學生運動就轉向了，七條要求就變成兩條了：公開對話、取消4·26社論。」
4·26社論見報之前，由官方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25日晚間廣播。
當晚，恰逢北京各高校自治會代表在北京政法大學召開『北京市高等學校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成立大會。
王丹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們暫停會議來聽廣播。大家非常氣憤，當場決定27日舉行大遊行，也是表態反對4·26社論」。
一呼百應
4月27日清晨，北京各高校學生衝出校門，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學生組成了糾察隊，手挽著手，高唱的是「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當時是北大生物系三年級學生的沈彤（後成為學生領袖之一）回憶說：
「26號晚上，宿舍樓樓道里一些同學把自己的日記等物品都燒了，樓道里一堆堆的火，一些同學把頭髮剃光，大家準備4月27日浴血去天安門抗議」。
然而，走出校園的大學生遇到的是北京百萬市民的夾道歡呼和警察的不知所措。
十里長安街上，旗幟飛揚橫幅高舉，口號聲和歌聲此起彼伏，聲討與歡笑交織在一起。
4·27大遊行成為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規模最大的遊行之一，也是最具慶典性質的。
學生凱旋迴到校園，但4·26社論的陰影依然籠罩。高自聯決定組成對話團要求同政府對話，並提出12條對話條件。
政府則一口回絕。
紫陽異調
5月4日，是五四運動70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北京的大學生和開始不斷湧入北京的外地高校的大學生匯合在一起，再次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
同一天，從朝鮮訪問歸來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銀行理事會代表團時，發出了與4·26社論完全不同的聲音。
趙紫陽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應該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解決問題。」
趙紫陽的『亞銀講話』第一次明確顯示出中共最高層對學運的不同態度。中國社會各階層，包括管制嚴厲的新聞界，開始公開表示對學生的同情甚至支持。
趙的語調溫和的講話，促使許多學生認為應該「見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開始複課。
然而，4·26社論仍像一把刀懸在頭上。中共建政後慣用的「秋後算帳」的前車之鑑使學運領袖感到焦慮，他們在討論下一步的對策。
學生領袖之一，當時北師大中文系學生程真回憶說，高自聯的學運領袖們做出決定，「只能用更多的犧牲，更強烈的方式表達，才能引起全社會，引起政府對學生愛國民主心願的重視」。
程真所說的更多的犧牲、更激烈的做法，就是絕食。
附：六四人物
胡耀邦：中共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1年至1982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是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推動者，大批中共老幹部在胡耀邦的力推下得以復出。1987年胡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去世。胡耀邦去世引發大規模學生民主抗議運動，運動最終導致六四暴力鎮壓。
王丹：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之一。八九民運爆發時是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本科生。學運前曾在北大校園裡主持「民主沙龍」，從事校園民主運動。六四鎮壓後王丹被中國政府通緝，在當局全國通緝21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王丹六四後曾多次被中國政府逮捕判刑。中國政府在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訪華前夕，以「人道主義考慮」為名，允許王丹保外就醫，王丹隨即流亡美國，後就讀於哈佛大學並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現居美國。
戈揚：中國1980年代自由派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之一。中共延安時代老幹部，曾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新觀察》主編。《新觀察》在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民主探討中頗有影響力。1989年5月北京宣布戒嚴後，正在美國訪問的戈揚憤然宣布退黨。六四鎮壓後戈揚被政府定為「動亂分子」，滯留美國。2009年1月戈揚在美國紐約病逝。
張伯笠：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之一。八九學運爆發時張伯笠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學習，後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副總指揮」。六四鎮壓後張伯笠是遭警方通緝的21名學生運動領袖之一。在中國大陸輾轉逃亡兩年後，1991年秘密逃亡香港並繼而流亡美國。張伯笠皈依基督後在2000年成為牧師。張伯笠現居美國洛杉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