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黨員身份進入專案組
我是出身貧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兩年後「文革」爆發。「文革」前，我從未接觸過專案一類的工作，一向以為那是黨的組織部門和公安部門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動打亂了一切原有的秩序與紀律，推翻了一切原有的結論，於是，我這樣連黨員都不是的人，也有了參與專案審查的機會。然而，「文革」中的專案組在打破原有秩序的同時，代之而起的，卻是踐踏人權、無法無天和幾近混亂無序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那時的所謂專案工作，或者借炒冷飯抓歷史問題，或者借現行言論製造新的冤假錯案。結果，發動全所百十號人耗費十年時光，到頭來並未抓出幾個歷史與現行的貨真價實的所謂反革命。
學部和文學所的「文革」運動，自1967年前後出現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之後，幾乎就進入了一種無政府的狀態中。如果說，這時期兩派群眾組織之間互相搜集、整理對立派的所謂材料，上報中央文革和國務院，根本就不能稱之為搞專案或成立專案組，那麼，1968年底，自從工、軍宣隊派駐學部之後，部署清理階級隊伍時，文學所成立的清隊專案組，便可算是真正的「文革」專案組了。
主管專案的工宣隊領導是首都二軌鋼廠的趙博師傅，他穿著當時流行的工作服，胖墩墩的身材，說話慢聲細語的，不像軍宣隊的薛隊長那樣咋咋呼呼。
進專案組之前，我屬於紅衛兵總隊文學所勤務組成員，曾參與過總隊總部對「5·16」反革命集團的部分審查工作，看守過被隔離審查的塗××，至今，我也未弄清軍宣隊把我調進專案組，究竟是因為出身貧寒，年輕單純，還是因為我在群眾組織里參與清查過「5·16」兵團的工作。
自1968年至1972年期間，據我所知，專案組審查事項大體有如下三類：一是翻老帳查歷史問題；二是清理解放後至「文革」前現實言論或文章；三是查「文革」中的「5·16」反革命集團案。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含義之下，真可謂把文學所從歷史到現實都翻了個底朝天，直到「文革」結束之後，這才發現這一切都不過是子虛烏有的瞎折騰！
捕風捉影查影射
查現實言論，追影射文章，是專案組的一項重要工作。「文革」時期，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學部，大字報大批判鋪天蓋地，揭發黑線人物，反動學術權威的種種罪行，除了解放前的所謂歷史問題，便是解放後的現實言論和反黨文章了。在我經手清查的現實言論中，主要是有關錢鍾書的兩句言論：一是有人揭發錢在《毛選》英譯委員會工作期間，曾有惡毒攻擊《毛選》英譯工作的言行；二是與友人議論廚房政治的錯誤言論。這在「文革」初期，前者可歸於惡攻範疇，罪當處死，後者則可定為反動言論。但在1969年「文革」中期，畢竟頭腦冷靜了些，在最終討論、寫審查結論時，我以孤證為由推翻了前條言論，只對後條作了「錯誤言論」的結論。當然，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連「錯誤言論」也很難扯得上。
另一件被當作影射文學代表作品的，是陳翔鶴和他的《陶淵明寫輓歌》《廣陵散》。早在1965年11月份，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創大搞影射文學，隨後又迫害吳晗至死之後，清查影射文學之風，便在全國愈刮愈猛。陳翔鶴在文學所旋即遭到猛烈的批鬥。待到工、軍宣隊進駐學部之後，也一直緊追不捨，多次組織批鬥會，逼迫陳承認影射之罪。陳年近六旬，且患有心血管病，連遭批鬥無法入睡，遂多服了幾粒安眠藥而猝死，結果被軍宣隊宣布為自殺身亡。事過多年之後，我曾寫過一篇《陳翔鶴之死》追記此事，表達哀思。
子虛烏有的「5·16」
