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且不帶引號）進入1968年7月底8月初，「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且不帶引號）進駐學校，不僅遏制並結束了大學裡以造反派為主體的文革群眾運動，而且使教育界具有文革中、後期的重要取向和基本特色。本文以清華大學工宣隊為個案，概述工宣隊的某些方面。毫無疑問，在文革時期全國難以計數的工宣隊中，沒有哪一個工宣隊像清華大學工宣隊這樣既是始作俑者的角色，又有輻射全局的作用，還有獨特的文革實踐及其經驗，更有無出其右的典型影響。
一、工宣隊的由來
工宣隊緣於清華大學文革群眾兩派的武鬥。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於清華文革群眾兩派組織「井岡山兵團」（簡稱團派）和「四一四」（簡稱四派）的論戰和衝突，清華大學發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鬥」。這一武鬥既是整個文革時期單位或部門武鬥的一個典型，也是整個北京地區最為嚴重和最為慘烈的武鬥。這種武鬥不僅僅限於清華校園，還在北京一些重要公共場所（諸如天安門廣場、新華門、西單、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等）有所延伸或繼續。結束這一武鬥，既不是上述兩派，也不是清華名義上的上級主管機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及其領導人力所能及的，而是唯有毛澤東本人才能做到。
值得關注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1968年7月中、下旬，數次在北大、清華周圍等地組織要求停止武鬥的群眾遊行。四派看到這一點，數次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建議對清華實行軍管或直接派出群眾隊伍進入清華，平息武鬥。四派最後一次提出此類具體建議的時間，是7月26日即工宣隊進駐的前一天！儘管今天受到當時有關檔案文獻資料還沒有開放的限制，我們無法考證四派的這一建議是否送達毛澤東那裡或是否為他所得知，具體地說，四派的這一建議與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決定是否有聯繫或者有何聯繫，但是四派的這一建議與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多多少少有些「不謀而合」。
儘管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具體步驟或細節，由於受到有關檔案文獻資料還沒有開放等等限制還不為我們所知，但是毛澤東在1968年7月之際做出結束全國性的文革群眾武鬥的決定已不言而喻甚至不可逆轉，而在北京，就是要徹底結束以清華群眾兩派為代表的首都地區文革造反派運動及其武鬥。據遲群事後回憶，毛澤東1968年7月26日下午2點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其身邊的8341部隊有關人員開會，指著地毯上所鋪的清華的地圖，對與會人員進駐清華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點半，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有63個單位參加的進駐清華大學動員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8341部隊有關負責人等出席，部署次日進駐方案，這一大會一直開到凌晨2點才結束。次日上午10點前後，來自北京61個企業、事業單位的三萬多工人，從除了北門之外的清華各個校門湧進清華園。
然而，毛澤東沒有預料到，他所派出的這些工人進駐清華（當時置身武鬥的清華兩派群眾約有600餘人）遭到了團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嚴重傷亡（5人死亡，731人受傷）。不僅沒有任何一個清華人在事前知道毛澤東的這一派出計劃，而且這三萬多工人到達清華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澤東要平息清華武鬥的使命。當時，僅有工宣隊極少數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知道上述決定。正是由於不知道工宣隊是毛澤東所派出，不僅直接造成了上述的嚴重傷亡，而且直接造成了團派的政治滅亡。毛澤東派出工宣隊不告知清華人，成為至今都難以索解的謎。在其開始之際，工宣隊的名稱也由最初的「首都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變為「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再變為「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又變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文革伊始的一系列決定如同湖南諺語「草鞋無樣，邊打邊像」，毛澤東對工宣隊職能的調整和確定也是根據文革的形勢而適時地做出的。