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國政府的工業政策一直沒有免於這種自上而下，政府主導的特徵。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觀察到，國務院在2000年代初雖然弱化了工業計劃的職能，但政府從未放棄對工業投資決策的影響。每五年發布一次的《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本身就包含對工業投資優先秩序的選擇。但穆嘉對本台記者分析說，政府實際缺乏真正評估政策效果的手段，「無論是對於太陽能板、機器人或是其他項目，最終我們看到的局面是這些領域的過度供給，要麼是重組，要麼是破產，總有人為之付出代價，現在就變成一個債務問題。」
而且穆嘉並不認為工業政策在整體板塊上對資源的調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他在202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綜合六個工業領域的數據指出，在工業領域資源調配起作用的主要還是各企業自己的盈利動機和民營企業的自主決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於個別重點企業仍然起到重要的扶持作用，例如幫助華為發展5G能力，幫助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競爭等等。
但對重點企業的大力扶持卻可能扭曲市場，降低經濟效率。穆嘉分析說，這種問題對於那些不受重視的工業領域的企業來說尤其嚴重，「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其他領域的企業可能缺少市場機會，或沒有機會改革；更大的問題可能是，這些企業為這樣的政策支付了代價，因為他們在付稅，如果政府不做這樣或那樣的工業政策，政府本不必徵收那些超出其需要的稅收。」
權力重新集中
除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外，以產能輸出為特徵的「一帶一路」倡議也被認為是政府主導下的一項經濟政策，在這些具有指標性的經濟政策背後都是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對經濟的主動調控。但在經濟學家們看來，這種調控的角色早已經偏離了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019年4月27日出席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論壇（美聯社）
2022年版的《劍橋中國經濟史》結語部分的作者之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洛倫·布蘭特（Loren Brandt）對本台分析說，「我們所見到的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早於新冠疫情，與2000年代中期出現的權力重新集中和更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密切相關。」
布蘭特在這裡提及的權力重新集中涉及到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個階段。自1978年中國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後，中國經濟就進入了市場化改革的時期，逐步提升民營企業等市場主體在經濟中的地位。到1990年代初，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政時期，曾先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總理的朱鎔基主導進行了對國企和政府的改革，壓縮了國企的比例，給民企更多的空間；同時，政府機構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精簡了職能，減少了人數。
但外界普遍認為，胡錦濤2003年上台後，開始逐步走回朱鎔基改革之前的老路。《劍橋中國經濟史》指出，胡錦濤時期大幅增加了針對具體領域工業、公司和技術的工業政策，擴大了對技術工業領域的政府直接投資。
穆嘉則認為，胡錦濤時期這種經濟權力的重新集中有非常明顯的信號，「（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2006年時就曾寫到，政府應該占領經濟指揮的高地，國有經濟應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他強調，這意味著中國政府是希望有強大的國有企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也波及中國。中國政府在這一波危機中通過放寬信貸來刺激經濟，但布蘭特教授在《劍橋中國經濟史》裡評價說，這些信貸大多進入了國家控制的實體，並運用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這種方式恰恰加強了國家在經濟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胡的問題，還是習的問題？
當今天的中國民眾在對日益凋敝的經濟感到憂心忡忡時，他們很容易把龐大的債務、幾近崩盤的房市、疲軟的購買力和下滑的外貿等等歸結於新冠疫情期間，習近平政府對經濟社會過於嚴厲的控制，和中美貿易戰等外部環境的因素。
2012年11月16日，北京市民在街道上閱讀一篇報導有關習近平與他的前任胡錦濤的報紙頭條。（美聯社）
經濟學家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不應讓習近平去承擔所有的責任。史劍道認為，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大多在胡錦濤時代就已經埋下了種子，「首要的就是並不平衡的經濟上所附加的那些投資，當金融危機來臨時，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大量借款；所以今天中國每年用於償還債務利息的錢超過1000億美元，現在可能差不多超過1200億美元了，這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了。」他還強調，在勞動力問題上，早在二十年前，胡錦濤時代就應該改變其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
但史劍道也承認，習近平上任後繼承了債務問題，並且沒有及時停止借款。
德國哈根大學前東亞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榮休教授華格納（Helmut Wagner）也認為，習近平在2013年上任時，面前的中國經濟已經有很多問題，他的錯誤主要是強化了權力的再集中，「在過去幾年中，（權力集中）顯示為嘗試控制私營企業，甚至想控制所有的事情；這樣一來，你就沒給私營企業留下創新的空間了，但這對習近平追趕技術革新的策略卻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他強調，創新更好的方式依然是自下而上，發揮企業自身的能動性。
華格納評價說，看來習近平政府的政策優先選項已經不再是經濟發展，而是保政治穩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了這樣的目標，習近平可能寧願犧牲一些經濟增長率。
體制的張力
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這兩個目標之間的張力在中國體制中的存在似乎由來已久。即使是1990年代，朱鎔基主導下以國企改革、分稅制等為主要內容的市場化改革，也被外界認為是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為胡錦濤當政時期強化經濟控制、國進民退創造了條件。布蘭特教授在《劍橋中國經濟史》裡則指出，習近平2013年上任後，實際上是更堅定地走回了國家控制經濟的老路；而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之間，中國政府更是倒向了後者。
2020年7月31日，北京一個商場外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上講話的新聞。（路透社）
2013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份被稱為「九號文件」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其中列舉了所謂在意識形態領域危險的七種思潮、主張和活動，並指出這些主張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文件提出要確保新聞媒體的領導權要始終掌握在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人的手中。
這份標誌性的文件發布迄今已經十年。這十年中，中國媒體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也日益加強，而中國經濟卻逐漸走向困局。
國際資本市場對此似乎也看得很清楚，外資逐步撤出中國的趨勢日益明顯。據彭博社報導，以8月23日截止的13天裡，總計110億美元的全球資金撤出了中國市場，創造了彭博社2016年以來這一數據跟蹤的最長連續撤資記錄。同時，摩根史坦利、高盛集團等國際投行也紛紛下調中國股市的股指目標。
唯二選擇
中國政府對於當前的經濟困難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上周五（8月25日）發表評論說，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確實面臨著新的困難挑戰。但評論卻又說，最近在一些西方輿論中，「中國經濟崩潰論」又沉渣泛起；這些唱衰中國經濟的人，恐怕內心從來沒有期望過中國經濟繁榮發展。評論強調，中國經濟恢復將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它仍然具有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將長期向好。
但華格納教授認為，實際上中國政府只有兩個選擇，「或者是變成殘酷的獨裁者，控制一切，命令一切；或者是對經濟和政治實施民主化、自由化。」他說，對於後一種選擇，這意味著跟隨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改革步伐進行制度改革，這是過去十年習近平沒有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