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成都的阿莫尼奧·梁在峇里島海灘上使用筆記型電腦工作。(2023年6月22日)
隨著COVID「清零」結束，中國開放邊境後不久，張川南(音譯，Chuanan Zhang)失去了上海一家化妝品公司會計的工作，她決定探索這個世界。
34歲的張說，「化妝品生意慘澹」，因為疫情期間每個人都戴著口罩。下崗後，她花了1400美元參加了在線泰語課程，獲得了教育簽證，搬到了風景秀麗的泰國北部城市清邁。
張是越來越多移居海外的中國年輕人之一，他們不一定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是為了逃避在嚴格的疫情政策下生活了三年後，中國競爭激烈的工作文化、家庭壓力和有限的機會。東南亞因地理位置接近、生活成本相對低廉和熱帶風光而成為熱門目的地。
自中國結束防疫封控措施並重新開放邊境以來，還沒有關於移居海外的中國年輕人數量的確切數據。但在中國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小紅書(Xiaohongshu)上，數百人討論了他們移居泰國的決定。許多人獲得了學習泰語的簽證，同時制定了下一步計劃。
今年年初，在清邁帕亞普大學，大約500名中國人開始了在線泰語課程。
曼谷私人語言機構杜克語言學校(Duke Language School)的老闆羅伊斯·衡(音譯，Royce Heng)表示，每個月約有180名中國人詢問簽證信息和課程。
遠離家鄉尋找機會的部分原因是中國16至24歲人群的失業率在6月份升至21.3%，達歷史新高。好工作的稀缺增加了長時間工作的壓力。
紐約奧爾巴尼錫耶納學院社會學教授貝弗利·阮·湯普森(Beverly Yuen Thompson)表示，對年輕員工來說，選擇急流勇退是一種越來越流行的應對當前向下流動時期的方式。
「在20多歲和30歲出頭的時候，他們可以去泰國，自拍，在海灘上工作幾年，感覺自己的生活品質很高，」湯普森說。「假如這些遊子在自己的祖國有他們希望的同樣機會，他們本可以只是旅行度假。」
在中國疫情期間，張曾一度被關在上海的公寓裡幾個星期。即使解除封鎖，她也擔心再次爆發COVID疫情會阻止她在國內四處走動。
「我現在更看重自由，」張說。
一筆慷慨的遣散費資助了她在泰國的時光，她正在尋找長期留在國外的方法，也許是通過在線教授中文。
搬到清邁意味著早晨在鳥鳴聲中醒來，享受更輕鬆的生活節奏。與在中國不同，她有時間練習瑜伽和冥想、購買復古衣服並參加舞蹈課程。
38歲的阿莫尼奧·梁(音譯，Armonio Liang)離開中國西部內陸城市四川省成都，前往印度尼西亞峇里島，這是一個受歡迎的數字遊牧目的地。他的Web3社交媒體初創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限制，而他使用的加密貨幣交易應用程式則招致了警方的騷擾。
搬到峇里島給了他更大的自由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這些錢在家鄉可能只夠勉強生活。
「這是我在中國無法得到的，」梁說，他指的是在海灘上用筆記型電腦工作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進行腦力激盪。「成千上萬的想法在我的腦海中湧現。我以前從未如此有創造力。」
他也很享受他遇到的微笑歡迎。
「在成都，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如果我對陌生人微笑，他們會認為我是個白痴，」他說。
不過，海外生活並不全是海灘聊天和友好的鄰居。湯普森說，對於大多數年輕工作者來說，這樣的停留將只是他們生活中的插曲。
「他們不能有小孩，因為孩子必須上學，」湯普森說。「他們無法履行對父母的責任。如果年邁的父母需要幫助怎麼辦？因為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去找全職工作，或者被叫回家。」
張說她面臨著結婚的壓力。梁希望他的父母和他一起搬到峇里島。
「這是一個大問題，」梁說。「他們擔心離開中國後會感到孤獨，擔心這裡的醫療資源。」
2020年，由於航班在大流行病期間停止，32歲的黃萬雄(音譯，Huang Wanxion)在菲律賓保和島滯留了七個月，他花時間學習自由潛水，也就是在沒有氧氣瓶的情況下潛水到深處。
他最終飛回了中國南方城市廣州的家，但在政府2021年打擊教培行業後，他失去了在一家私人輔導公司的工作。他的下一份工作是每天駕駛超過16個小時的網約車業務。
「那段日子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台機器，」黃說。「我可以接受穩定不變的生活，但我不能接受沒有任何希望，不努力改善現狀，向命運投降。」
黃於2月份回到菲律賓，逃離了家人要他在中國找到更好工作和找女朋友的壓力。他與保和島恢復了友誼，並獲得了潛水教練資格。
但由於沒有中國遊客可教，也沒有收入，他於6月再次飛回國。
他仍然希望以潛水員的身份謀生，可能會回到東南亞，儘管他也可能會同意父母的提議，移民到秘魯，在一家家庭經營的超市工作。
黃回憶說，有一次他從40米(131英尺)的潛水中浮出水面太快，他的雙手因缺氧危險而顫抖。他吸取的教訓是避免匆忙並保持穩定前行。在下一步行動之前，他計劃利用自由潛水員的紀律來應對在中國生活的焦慮。
黃說：「我將從島嶼周圍的海洋中學到的平靜運用到我的現實生活中。」「我會保持自己的節奏。」
（本文依據了美聯社發自曼谷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