由於團派武力抵抗工宣隊而造成了傷亡，更是由於必須及時遏制群眾運動並制止全國性的造反群眾的武鬥，毛澤東把工宣隊作為結束大學文革造反運動的「馬前卒」。工宣隊的職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發表的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確。此文是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所寫，由他本人作了多處修改並確定題目。同日，毛澤東批示「照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中發【68】135號文件）指出：「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逐步管起來。」「……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
到了9、10月份，工宣隊進駐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已成為全國廣泛而又普遍的現象。例如，上海市在9月5日到12日，有31000餘名產業工人進入全市十個區的513所中學和1249所小學，每所中學平均有50名工人。另還有5700餘名退休產業工人與工宣隊一起進入小學。
還有一個插曲：毛澤東在7月28日凌晨召見蒯大富等北京「五大領袖」的談話中，並不關注工宣隊進駐清華的傷亡情況，並在召見結束之際叮囑不要整蒯大富。這表明，毛澤東至少到1970年11月在北京大規模進行「清查五一六」之前，都沒有「審查」或「懲處」蒯大富的意思。然而，由於工宣隊進駐清華所遭到的流血傷亡引起了工宣隊員們的極大怨憤，為了安撫工人們，毛澤東8月6日把來華訪問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阿沙德·海珊贈送給他的兩箱芒果全部轉送給工宣隊，並在稍後引起了全國性的作為毛澤東崇拜現象衍生的「芒果崇拜」現象。毛澤東還於8月15日最後一次接見解放軍副團職以上幹部時，接見了工宣隊代表，《人民日報》等媒體特別醒目地報導了這一接見消息。
《人民日報》自1968年8月5日起，以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發表兩周年為名，連續半個多月，連篇累牘地發表不點名地批判或痛斥以清華團派及其領導人為代表的「多中心論」的文章和報導，並於8月16日公布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所有這些都充分表明，毛澤東已不相信文革造反派，尤其不相信為文革立下汗馬功勞的激進的造反派青年學生。
應該指出的是，工宣隊與文革伊始進駐清華的工作組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來自清華之外的文革領導高層的「垂降」，給清華文革帶來了「主宰」；不同的是，工作組姓「劉」（少奇），而工宣隊姓「毛」（澤東）。具體地說，工作組所沿襲的是文革前的中共政治領導及政治運動路線，而工宣隊是在文革破裂或危機之際，所實施的不只是扭轉清華文革群眾運動的趨勢或走向，還要進行文革中、後期的一系列運動。進而，工宣隊不同於1967年至1969年間廣泛流行的處理或解決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的軍宣隊方式或軍管方式。雖然進駐清華的工宣隊有一定的工人成分，但是其領導或主幹卻是來自毛澤東身邊的中共中央警衛部隊幹部。這種打著工宣隊的旗號來對清華文革實施軍人干預和領導的做法，乃是文革的一個獨創。
由此可問，毛澤東當時為什麼不以軍宣隊或軍管的方式介入或解決清華文革兩派群眾的鬥爭及其危機？在我看來，利用工宣隊的方式要「優越」於軍宣隊方式或軍管方式。工宣隊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優點」：一是工宣隊人多勢眾，清華大學這樣的擁有數萬人的單位，很難派駐數百人或數千人之多的軍人來進行「管治」；二是派駐工宣隊，至少名義上「工人階級的地位」高於「知識分子的地位」，可以用理論上的強詞奪理和實踐上的強制推行，在清華全校各個部門或環節實施所謂「工人階級的領導」；三是軍事化的管理或軍事化的生活在清華大學難以全盤保證，而工宣隊則可立竿見影地讓清華文革擺脫一時的危機，迅速結束武鬥，使得清華文革轉入新的階段；四是首先在清華大學爾後在北京其他58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工宣隊，要比全部進駐軍宣隊更為「有理、有利、有力、有節」，在京畿不宜出現過多過雜的軍宣隊或被軍管的大學單位；五是工宣隊確立了毛澤東手下「親兵」對於清華文革的直接占據，清華文革1968年7月底之後進一步成為毛澤東麾下獨一無二的「文革要塞」。後來清華校內外流行的說法，即清華文革是「毛主席的一個點」，就是證明。
二、工宣隊的功能
工宣隊進駐學校，有多重的意義和功能。從當時來看，是為了消除群眾武鬥，整合不同群眾勢力，恢復學校秩序，穩定學校局勢，力圖把文革轉移到與以往不同的有序階段。長遠來看，是為了取得學校的領導權，整治廣大教師和原有幹部，監督和改造學校的各種人員，推行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改造整個教育事業，並為塑造文革新人、新社會提供一個基地。
