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散漫的作風
我在北京上師大附中的時候，每一年開學教務主任都有一篇成績報告，說我們今年暑假畢業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學，多少人考上了清華大學，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雖然我們是師大附中的，但他連多少人考上師大都不報，大概當時人們心目中就認為這三個學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腦子裡邊也總以為，將來我要上大學就應該上這三個學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一來就感覺到昆明的天氣美極了，真是碧空如洗，連北京都很少看見那麼好的藍天。在貴州，整天下雨沒個完，幾乎看不到晴天，雲南雖然也下雨，可是雨過天晴，太陽出來非常漂亮，帶著心情也美好極了。而且雲南不像貴州窮山惡水、除了山就是山，雲南有大片一望無際的平原，看著就讓人開朗。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環境不同了。聯大三個學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於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地區，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到了雲南又有地方勢力的保護，保持了原有的作風，個人行為絕對自由。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起晚睡沒人管，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種作風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鄒承魯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我看過一篇記者的訪談，記者問：「為什麼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我們那時候什麼樣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個系的各級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也是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辯論，有時候也很激烈，可是辯論完了，大家關係依然很好。
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的氣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以自由發展的條件。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聯大的關係非常密切，我的兩個姐姐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妹妹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這個學校的，我老伴也是這個學校的，所以這個學校跟我的關係算是非常密切。兩個姐姐一個念化學，一個念經濟，妹妹念中文，後來在人民大學自殺了，現在只有一個姐姐在美國（按：何先生的大姐於2005年3月在美國去世）。我自己從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這正是一個人成熟的時期。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高中統考填志願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你考什麼專業？」他說：「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像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讀理工科。」因為那時候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說來也挺有意思，中學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麼專業，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築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築，我覺著挺有意思，於是就想學建築。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公共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這兩門是最重要的，還有投影幾何、製圖課。第一學期我還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興趣全不在這些，於是決定改行，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了一些文科知識。
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我想搞文科，但不知為什麼就選擇了歷史系，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也許有兩個潛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時候在北京，看了好些個皇宮、園囿，從香山一直到北大、清華這一帶，都是皇家園林，這就容易使人「發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時候正值國難，小學是「九·一八」，中學是中日戰爭，剛一入大學就是二戰，對人類命運也很關心，以為學歷史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
不過我對繁瑣的歷史考據一直沒有多大興趣。有些實踐的歷史學家或者專業的歷史學家，往往從一個小的地方入手考證一個小的東西，比如紅學家考證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來，真是費盡心力，到現在還沒有個結論。不過我覺得，即使有一天費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證了出來，也並不等於理解了歷史。而且，馮文潛先生教西方哲學史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讓我感覺到，真正理解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識，但不一定就意味著你理解了歷史。我想任何學問都是這樣，最後總得有人做出理論的總結，否則只能停留在純技術性的層面。當然純技術性的工作也有價值，不過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過學習歷史得出一個全面的、高度性的認識。項羽說：「書能知姓名。」戰爭時期我們關心的是人類的命運，我以為可以從歷史裡找出答案，比如歷史上有些國家本來很強盛，可是後來突然衰落了，像羅馬帝國，中國的秦漢、隋唐，我希望探索歷史深處的幽微，所以就念了歷史系。
有些事情說起來很有意思。解放以後院系調整，馮友蘭一直在北大呆了幾十年，從組織關係上說，他是北大的人，死後應該把書捐給北大，可是他卻捐給了清華。劉崇先生在台灣去世，他的書也是捐給清華，而沒有捐給台灣大學，這也似乎不合常規。我猜想，大概他們覺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滿意的那一段時光，還是在清華，所以願意把書捐給清華。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美好又在哪裡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
二、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西南聯大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起來的一所大學——而不是三所。南開的人少、錢少、物質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餘的是另兩個學校分攤，其中清華占了有多一半。三個學校基本上合成一個，而且合作得很好，抗戰後醞釀聯合政府的時候，有人就曾提出來，說：「西南聯大聯合的那麼好，聯合政府為什麼就不能呢？不如請三個學校的校長來做聯合政府的委員。」不過也有聯不好的，像西北聯大聯了一年就垮台了，因為它原來幾個學校就是不一樣的，後來硬把它們捏在一起，矛盾鬧得非常厲害，以致無法維持。西南聯大卻是一直都聯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優越條件。比如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南開出身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他是清華出身的，由此可見這三個學校彼此之間血緣關係非常密切，這是一個先天的優越條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
