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國有房地產開發企業工作幾年後，熊萬里創辦了自己的房地產公司，目標是利用他在湧現於深圳周邊的高爾夫球場上建立的與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網。當年就是這樣，在習近平高壓反腐啟動之前，政界人士和企業高管之間存在密切關係是在中國做生意的公認現實。熊萬里稱：「那時候有很多土地。」他在隨之而來的房地產繁榮中富起來了。
二零零二年，熊萬里移居美國，在哈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他回憶道，他到達後，私人財富經理如何追著他到處跑，賭場則派出私人飛機接他到拉斯維加斯。他也認為，經濟繁榮將給中國帶來自由化的影響。他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上見到了李錄。兩人投資了多維，那是一家由流亡記者何頻創辦的中文媒體網站，其自我定位是批判性媒體，一旦中國自由化了，就準備進入中國。儘管在中國遭到封禁，多維的獨家新聞還是令其成了北京方面的眼中釘。它兩次預測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人選。這個常委會相當於一個內閣，在每五年一次的黨代會召開之前，其人選是一個需要嚴格保守的機密。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在紐約召開的一次投資大會（Sohn Investment Conference）上，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兼董事長李錄發表講話。圖源：© Brendan McDermid/Reuters
熊萬里認為，這是對中國未來的投資。多維面向數百萬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他們希望得到比國內媒體提供的內容更具批判性的聲音。對李錄來講，多維似乎是一筆不錯的金融投資。(喜馬拉雅及其關聯投資者持有多維母公司略低於50%的股份。)
二零零八年四月，多維領導團隊集合，召開了一次例行董事會會議。熊萬里從武漢打入電話。噼啪作響的電話那頭，他聽到李錄的聲音宣布他將出售自己的股份。這一聲明震驚了熊萬里，他要求李錄將那一部分股份賣給他，但李錄將其賣給了親北京的傳媒大亨于品海(Yu Pun-Hoi)。熊萬里表示，他懷疑李錄出售那部分股份給于品海是為討好他本人，並增加自己成為華爾街在中國的渠道的機會。喜馬拉雅一位發言人表示，從多維撤資的決定，是該公司風險投資基金整體清盤的一部分，于品海的報價被接受為最高報價。
自那一年以來，已變得清楚的一點是，貿易將創造一個民主中國的理念成了空想。國家主席習近平強化了掌權，在一場被稱為民粹主義反腐運動的鎮壓中清洗了政治和商業對手。二零一八年，他廢除了任期限制。北京對台灣愈發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和軍事姿態，以及在國內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手段，已促使西方政府和企業與遠離中國。擁抱市場資本主義的各個方面使中國變得更加富有和強大許多，但最終卻成了一個更加成功的威權國家。
變化之一是，多維將總部遷至北京，雖然在中國仍被禁止，但這家網站在報導北京政權方面變得更加謹慎。去年，以財務困難為由，多維停止營運了。
「非常不道德」
二零一零年九月晚些時候，一張在深圳綠樹成蔭的比亞迪園區拍攝的模糊照片出現在一家香港報紙上。
照片顯示，該公司一排排身著制服的管理人員和政府官員列隊站在來自美國的著名客人身後。坐在前排的是身著休閒服的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巴菲特和芒格。那一排最末一位是李錄，戴著一副深色的太陽眼鏡。儘管中共官方媒體對美國客人這次來訪的報導主要在渲染巴菲特的照片，但也證實了香港媒體有關李錄在場的報導。這是政府的二十一墮胎亡學生名單中被允許重新入境中國的第一例。
中國熱情吸引外國投資者，沒有人比蓋茨和巴菲特更引人注目了。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強大的盟友曾遊說李錄加入這一訪問中國的客人隊伍，這幫助鋪平了他的行程。相關方面同意李錄將避免公開露面。但端坐於美國億萬富翁和中國權力代表之間的李錄，看上去就像是二十年前人們口中的搭橋人。
對李錄來講，這次經歷是有啟示意義的。首先，他終於親眼見證了自己寶貴的投資對象比亞迪。據參加此次訪問的那位人士透露，儘管中國的威權當局依舊掌權，但李錄在這個經濟轉型國家親眼見證的一切確認了他對北京的態度。這位人士表示：「那些抗議活動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儘管不是全部要求，但其中一些要求變成了現實。普通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李錄隨後訪問了中國，參觀了一些公司，並在北京的幾所一流大學發表了關於價值投資的演講。二零一四年，他加入了微博客網站新浪微博，在那裡張貼有關中國發展的內容，並將中國空前的經濟崛起部分歸功於一個擁有「非凡執政能力和人才」的執政黨。他成了中國商界和金融界的名人，一位出生在文革時代、在中國和美國都取得了成功的可敬人士的榜樣。二零一九年，李錄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那裡距離三十年前他冒著生命危險以實現政治變革的那座廣場沒有多遠。在中國，他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新的公眾人物，撰寫有關投資的書籍和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文章，但絕口不提他的學生時代。
對王丹來說，與李錄在北京的廣場上結下的友誼，如今已成為遙遠的回憶。柯林頓政府確保其獲釋後，王丹成了一名學者。他表示，他在美國生活期間，和李錄曾是親密的朋友，他們面見討論中國民主的前景。他是李錄接下來的婚禮的伴郎之一。王丹去台灣教書後，他們分道揚鑣了，在李錄第一次回國後，他們的交流完全中斷。王丹在馬里蘭州的家中通過電話表示，李錄已「選擇與政府合作。他有做出這個選擇的自由，但這不是一個有道德的選擇。李錄今天的財富與天安門廣場運動有關。他從那次運動中受益。與當年殺害學生的政府官員站在一起是非常不道德的。」