在十年「文革」中，在整個學部，歷時最久、牽連最廣、最為複雜的現行案件，莫過於清查「5·16」反革命集團。我在文學所「文革」專案組耗費時間最長、投入精力最大，又最讓人頭疼費心的，也正是清查「5·16」案件。儘管此事逝去了四十多年，儘管其間我也不斷地查閱披露出來的有關資料，但我至今仍然不甚了了，說不清楚這一案件的來龍去脈，也解不開瀰漫在眼前的種種謎團。
早在1967年底前後，工、軍宣隊進駐學院前，我即參與過紅衛兵總隊清查「5·16」兵團的部分專案工作。當時在沙灘法學所就隔離審查過文學所塗××，外文所興××。因為在此前審查學部資料室馮××時還出過人命，所以，我們在審查塗、興時再也沒有發生過嚴刑逼供的情況。據說，學部「5·16」兵團是「5·16」反動組織的據點和大本營，而「5·16」兵團又是與社會上反周總理的思潮緊密相連的，因而，清查「5·16」運動從一開始，便與受到中央文革王關戚所支持的學部「兵聯隊」糾纏在一起，難以分離。聯隊的頭頭們首先遭到隔離審查，隨即將材料報送中央有關方面。時至今日，我還鬧不清是學部紅衛兵總隊的上報材料誤導了中央的決策，還是中央的決策引發了學部的清查運動。
當然真正把清查「5·16」運動推向全國的，乃是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和1970年3月中央20號文件。正是在這些事件的推動下，學部工、軍宣隊才積極組織專案力量，加強對「5·16」反革命集團的清查。在這段時日裡，我與其他專案組人員，深信中央文件的正確性，從未懷疑「5·16」兵團是否真正在學部存在過。而且就我所知，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混沌，也可說是大多數知識分子陷於個人迷信的結果。
在清查文學所「5·16」分子過程中，我先是負責王春元的專案。同時受到清查的還有塗××、張某、杜某、錢某等人。據學部「5·16」兵團的某些人交代，文學所有個「5·16」分隊，以上便是分隊骨幹。實際上，這一名單大體包攬了紅衛兵聯隊文學所的骨幹力量。用如今的眼光看，也許這一名單未免過於龐大，讓人生疑，但在當時，因為有中央文件作根據，加之學部長期以來激烈的兩派鬥爭所積聚的派性和復仇心理作怪，也就並不十分生疑了。
按照清查「5·16」的中央文件規定，既然「5·16」兵團是一個反革命集團，那麼清查運動便迅速升格為對敵鬥爭，於是，在各種名目的學習班的名義下，嚴厲訓斥、威逼與恐嚇，便也不可避免，車輪戰式的疲勞轟炸更是家常便飯，《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等語錄往往成了敲打人的武器。在長時間的疲勞轟炸之下，年過五十的王春元倒也能沉得住氣，依舊能態度和藹地與我們周旋，從來沒有亂招亂供的現象。我和王春元之間也未出現你死我活的緊張態勢。倒是連日的疲勞轟炸，讓我也有些體力不支了，有一夜晚遂抽空找個安靜處所小憩了一兩個小時，未料想此舉竟遭到軍宣隊一小戰士的嚴厲批評，說是清查「5·16」是一場對敵鬥爭，你擅離戰場便是犯了臨陣脫逃的錯誤。我內心不服，卻又無法為自己辯護。
大約在1970年前後，學部清查「5·16」運動在河南「五七」幹校持續一年之後，終於發生了一些變化，不知是清查運動本身的問題，還是因為上層政治鬥爭出現新情況的緣故，清查運動呈現出疲軟狀態。我等參與清查者已開始懷疑「5·16」兵團是否真正存在過，蓋因被審查者的交代大都不一致，甚至前後矛盾，而且我已逐漸意識到，即使有這一組織，其一般成員也未必都是敵我矛盾，其性質就如同已放下槍的國民黨士兵一樣。
促使我產生懷疑「5·16」真實性的另一因素是，就連我自己也被懷疑是「5·16」第二套班子成員了。我自然深知自己並未參加過這類組織，我的同派戰友也不會參加的。於是，我對軍宣隊領導保證說：我不是「5·16」，我的朋友何文軒、王保生、許志英、王信等也不可能是。此時，我與一些可以信賴的朋友常聚在一起議論清查「5·16」運動形勢，並逐漸取得了一致意見：不相信文學所「5·16」集團的存在，更不能用對待敵我矛盾的方式來看待被審查者。尤其是在幹校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我們從不藉機整他們，讓他們吃暗虧。雖然，我等的這種態度曾被某些人稱為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雞派」立場，但改善了清查者與被審查者的緊張關係。以至，多年之後，我們與王春元、杜書瀛等都成了不打不相識的朋友。直到我調離北京，偶爾回京，我仍不忘去看望王春元。
