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對沖基金正蓬勃發展，以越來越具有創造性和風險的投資策略駕馭著九十年代的經濟熱潮。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和瑞·達利歐(Ray Dalio)等經理人成了明星，李錄也渴望進入他們的行列。對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自主創業事實上聞所未聞，更不用說去吸引像著名私人股本收購公司 KKR聯合創始人傑羅姆·科爾伯格(Jerome Kohlberg)那樣的知名投資者了。但絕大多數畢業生都沒有李錄的生命故事。科爾伯格告訴當時的《紐約觀察家》周報（The New York Observer），與李錄合作投資的決定「不是那種我通常比較謹慎的事情，但我對他的欣賞占了上風」。
對沖基金喜馬拉雅資本開局不利。他曾在亞洲尋找機會，但在一九九七年該地區爆發金融危機後，喜馬拉雅在第一年就損失了百分之十九的價值。其最大的投資者之一沒多久就撤資了。李錄很快就厭倦了當日交易和賣空操作，這使他面臨無限的下行風險，而且假如一隻目標股票飆升，可能導致一隻小型基金滅亡。持有受到金融危機重創的日韓股票的股份幫助李錄恢復了元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他已管理著約一億美元的資產。他的單人店開始招人。
李錄的背景使他成為美國投資界獨一無二的人物：這位中國異見人士因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而掘得一桶金。正如一家報紙所說，他從「自由戰士到曼哈頓雅皮士」的轉變註定引人側目。一九八九年，他嚴厲斥責了訪問北京的美國政府官員，因為他們「與中國做生意的決定見利忘義」。現在，李錄欣然接受了自己哲學上的轉變，公開談論起投資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戰略，並讚揚新興網際網路的民主化效應。他還與其他中國移民建立了聯絡，其中有九十年代末他在洛杉磯結識的房地產大亨熊萬里。
二零零三年，李錄獲邀前往聖巴巴拉的一位女性家中，參加感恩節午宴，他是通過人權工作認識這位女性的。這位主人的丈夫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隨著巴菲特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成功的投資者，他創建了這家企業集團。伯克希爾副董事長、巴菲特的得力助手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也在場。芒格和李錄談起了股票，幾個小時後仍意猶未盡。這是一段持續二十年的合作關係的開始。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自信的年輕人」，現年九十九歲、仍擔任伯克希爾副董事長的芒格表示。「他非常喜歡當主管，而不是為別人工作。這對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我就是這樣的人。所以我自然同情他。我試圖說服他在伯克希爾工作，但我是在與人的天性鬥爭。」
李錄的幹勁給芒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芒格稱：「我對革命不感興趣，我是資本家。吸引我的是他的資本主義天資，而不是他的革命經歷。」
一開始，芒格建議李錄全面重塑自己作為巴菲特模式投資者的形象。這意味著放棄一時頭腦發熱而催生的交易，轉向更長期形式的「價值投資」。
巴菲特的做法強調，為那些可以培育數十年以實現增長的被低估資產提供融資。李錄來自中國，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多年後，他在《窮查理寶典》(Poor Charlie’s Almanack: 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T Munger)中文版的序言中寫道：「（在一次於哥倫比亞大學聆聽巴菲特講座前——譯註）股市在我腦子裡的印象還停留在曹禺的話劇《日出》裡所描繪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場，充滿了狡詐、運氣與血腥。」接受巴菲特的哲學後，李錄的口頭禪變成了「準確而完整的信息」。根據當時的文章，完整有時意味著不遺餘力，去了解一家正被喜馬拉雅資本研究的公司的執行長，比如參加他們的禮拜儀式或與他們的鄰居交談。
二零零四年，李錄啟動了一隻新基金，之後芒格將八千八百萬美元的家族資金委託給了他。對這位年輕的中國基金經理來說，這是天大的好事，否則他將不得不在展示月度回報的同時，匆忙籌集資金。芒格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回報好到邪惡。那八千八百萬美元已經變成了那個數字的四到五倍。」
