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資料照（公有領域）
巴金一生活了101歲。他出生於清末，在中華民國時代生活了37年，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56年。
但他的代表作《家》、《春》、《秋》等，都是在民國時寫成的。在中共建政後，直到晚年寫出《隨想錄》，半個多世紀，傳世之作很少。
主要成就在民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正通順街一個大戶人家。
1920年8月，考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習英文；1927年，留學法國；1934年，留學日本。
1921年4月1日，發表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中篇小說《滅亡》。
巴金作為一個作家、出版家、翻譯家的聲名，是在中華民國時代建立起來的。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比如，他的10本長篇小說，10本中篇小說，12本短篇小說集，15本散文集，26本譯著，2本自傳與回憶錄，2本論著，都是1949年前出版的。
緊跟中共留污點
1949年中共建政前，巴金是一個相對單純的作家；但在中共建政後，巴金卻成了作家裡的官，且官越做越大，當過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
從中共建政一直到文革爆發前，巴金緊跟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部署，積極投身毛髮動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他還經常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國訪問，並接待來訪的外賓。
1966年文革爆發不久，巴金受到衝擊，被作家協會指令參加「運動」，繼而被關進「牛棚」，只能寫交代，被剝奪寫作的權利，被抄家，被批鬥，過著被稱為「牛鬼蛇神」的艱難日子。
1968年夏，他在上海全市電視批斗大會上被批鬥。之後被送到松江、奉賢等地農村從事體力勞動。1972年8月13日，他的夫人蕭珊在屈辱中病逝。直到1976年10月，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幫」被抓捕，他才重獲寫作的權利。
1976年「文革」結束後，巴金曾感嘆道：「十七年中（1949-1966）沒有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作品。」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所長劉再復回憶說，1988年5月，他到上海開會，曾登門拜訪巴金，並告知，《文學評論》準備發一篇《評巴金近三十年來的創作》的文章。巴金立刻嚴肅地說：「千萬不要發表，近30年來，我寫的都是遵命文學，沒有什麼值得評論的。」巴金拉住他的手說：「我是愈緊跟愈寫得不好啊。」
巴金最大的污點是，在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遵命寫了不少跟風批判的東西。比如：
1955年，毛髮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時，他寫過批判他的老朋友胡風的文章《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寫過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成員、作家路翎的文章《談別有用心的〈窪地上的戰役〉》。
1957年，毛髮動「反右派運動」時，他寫過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參與了對文藝界知名人士孫大雨、馮雪峰、丁玲、艾青等的批判。
1966年，毛髮動文化大革命後，他曾對他的朋友柯靈等落井下石。
1956年，作家柯靈應統戰部和文化部的要求，寫了一個電影劇本《不夜城》。文革時，《不夜城》被點名批判為大毒草。當時上海文藝界領導指名要他寫一篇批判文章。他寫了，發在《文匯報》上。其中寫道：
「文藝工作者必須認真地改造自己、你不遵守毛主席的文藝方向，不能同工農兵打成一片，不能取得工農兵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為工農兵服務。你不為工農兵服務，就要為資產階級服務；你不宣傳無產階級思想，就會宣傳資產階級思想。不管是有意或無意，你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替剝削者講話。《不夜城》是這樣，《林家鋪子》也是這樣。」
晚年難得是懺悔
十年文革結束後，巴金已是70多歲的老人了，雖病魔纏身，仍以頑強毅力，寫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隨想錄》，歷時8年，共計42萬字。
1978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從1978年12月1日寫出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8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即第150篇《懷念胡風》。
然後，以每30篇編為1集，共出了5集，依次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
其中最閃光之處有二：一是講真話，二是懺悔。
關於講真話。巴金寫道：「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話說得太多。寫作了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容的讀者請罪。我懷著感激的心向你們告別，同時獻上我這五本小書，我稱它們為『真話的書』。我這一生不知說過多少假話，但是我希望在這裡你們會看到我的真誠的心。」
關於懺悔。文革結束後，上世紀80年代，許多中國作家作品的主題是：我控訴。但巴金作品的主題卻是：我懺悔。
他曾經講：不懺悔，是我們民族的弱點。這一點我們確實應該向德國人學習。他們不認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而是全德意志民族的恥辱，而我們卻把一場民族的悲劇推到林彪、「四人幫」幾個人身上。
巴金的懺悔貫穿在《隨想錄》中。他寫道：
「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20世紀50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
「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認為『造反派』不理解我這番用心感到痛苦。」
「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地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
作家蕭乾說：「巴金的偉大，在於敢否定自己。」
作家金庸說：「巴金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敢於用作品解剖自己的靈魂。」
遺願未了成憾事
1986年，巴金在《隨想錄》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思。他寫道：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1995年，「文革」30年前夕，年過九旬的巴金給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一書寫了後記。這本書分上、下集，於1995年年底出版。書中收錄了數千張歷史照片。這是迄今為止關於「文革」歷史的資料最齊備、敘述最有力度的著作之一。
巴金對這本書的編者楊克林說：「（建『文革』博物館）這件事應該做，『文革』博物館每一個地區都應該建立。」
但是，從巴金提出建「文革」博物館至今，37年過去了，巴金遺願未了。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病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101歲。
結語
當今中國，從中共最高層到最基層，許多人的思維定勢仍然是：錯的都是別人，對的都是「老子」；拒絕懺悔；滿嘴假話；誰講真話打擊誰；文革餘毒沉渣泛起。
巴金雖然有他個人、歷史和時代的局限性，但畢竟，在十年文革結束後，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仍然很大的情況下，他能夠反思文革，懺悔自己做過的錯事，倡導講真話，反覆提醒後人警惕文革悲劇重演，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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