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大城市就業前景更好，山崎勇太（音）夫婦十年前從日本南部移居東京。他們現育有三個兒子——分別是10歲、八歲和六歲——並在尋找一處面積更大的居所。但山崎並不打算搬太遠，他經營著一家意式冰淇淋店，妻子則是一名保育員。他們有信心在現居社區找到一套能負擔得起的三居室公寓。
在美國和大部分已開發國家大城市的房價飆升之際，搬離經濟最發達、就業環境最好的地區已經成為常態，因為這些地方的生活成本過高。繁華都市越來越像私人會所，供應有限的住房都是價高者得。
東京則不同。
憑藉交通系統投資以及對房地產開發的容許，東京在過去半個世紀增加的住房單位數量已經超過紐約市的住房總數。東京通過成為世界最大城市來確保人們在這裡住得起，也通過確保人們能在這裡住得起而成為世界最大城市。
山崎勇太（音） 在他的店鋪「Gelato 9」內。這裡位於東京社區二子玉川附近。
在東京23個區的六個區里，兩名全職員工用東京最低工資就能輕鬆負擔兩居室公寓的平均租金。相較之下，兩個拿底薪的人沒辦法負擔紐約大都會區23個縣任何一套兩居室公寓的租金。
維持大量可負擔住房有其不利之處。在東京，綠色空間極其稀缺，按照西方標準，這裡的生活空間很小，無休止的再開發也是對社區的擾亂。
但這麼做的好處太多了。想住在東京的人一般都能住得起。這裡幾乎沒有無家可歸者。整座城市保持了經濟的多元，也保留了大量城市便利設施和就業機會。由於租金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較小，人們有更多錢用於其他消費，或者收入少點也能維持生活，這有助於維繫這座城市由小餐館、商鋪和手藝作坊組成的充滿活力的經濟結構。
當已開發國家城市地區的政治領導人還在努力思考疫情後什麼才是振興城市的良方之時，東京可被視為一個榜樣。
從空中或眾多城市觀景台上俯瞰，東京就像一片滿是中低層建築的廣闊海洋，高樓大廈像群島一樣點綴其中，每座島嶼都是鐵道線路上的一個站點。山崎一家住在田園都市線的用賀站附近，這條線路連通了東京西南部與市中心。他們以每月15萬日元（約合1000美元）的價格租了一套兩居室公寓。
東急電鐵在上世紀50年代開發了這條線路，作為連接廣大郊區獨戶住宅區的主線路，這種社區的靈感來自歐美城市裡那些綠樹成蔭的郊區，例如長島花園城，這片位於紐約市郊的獨戶住宅區同樣是沿著通勤鐵路線開發而成。
隨著東京城市發展和住房需求增加，鐵道公司重建了車站周邊區域，公寓大廈、購物中心和辦公大樓拔地而起。二子玉川站就坐落於東京最大的新城市中心，東急拆除了上百所房屋，以建造可容納上千戶的新公寓大樓，還有科技公司樂天的新總部。山崎的意式冰淇淋店就開在附近。
「這裡住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來散步，」他說。
車站周邊的社區也變得愈發密集，獨戶住宅之間穿插著公寓樓。田園都市線所服務的人口已從2萬人增加到60多萬人。這條線路以前每小時只有三趟兩節列車，現在每隔幾分鐘就有一趟類似地鐵的列車，其中許多都能通過地鐵線路前往東京市中心。
東京二子玉川站。
「我們認為自己是一家城市塑造公司，」東急時任社長野本弘文在2016年接受採訪時表示，當時二子玉川站的再開發項目剛剛完成。「例如在歐洲，鐵路公司的作用僅僅是用終點站來連接城市。這是這一行業相當常見的營運方式，但我們所做的卻完全不同：我們創造城市。」
長期以來，人們湧入繁華的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直到近來，城市大體上都還能容納新移民。經濟學家凱薩琳娜·諾爾和她的合著者在2014年的研究中總結，從1870年到1950年間，工業化國家的城市房價之所以能在人口快速增長之下保持穩定，是因為交通運輸的創新拓展了可居住區域的範圍。
隨著紐約等城市不再新建公共運輸線路，並開始限制已有線路沿途的新開發，增長便陷入停滯，房價也出現攀升。在長島花園城，車站周邊的大片區域仍是獨戶住宅，大部分都沒有改建，但如今均價已經超過120萬美元。
新加坡和維也納等城市則依靠公共資金建造國民住宅扭轉了這樣的趨勢。近80%的新加坡居民都住在公共房屋裡。
