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最早見於1935年，國民黨「中統」創辦的上海《社會新聞》選登了其中三節。1937年三四月間，上海《逸經》半月刊分三期全文發表。在這篇近兩萬字的訣別之作中，瞿秋白極其犀利地解剖了自己，無情暴露了自己內心中的灰暗。他稱自己成為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自己其實只是一個「半吊子文人」，一個脆弱的二元人物，無產階級意識始終沒有真正戰勝紳士意識，十幾年來如同一個「戲子」在扮演角色，枉費一生心力在自己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

話雖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這是早期曾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臨死前寫的遺作《多餘的話》中的開篇語。也正是因為...

瞿秋白還坦言自己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共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稱自己根本沒有系統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本論》更沒有讀過，僅有的常識，機會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但因為很少有人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以他才「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

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衝進八寶山，砸壞了瞿秋白墓，其屍骨被扒出拋揚，而且強迫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對著丈夫的森森白骨進行批判。 而就在這之前，紅衛兵還衝進江蘇常州西門公墓，砸壞了在那裡的瞿秋白母親的墳墓，而葬於濟南南郊的瞿秋白父親瞿世瑋的墓碑不僅給砸掉了，且墳也給平了。 死後不得安寧的瞿秋白，其家人也同樣不得安寧。不久，楊之華也被隔離審查，後被撤銷北京戶口，轉到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其他親屬也都受到各種嚴苛待遇。

紅衛兵還衝進江蘇常州西門公墓，砸壞了在那裡的瞿秋白母親金衡玉的墳墓，而葬於濟南南郊的瞿秋白父親瞿世瑋的墓碑不僅給砸掉了，且墳也給平了。 死後不得安寧的瞿秋白的家人也同樣不得安寧。不久，楊之華也被隔離審查，後被撤銷北京戶口，轉到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其他親屬也都受到各種嚴苛待遇。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歲的楊之華在秦城監獄含冤病逝。文革結束後，中共給瞿秋白予以平反，只是一個「平反」就能化解了「九泉下仍遭受的莫大凌辱」？

紅衛兵還衝進江蘇常州西門公墓，砸壞了在那裡的瞿秋白母親金衡玉的墳墓，而葬於濟南南郊的瞿秋白父親瞿世瑋的墓碑不僅給砸掉了，且墳也給平了。 死後不得安寧的瞿秋白的家人也同樣不得安寧。不久，楊之華也被隔離審查，後被撤銷北京戶口，轉到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其他親屬也都受到各種嚴苛待遇。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歲的楊之華在秦城監獄含冤病逝。文革結束後，中共給瞿秋白予以平反，只是一個「平反」就能化解了「九泉下仍遭受的莫大凌辱」？

陳永貴歷史問題之為"問題"，出現在1968年10月。當時正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下展開的一波階段性運動，旨在將混入和埋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地富反壞右和叛徒、變節分子等有歷史問題的人清理出來，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九大做組織人事準備。解放軍69軍軍長謝振華率隊"支左"山西，同時負責全省清隊整黨和九大代表資格審查工作。他接到一份屬下報告，稱幾位陽泉市昔陽籍人揭發陳永貴在日軍占領昔陽時期當過維持會長並參加了日本人的情報機構興亞會。

1927年8月1日，瞿秋白參與制定南昌暴動，開啟了以暴力顛覆中華民國的進程。他領導了各地的一系列武裝暴動，並積極準備「全國總暴動」。除湖南的「秋收暴動」，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河北、陝西多地，都出現武裝暴動。

曾在2012年因「裸退」被習近平讚譽為「高風亮節」的胡錦濤，落得如此下場，讓人唏噓，而其前任其實早已在揭示一個現象：中共黨魁的下場都不好，基本沒有善終的。

直到若干年後，有人在當年國民黨的一份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導，瞿秋白被處決的原因才真相大白。原來出賣瞿秋白的另有其人，是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的妻子徐氏，她供出了瞿秋白在長汀被俘的情報，當局根據徐氏供詞，從被俘人員中找到了瞿秋白，又讓鄭大鵬在暗處指認，確認了瞿秋白的身份。

司馬璐在他寫的《紅樓夢與政治人物》一書中，曾將瞿秋白比作《紅樓夢》裡的晴雯。「一個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和純潔的少女情懷，一樣令人神怡。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感人之處是真情，像晴雯臨死前和寶玉的話別。」司馬璐說。瞿秋白「對自己政治生活中所受的委屈，消極作了總結，讀來令人悽然，有鬼哭神號的感受。」

兩個人躲在那家屋後的樹林中，等到天黑，才像蒙面強盜一般，從後門溜了進去，掏出手槍，喝令事主拿錢。不料這家的老太太認出兩個蒙面客中有一個是王樹聲，大吃一驚，叫出了他的小名，並對他說：「娃兒呀，你要錢，就直接回來跟叔奶奶說，用不著帶上刀槍來叔奶奶家搶呀。」

瞿秋白最後的遺言《多餘的話》，對他的一生進行了反思，講出了他的真心話。他對中共你死我活的鬥爭，人人戴著假面具的表演，「萬分厭倦」。對於曾經宣傳過的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留戀；對於離開中共，沒有什麼「可惜」。長期的病痛折磨，加上政治上接連不斷的打擊，使他萬念俱灰，看不到任何光明與希望，只想早日解脫。

同樣是政治犯，不過一位是更應被尊重的女性，且是自已「同志」。而另一位，是死於「誓不兩立」的兩個黨爭奪國家權力的武裝鬥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