例如，李錄很早就買了貴州茅台。在共產主義革命後不久，這個品牌的蒸餾酒就成了官方的國酒。伴隨中國走向繁榮，茅台成為向外國政要敬酒時的首選飲品，也成為高級官員行賄時的首選物品。作為一隻備選股票，它在亞洲投資界頗具傳奇色彩，買下它類似於一九九零年代晚期買下蘋果公司的股票。有時它是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
芒格表示:「股價真的很便宜，可以賺四五倍。李祿只是看好那隻股，就買了所有他能買到的，然後很快大賺了一筆。」
革命同儕之間的分歧
每年六月都是令人痛苦的天安門周年紀念日。王丹是中國政府通緝名單上的頭號通緝犯，接下來的九年裡，他大部分時間是在監獄中度過的，直到一九九八年才最終獲准在美國避難。李錄的同胞活動人士在他的自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王軍濤，那位注意到李錄的手的老人，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而獲刑十三年。歷經痛苦逃離中國後，柴玲已落地美國，並在哈佛大學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沒有回應採訪請求。)
一九九九年的周年紀念日，一家美國新聞網追蹤到了一些「天安門英雄」。王丹表示，他的首要任務是在他流亡的美國重新加入變革中國的運動。他稱：「我的夢想是我能做點什麼。」柴玲有過激進的歲月，曾在一九九零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她直言不諱:「成為一名政治活動家不會改變中國，我們面對現實吧。我們十年前就試過了。我們有數百萬人和我們一道，但沒有成功。」李錄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他仍然稱自己是異見人士，但承認他早已基本上退出了政治活動。他告訴採訪者，繼續在紐約街頭示威是「不現實的」。
王軍濤現年六十五歲。他仍然稱自己為「職業革命家」。今年早些時候，他在紐約法拉盛（Flushing）的辦公室通過電話表示，持不同政見者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是很簡單的，儘管付出了巨大的個人代價。他表示：「假如你想成為一個英雄，犧牲自己是很容易的。」相比之下，那些走李錄這條路的人必須「複雜」。「你必須平衡很多事情。」
大約始於二零零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將給中國帶來民主的理念大受歡迎。儘管李錄在北京仍是政治賤民，但他在商業上的成功使他看起來像是兩國之間天然的橋樑。正如KKR公司的科爾伯格在一九九八年所論：「我希望看到他成功，最終幫助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我認為到那時，他將是獨一無二的合格人選。」
喜馬拉雅投資早期最重大的成功支持了這一看法。二零零二年，李錄投資了當時鮮為人知的電池製造商比亞迪。儘管明面上仍被禁止參觀該這家公司在深圳的工廠，但他相信，未來取決於中國的製造業實力和十四億消費者的購買力。二零零八年，他說服芒格相信了他的願景，同時伯克希爾收購了比亞迪十分之一的股份。芒格回憶說：「我不喜歡汽車業，要在汽車業發財很難。」但「比亞迪營運非常好，早期對比亞迪的投資是一個小小的奇蹟」。去年，比亞迪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銷量最大的電動汽車生產商。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進行期間，不論當日是否顯而易見，對「貿易將帶來一個更自由的中國」的理念的神化都發生了。當時，中國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且還在成長之中。奧運會籌備階段，人權組織試圖強調政府虐待藏人和迫害宗教組織法輪功。但抵制的呼籲收效甚微。奧運會結束後，西方政界人士和企業高管飛抵該國，簽署貿易和投資協議。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機導致的西方經濟體崩潰進一步加劇了外國資本的湧入。王軍濤表示:「那是他們忘記六四屠殺的時候。二零零八年後，假如你是中國政府的敵人，你就不可能從華爾街收錢。」
這些宏觀力量在先前關係緊密的異見人士之間製造了分歧。但當王軍濤第一次到美國時，他仍和李錄會面喝咖啡，談論中國的未來。二零零六年他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並前往紐西蘭繼續學業，在那之後，他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二零零七年，王軍濤試圖返回中國時，政府通知他不會被允許回國。「他們表示，假如我留在中國，我的生活會很麻煩。」他於二零零八年回到美國，但自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李錄。「不論他做了什麼決定，我都理解」，他表示。「我不需要他。假如我接近他，我就會擾亂他的道路。哪怕我們喝一杯咖啡，中國政府知道了，也會認為這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