相比之下，東京幾乎沒有公屋或補貼住房。政府轉而將重點放在了給開發商提供便利之上。例如，全國性的區劃法律極大限制了地方政府干預開發的能力。日本不允許某一社區的居民阻止他人入住，而是將決策權交給了全體市民的代表，從而更好地平衡了當前居民和一切潛在居民的利益。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小型公寓樓，全市大部分土地可以建更大的建築。即便是在指定修建辦公大樓的地方也允許建住宅。上世紀90年代東京辦公大樓市場崩潰後，開發商就開始在之前購買的辦公大樓用地上建造公寓了。
「在開明的城市，我們也許對民間主導項目批評過多，」長居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城市問題研究教授克里斯蒂安·迪默說。「我不是要提倡一種新自由主義觀點，但東京靠民間主導項目創造了美好的東西。」
東京的二子玉川社區。
紐約花園城。
東京不在保護老房子上下很大功夫。雖然保護歷史街區的法規在日本其他城市有，但日本最大的城市卻沒有。新建築備受推崇。人們對待房子的態度與對待汽車的一樣：他們想要最新的。根據政府的最新數據，新房銷售在2013年至2018年間占日本房屋銷售的86%。而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數據，美國的新房銷售通常占房地產銷售的15%左右。
東京放眼未來的原因之一是，這座城市過去的東西已所剩無幾。地震、火災，加上「二戰」期間美國的狂轟濫炸摧毀了城市戰前的大部分地區，東京在戰後急於為居民提供住房，而國家當時相對貧困，這意味著那時候蓋房子不是為了持久。戰後蓋的一些「廣告牌」建築在東京仍可看到，但這些外面用金屬板外牆裝點的便宜木質建築正在慢慢散架。
門杜裕香（音）在東京市中心北邊的藏前社區擁有一座有百年歷史的米倉，她說，幾乎每周都有身穿西裝的男人敲她的門，詢問她和丈夫是否願意把米倉賣掉。他們要的是土地；米倉雖然是座有特性的建築，但仍會被拆掉。門杜女士和丈夫曾住在舊米倉里，但只住了很短一段時間，他們很快得出結論，在附近的新樓里租一套公寓會住得更舒服。米倉的上下水管不可靠，風從老木牆的縫隙中吹進來。她說，新樓「舒服多了」。
若再發生地震，新建築和住在裡面的人倖存的可能性也更大。
在日本人口眾多的沿海地區，保留過去的東西的價錢簡直高得令人望而卻步。例如，在東京的墓地有墳墓的家庭每年必須繳納維護費；如果不維護墳地的話，墓碑和遺骸可能被移走，墳地會被作為新下葬地轉售給他人。
孩子們東京二子玉川社區附近的高速公路下玩耍，東京的公園很少。
公園有時也被當作負擔不起的奢侈品。公園和花園的面積只占東京土地總面積的7.5%，遠低於紐約的27%和倫敦的33%。御嶽山公園曾經是人口稠密的澀谷區為數不多的綠地之一，現在正在被改造成一棟有26個單元的公寓樓。在附近的新宿區，政府今年已授權建造三座高層建築，這些高層建築將占用東京最古老、最受歡迎的公園之一明治神宮外苑的土地。
雖然這裡的生活成本可能比倫敦或香港低，但東京仍然是迄今日本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門杜在千葉縣的農村長大，她說她的很多同學都到東京上大學或找工作，然後回到家鄉成家生活。
35歲的小山貴子（音）與丈夫和女兒一起住在一套一居室公寓裡，每月支付大約相當於1500美元的房租。她說，她正計劃搬回父母居住的日本北部宮城縣。
「東京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城市，」她說。「但那裡更便宜。」
小山貴子和女兒在東京的公寓裡。
然而，對於許多人來說，藏前的物價仍然可以承受，即使新建築取代了舊建築，它在經濟上仍然是多樣化的。東京建築的便利性意味著新建築並不等於豪華住宅。小的作坊和工廠隨處可見。門杜一家的鄰居包括一家定製花邊製造商、一家為百貨商店壓花的小工廠和一家紙品店。
身著棕褐色馬甲、打著領結、打扮瀟灑的柳瀨義信（音）在一家時尚配飾公司當了十多年的推銷員，他涉獵設計領域，甚至說服公司生產一些他的產品。然後，三年前，他開始在藏前一棟多層零售大樓的一個房間裡銷售自己設計的皮革背包、郵差包和其他皮革製品系列。
他每個月只賣出30到40件商品，但每月只需支付9萬日元的店鋪租金，並為隅田川對岸一套56平方米的一居室公寓支付11萬日元的房租。二者加起來大約相當於每月1400美元。
「在東京，」他說，「這樣做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