王丹認為，北京也從李錄的轉變中收穫了政治紅利。「政府需要證明，一九八九年的學生已承認他們自己犯了錯誤」，他表示，這回應了熊萬里的批評。「他們把李錄當成了榜樣。」自接受本文採訪後，因遭到性侵犯指控，王丹已辭去在台北的一個教職。他否認了那些指控。一位與李錄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之所以能夠籌集到資金，是因為他的投資記錄，而他在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期間就開始投資了。「有了這個基礎，他才能成立喜馬拉雅資本，不是因為他是一名學生抗議者。」
但李錄的心態已經變了。這些年來，他開始把自己看作移民，而非難民。一位熟悉他想法的人士表示:「假如你繼續把自己當成政治難民，生活會更加艱難。你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現實，在這個現實中，你仍然把中國當作自己的家……這不是一種輕鬆的生活。」芒格表示:「他變了。他在尋找一條在這個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道路。李錄不再是革命者了。他是個資本家。你找不到比李錄更資本主義的資本家了。」
「倖存者」
喜馬拉雅資本的辦公室位於西雅圖市中心一座高樓的第二十一層，假如拜訪這裡的人認為自己一不留神走進了一家圖書館，人們是會原諒他們的。
除開角落裡藏著一台划船機，辦公室里缺少的是一些高級金融機構的常見裝飾。彭博新聞社的顯示終端並沒有高過分析師，也沒有電視機在播放財經新聞。二零零七年，喜馬拉雅從華爾街搬到了加州的帕薩迪納（Pasadena），以便離芒格更近些。二零一八年，喜馬拉雅落腳於稅率較低的華盛頓州。每一次，辦公室的設置都原樣照搬伯克希爾·哈撒韋那裡的，後者的分析師團隊詳細覆蓋少數幾家公司，並直接向中央決策者報告。喜馬拉雅首席營運長、任職時間最長的員工常勁(Gene Jing Chang)表示:「我們都服務於一個目標:幫助李錄做出投資決策。」
該公司目前管理一百四十億美元的資產。與早期在美國媒體聚光燈下的表現可成對比的是，李錄沒有積極吸引新投資者，而是找到了一批穩定的高淨值個人和養老基金支持喜馬拉雅。他們中的許多人每年都齊聚奧馬哈（Omaha），參加伯克希爾·哈撒韋大會，這是價值投資者的最終聚會。李錄的很多個人財富都與該基金掛鈎，其決定性賭注仍是對比亞迪的投資。（奧馬哈，位於美國中西部的內布拉斯加州，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總部所在地。——譯註）
這些日子，李錄更願獨處而不是待在人群中。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對閱讀有極大興趣。他不喜歡早上開會，寧願省下時間消化公司報告和財經新聞。他的辦公室，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擺滿了書籍，他從那裡打電話給分析師，進行一對一的會議，討論投資想法。常勁稱：「我們開玩笑說，喜馬拉雅是一個學術機構，李錄是這裡的教授，我是助教，分析師是學生。」
最近，隨著中美關係惡化，倡導與中國建立更密切關係對華爾街來講愈發苦難。美國的一些大型慈善基金和養老基金正在縮減規模，或完全從中國撤資。在美國許多大型企業，高管有了不眠之夜，思考如何應對當前的緊張局勢。因政治原因，比亞迪沒有在美國銷售乘用車。三十年前，包括李錄在內的學生活動人士曾遊說美國切斷與中國的聯繫，如今，一種部分脫鉤正在發生。李錄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是在二零一九年，恰在新冠疫情開始之前。
但接近他思路的人士認為，兩國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交織在了一起。當新冠疫情消息第一次從武漢傳出時，李錄動用了他在太平洋兩岸的關係網。最初，他從美國向中國運送醫療用品，然後照看比亞迪在美國出售口罩的交易。成千上萬的美國消費者在好市多的貨架上買到了比亞迪的產品，他們變得更熟悉作為醫療品牌而非汽車公司的比亞迪環形標誌。
喜馬拉雅投資者關係主管卡羅琳·金(Caroline Kim)表示，在辦公室，李錄開始每天通過視頻主持團隊午餐。「他非常關心員工，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美國沒有家人。感覺這裡非常像一個大家庭。」後來，李錄聯合他人創立了亞裔美國人基金會(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籌資十一億美元，以應對新冠大流行病爆發後湧現的反亞裔種族主義情緒。
李錄現年五十七歲，已經在美國度過人生的一半以上歲月，成為美國公民也有近三十年。他描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同時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他有牛仔靴，並喜歡談論使他富有的美國夢。但將李錄的人生旅程與絕大多數移民比較是荒謬的，這既是因為旅程開始時的歷史環境，也是因為最終把他帶向的地方。李錄不怎麼與他的員工談論過去。常勁稱，那只是「他個人歷史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自傳中，李錄寫道，他和他的革命同儕誓言，在那場運動五十年後，他們將在天安門廣場重逢。他寫道:「我們會帶上孫子孫女給對方看，也帶上我們的日記給對方看。」但假如，包括王丹、王軍濤和柴玲在內的那隊流亡者今天設法兌現承諾，那麼只有李錄才能輕鬆踏上中國的土地。為讓那成為現實，李錄不得不變成了誰？
二零一六年，他告訴國立美國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一個口述史項目：「我是一個倖存者。」
（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中國技術事務記者。本文原題「No other investor has a life story quite as unbelievable as Li Lu」，由英國《金融時報雜誌》網絡版發布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日。除截圖外的圖片均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加上小標題，圖說有細微調整。）
原文連結：https://www.ft.com/content/5308cd9f-037e-4524-a6d8-7388b3514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