顯而易見，工宣隊在本質上是非清華的，完全來自於文革最高領導者個人的政治駕馭及政策運作。自進駐清華到1976年10月後消失，儘管工宣隊內部沒有細緻的職務劃分和明確的幹部級別，甚至沒有什么正式建制，但是工宣隊的領導人就是清華大學的領導人，反之亦然。率領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的張榮溫（中共中央警衛團副團長），1969年1月擔任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1970年1月，楊德中（中共中央警衛團政委）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從當時楊德中還兼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可以看出，毛澤東實際上是派出自己身邊的警衛幹部主管清華、北大。至1970年初，清華大學約十名校級領導人中，只有劉冰一人（文革前擔任清華黨委副書記）是清華原有的幹部，其他人全部來自工宣隊。工宣隊是清華文革後期八年（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的政治「總督」。譬如，工宣隊在清華大學所實施的「工宣隊—黨委會—革委會」的發布文件的範式乃至權力運作的機制，亦即工宣隊高於黨委會和革委會，就是清華文革不同於全國其他領域或單位文革運作的一個特例。
一方面，工宣隊給清華大學的教育體制帶來了的變化，主要有以下三點。首先，清華當時的主導力量既不是黨委的政治領導，更不是革命委員會的業務領導，而是工宣隊的全盤領導。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隊、黨委會、革委會三位一體、一體同構的局面，但實際上工宣隊的領導及其權威直接來自中共中央最高領袖。針對工宣隊一些成員不安心在清華工作，想回到原單位工作，工宣隊舉行學習班，安定軍心，有人談體會：「我們撤了，敵人就來了。」仿佛在他們眼裡，清華大學就是一塊以廣大清華教職員工為主的「敵區」。工宣隊領導人在1974年的總結中強調，他們頂住了排斥工人階級領導的「歪風」，「保證各級領導班子中工人幹部占二分之一以上。」這是信口雌黃，因為清華校一級的領導班子，工人幹部的比例就遠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後的清華各級領導班子甚至整個大學的領導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隊代表（工人幹部和解放軍幹部，真正的工人微乎其微）、清華原有幹部和學生代表組成的，「革命教師」的代表席位不是沒有，就是無足輕重。工宣隊凌駕於革委會和黨委會之上。1969年初成立的清華革委會，只不過是處理日常行政和教學事務的機構；1970年成立的清華黨委會，不過是「抓大事」即抓階級鬥爭、抓教職員工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門。在清華之外，還幾乎沒有與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隊的權威。在恢復了清華的中共黨的機構和領導之後，工宣隊依然疊床架屋地行使著大權，這勢必造成清華黨組織中「黨內有黨」直至「黨外有黨」的局面，最主要的就是來自工宣隊的幹部與清華原有幹部的區分。
其次，清華此時出現了以工人（實為工宣隊人員）、學員、教師構成的「三結合」組織體制。這裡，無疑工人是領導，學員是主體，教師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對象。工宣隊把過去的「大學生」或「本科生」的稱呼、稱謂統統改為「工農兵學員」（簡稱學員），以示與過去的大學生（文革中被稱為「舊大學生」）乃至整個過去的教育體制和傳統區別開來，用文革的術語來說就是「決裂」。學員的取向和內涵是大學生等所無法企及的。從對學員的培養和經歷來看，工宣隊是要把他們的政治標準而不是業務標準放在首位。工宣隊一個別出心裁的作法，就是製造教師與學員的隔閡甚至對立，抬高並誇大學員的地位和作用，把作為受教育者的學員視為政治上的領導者之一，即受教育者要幫助教師改造世界觀，同時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1970年春，試招的清華大學工人班學員自發地提出一個口號：「我們上大學，還要管大學，像工宣隊那樣改造大學」，後來改成清華大學直至全國性的工農兵學員都要奉行的宗旨：「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這一「上、管、改」的口號，逐漸演變為文革時期大學的學員政治活動機制，主要用來在學員與教師之間劃定一種明確的改造與被改造的界線。學員們在入學之際和入學之後，都一再被告誡不是簡單地上大學，而是與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教師們爭奪教育權，並要占領教育陣地。「工農兵上大學的根本任務是掌握文權、鞏固政權。」因而，「對待工農兵學員的態度就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