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的中國，一方面沉浸在擊敗日寇、重新迎來和平的喜悅中；另一方面，在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上，國民黨、共產黨、第三勢力，各執一詞並激烈衝突，中國前路未卜。而美國和蘇聯則也積極介入中國局勢，試圖將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東方大國拉入己方陣營。
但是，當時的各方，無論國民黨、第三勢力、中國民眾、美國方面，都沒能預料到中共後來的所作所為，也低估了中國對世界格局和人類發展的巨大影響。
戰後的國民政府，由於第三勢力激烈批評，作為盟友的美國也對國府有所嫌棄。而中共給外界的印象，卻是淳樸而富有理想主義，朝氣蓬勃充滿希望。國內各界民眾對國府的抗議從不間斷，知識分子對政權的批評也十分激烈，美國也拒絕對國民政府進行更多軍事和經濟援助，坐觀國共衝突的成敗。
但當中共統治了中國大陸、壟斷了權力，就將投誠的敵人、中立分子、同情中共者、中共內部不夠忠誠者，紛紛除掉，即便不死的，也被鬥的死去活來。例如鎮反運動，就將已投誠甚至「起義」有功的、以國民黨人士為主的數十萬至更多人處決。這些，當然是在國共爭霸中動搖、中立、同情乃至最終選擇支持中共者，完全沒想到的。尤其那些被處決者，臨死之前，有些完全懵了，有些則必然腸子都悔青了。
1947年的中國東北四平市，國共內戰正酣。國軍名將陳明仁固守四平，擊敗了林彪率領的中共軍隊的圍攻。陳明仁看到中共軍隊在國軍陣地前屍橫遍野，不禁十分傷悲。他知道中共軍隊也是為理想而戰，而國軍同樣是為中國的統一與民主，手足相殘又是何苦？這也是當時許多國軍官兵的想法。相對於在抗日戰爭中的堅定與勇氣，內戰中國軍士氣低迷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不認為內戰是必要的，且許多人內心同情敵對的中共，認為中共官兵更有理想和值得尊敬。
國軍普遍是這樣的心境，當然沒有堅定的決心和態度殲滅中共，甚至明里暗裡「放水」。在國共內戰中最具決定性的淮海戰役（即國民黨所稱「徐蚌會戰」）中，國軍司令杜聿明、邱清泉等人基本看穿了當時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郭汝瑰擬定的戰役計劃的用心，如邱清泉就對郭汝瑰說：
「你今天這個部署就等於當年項羽在垓下的部署，今天陳毅從濟南下來，也就等於劉邦當年的情勢一樣。而今時代變了，戰略地勢沒變，我們現在在九里山，也就是當年項羽失敗的地方，這個部署非蹈歷史覆轍不可！」
但是，郭汝瑰並未被逮捕，杜聿明等人甚至最終還採納了他的戰役計劃。而淮海戰役中，國軍雖有兵力、裝備、地形等各種優勢，但從上到下戰心不堅、勝意不決，甚至嚴重「放水」。而中共則軟硬兼施、勢在必得。在戰役中，中共還給被俘的國軍發路費，留下參加解放軍還是回家，哪怕回頭再參加國軍，都聽憑自願。這樣一來，許多國軍不僅利益上不願追隨國民黨方面，情感上也都不好意思再和解放軍死硬的打下去了。中共組織的支前民工，雖然基本出於組織壓力，但很多也是因獲得分配土地而真心為解放軍推小車送給養。最終，「60萬戰勝80萬」，中共取得了淮海戰役的最終勝利，成為國共內戰的轉折點、決定了國軍失敗和中共勝利的全局。
我想，這並不是杜聿明等人的技術性失誤，而是他們並沒有必須戰勝中共的決心，甚至一部分國軍將領，在內心深處厭惡自己效忠的國府、暗暗希望中共勝利。
而後來的平津戰役、渡江戰役更是反映了國軍從上到下皆無戰意、內心希望中共統治中國的心態。這兩場戰役中雙方都傷亡很少，北平直接和平「解放」，即便發生戰役處（如天津、江陰）也很快結束戰鬥。而民國首都南京及武漢、廣州、成都等極為重要的城池，國軍幾乎不戰而降。或許當時國軍上下都被中共開明進取的形象吸引，不願違逆「歷史潮流」。於是，「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就在各方主動被動的配合下完成了。
而工人、農民、學生，更是普遍同情中共，有些加入中共，有些對中共持善意的中立。即便對中共原本沒有好感的大城市市民階層，也並不強烈反共。尤其在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後，城市市民也越來越厭惡國民黨，不少人都期盼中共「改天換地」。中共所說的「民心向背」，在當時一定程度的確是事實。
中共對於各路人士，也是積極拉攏、好話說盡。不僅對相對中立者各種許諾，對親共的國民黨人士包括高層都伸出誘人的橄欖枝，承諾將建立一個基於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聯合政府、保障公民各種權利與自由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這進一步讓各方傾心中共、支持中共。
正是在這樣的民意下，中共才以弱勝強、意外擊敗國軍、國黨、國府，成為統治中國大陸的主人。
可當它掌握了所有權力，不再受國軍威脅和在野力量制約，就迅速翻臉。那些在鎮反中即將被處決的國民黨人，必然想到當年對中共的好感與同情，簡直是雞憐憫黃鼠狼，瞎了眼蒙了心；在「三大改造」中破產自殺的資本家，也恨自己聽信中共宣傳，沒有及時攜款跑路或捐資反共，最終幾十年的辛苦盡數喪失，自己也成了十里洋場高樓下的一具具屍體；大饑荒中的農民，許多都當過支前民工、曾經給解放軍推過小車，如今卻全家即將餓死，逃荒要飯都被包括解放軍在內的各種暴力人員打死打殘；而曾經為中共獲勝頗有功績的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特工人員、起義投誠人員，文革中基本都沒有倖免的遭殘酷批鬥。他們雖然嘴上還仍然說忠於共產黨、忠於毛主席，可起碼部分人心底里必然悔恨的要發瘋。
但是，晚了。這時這些人後悔、想反抗，都已無用。連中共內部試圖挑戰毛澤東權威的人，如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劉少奇、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解放軍統帥和國家二號人物林彪，都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死亡（前兩位生前還飽受羞辱），何況那些中共黨外的人士呢？雖然也有一些前國民黨要員在各種運動中被當成「吉祥物」般得到「保護」，如陳明仁就得以善終，但絕大多數前國民黨員、第三勢力知識分子、地主和農民，都下場悲慘。
當1974年已處於彌留之際的陳明仁，回憶慘死於鎮反、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的國軍同袍戰友們，再回想自己在1947年四平戰役中對倒斃戰場的中共軍人的惻隱，會否覺得自己這種慈悲顯然用錯對象、悔恨自己沒有徹底殲滅林彪所部、守住東北了呢？在文革中被整得尊嚴掃地的杜聿明，是不是也後悔在淮海決戰時沒有全身心投入、徹底粉碎中共的攻勢呢？而早在鎮反中被處決的鄧玉麟、夏之時、何海清等數百名曾參加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對漢族和中華民族勞苦功高的國軍將領，威風凜凜戎馬一生，卻死於屬宵小之輩的劊子手的槍下，連仔細回憶人生的機會都沒有了。「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兩千年前兵家先驅的教誨，他們沒有銘記，而是被中共的花言巧語和其他邪惡勢力暫時的蟄伏迷惑，最終導致失敗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