較之王春元，另一審查對象張某則有很大的不同。王春元沉靜內向，為人處世冷靜隨和，從不做張揚激烈狀。而張某則顯得慷慨激昂，熱情外露。寫文章洋洋灑灑，文筆流暢，辯論起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在被審查期間的強大壓力之下，張常情感激動地痛哭流涕，寫交代材料則下筆千言萬語，如泉水般汩汩流淌。至於是否真實可信，就連我等專案組的人，也往往疑竇叢生。
在學部清查「5·16」運動中，據我所知，學術資料室曾有馮寶歲被逼供而亡，宗教所也有人上吊而死。文學所並無嚴刑逼供，致人死亡的案例。只聽說杜某曾有自殺念頭，錢某則整日緊鎖眉頭。但是，整個清查運動從明港返回北京之後，已經基本停下來。隨著林彪的垮台，肖、楊、余、傅逐漸解禁直至最後平反，實際上，人們已不再相信「5·16」兵團的存在了，儘管還有人指責清查「5·16」運動犯了「一風吹」的錯誤，但在學部大多數人心裡，已經為歷時多年、波及甚廣的清查運動平反了。
專案組內種種
「文革」中工、軍宣隊主持的專案組，既不同於群眾組織和造反派組成的專案組，也不同於「文革」前人事單位的審查，或公安系統組成的專案審查。比之「文革」期間造反組織之專案的狂暴性，雖說有些減弱，但終究還是無法規可言的。專案水平如何，則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專案人員的良知與素質了。
專案組組長馬某「文革」前原是所里共青團書記，「文革」造反初期思想偏於保守，運動中期一直是游離於運動中心的逍遙派，工、軍宣隊進駐學部後，被任命為專案組負責人。他平常為人沉穩，但城府很深，頗受上級重視。專案組下幹校後辟有一間辦公室，我與他同住一屋，後來專案組要抓「5·16」二套班子，牽涉到我與何文軒、王保生等人，馬某口風甚嚴，特讓新調來楊某、肖某兩位掌管專案材料。我雖心知肚明，卻也不便為自己申辯。
專案組還有兩位老幹部，一位是文學所原人事科長高某（女），她50歲左右，一向口風甚嚴，與組長配合很好，頗受信任。而另一位老幹部朱寨，則是一位十分喜愛文學評論和創作的文學工作者，他人年輕時即奔赴延安，曾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和延安的搶救失足者運動。耿直的朱在「文革」狂飆初起時，即曾提醒我等年輕人不要狂熱處事，當即招致猛烈的批鬥。後來，他在北京專案組期間，因陪同宣傳隊赴南方出差時的一樁小事，再次受到批判，隨後便離開了專案組。
我在「文革」專案組大約呆了三年多的時光，1972年下半年學部幹校結束，我等幹校人員全部返回北京。專案工作陷入了停頓間歇期，在無事可做無書可讀的情況下，我們除了在清談閒聊中打發時光，便熱衷於打家具和打桌球。隨後，我離開了文學所離開了專案組，調回江蘇工作。
「文革」之中，本來就不乏翻老帳追現行的事例，對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的結論是如此，對「61人」所謂叛徒集團，還有對瞿秋白《多餘的話》的追究，都是典型事例。在文學所對歷史問題的專案清查中，清查過孫楷第、俞平伯、陳友琴、王雲蓀等人的所謂歷史問題，清算過唐×遊走於中間道路上，在中性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所謂罪行。其實，作為老輩知識分子為了生存，又有多少人沒在舊社會謀事就業養家餬口？又有多少人沒在舊報刊上發過文章？對這些如今已是人人皆知的淺顯道理，在「文革」初期，我等青年知識分子竟被各種革命口號所蠱惑，失去自己的判斷能力，視之為嚴重的歷史問題而予以追究、批鬥。如今來說，所有這些歷史問題自然不值一提了。值得深思的倒是，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為何那麼易於受欺騙、蠱惑，而失去了起碼的判斷能力？我們是埋怨導演者，還是責怪我們自己？
《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