三個學校合併以後，組織了一個常務委員會，三個常務委員就是三位校長，主席是梅貽琦。張伯苓在重慶，實際上是做官了，不常來，我在昆明七年只見過他一面。他那次來向學生做了一次講話，不過張伯苓好像並不是很學術性，言談話語之間還帶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滿口的天津腔。他說：「蔣夢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個表，我就給他戴著，我跟他說：『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說：「我聽說你們學生煩悶，你有什麼可煩悶的？煩悶是你糊塗。」蔣夢麟以前是教育部長，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務，對學校裡邊的事情不怎麼管，實際上聯大校長一直都是梅貽琦，他還兼過很長一段時期的教務長，所以我們寫呈文的時候都寫「梅兼教務長」。他的工作成績還是挺不錯的，能把三個學校都聯合起來，而且一直聯合得很好，在抗戰那麼艱苦的條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確實挺有辦法。而且梅貽琦風度很好，頂有紳士派頭，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雨傘，甚至於跑緊急警報的時候，他還是很從容的樣子，同時不忘疏導學生。在那種緊急的關頭還能保持這種風度確實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為他的修養，所以能夠讓一個學校在戰爭時期平穩度過。
西南聯大有五個學院，文、理、法、工，工學院主要就是清華的，其餘三個學院是三個學校都有的，另外還有一個師範學院，是雲南教育廳提出合辦的，比較特殊。雲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聯大給雲南培養些教師，我想聯大也不好拒絕，就合辦了一個師範學院（今雲南師範大學），先調雲南中學的教師來上，後來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們看來，師範學院有點像「副牌」，比如我們有歷史系，可師範學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慮到將來到中學教書，除了教歷史還得教地理，所以兩門一起學。再如他們有個「理化系」，可是我們理學院的物理系、化學系是分開的，課程的內容和他們也不一樣。
西南聯大五個學院在地址上分三塊，其中，工學院在拓東路，在昆明城的東南角，文、法、理學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掛「西南聯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長辦公室以及學校的主要部門都在那裡。我們住在校本部，是新蓋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實只是泥牆茅草棚的房子。
那時候的學生比起今天實在太少了，工學院的學生是最多的，總共不過四五百人。工學院五個系，土木、電機、機械、化工、航空，有一個航空系的同學跟我很熟，帶我去參觀，看那些風洞器、流體實驗之類，像是很先進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學院，記得普通物理課的第一個實驗是落體實驗，儀器都是國外的，物體在自由狀態下下落的時候越來越快，通過振動儀在玻璃板上劃出一條曲線，然後根據測量曲線兩點間的距離得到各種數據。實驗時需要用一塊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調的，那是學國外的規矩，因為酒精揮發得快，一下就幹了，可以立即進行實驗，要用水的話還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貴得多，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有點奢侈，可見那時候做實驗一點都不含糊，比我們中學的時候強多了。而且工學院的每個星期都有一個下午到工廠實習，制模翻砂、打鐵煉鋼，都是自己動手。所以後來批知識分子不參加勞動，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其實並不都是那樣。我們在工廠里和工人一樣干，就是沒人家熟練，笨手笨腳的。
文、法、理三個學院有多少學生我沒有統計過，加起來不過七八百人。文學院有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級總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歷史系每年招十幾個人，哲學系人最少，每年只有兩三個人。可是我那一年歷史系人特別多，總得有二十個。法學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經濟系、商學系和社會系，因為我上過政治系兩年課，知道他們一年也就六七個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這個數字，只有經濟系的人比較多，一年總有四五十人。我想這大概和將來就業有關係，學經濟的畢業以後出路好一點，可是其他的，比如學政治的，出來你幹什麼？做官也沒你的份。理學院裡數學系人最少，我們四十三級那一屆只有三個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個，多的時候有十幾個，四十二級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個人，可是他們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個尖子，包括黃昆、張守廉和楊振寧，號稱「三大才子」，現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個院子，地方就那麼一點兒，房子不多，住也在那裡，上課也在那裡，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學院的老師，雖然並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吳有訓、葉企孫，那是周培源、吳大猷，像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都是大名人，幾乎天天見面的。而且我們還常聽同學講那些老師的小段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候對老師也不大恭敬。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跟我講：「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才二十八歲，都是正教授。」不要說當時，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幾歲就做正教授的？一個錢鍾書，一個華羅庚，還有一個徐寶?，都是剛回國。徐寶?搞統計學，據說非常了不起，屬於世界級的權威，後來就在北大經濟系，但我不懂統計學，不知其詳。我還記得有人問：「華羅庚是誰？」有同學就說：「就是那個瘸子。」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抗戰後他到Illinois（伊利諾伊）大學教書，在美國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厲害，有一條腿總在那劃圓圈。
上面說的是理學院的老師，文學院的更是天天見面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羅庸都是中文系的，我們都認得，當然他們對於學生就不一定都認得了。歷史系至少陳寅恪、錢穆在那裡，都是大師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書，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只是掛個名。還有雷海宗先生，後來在南開，像劉崇?先生、姚從吾先生，後來都去台灣了。後來台灣大學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長，除了剛才說的那幾個人，還有錢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裡，所以台灣大學實際上就是北京大學，雖則不用北京大學的名字。
三、自由，學術之生命
我做學生的時候，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國通史，每個教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講，當然國民黨也有它意識形態上的標準講法，既不是唯物史觀，也不是唯心史觀，叫作「唯生史觀」，「生」就是三民主義里的「民生主義」，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倡這個。我不知道這套官方的理論是不是有市場，不過我上中學的時候沒有老師這麼講，只記得有個同學會考得了第一，學校獎勵他一本陳立夫的《唯生史觀》，我想他也不看，我們都不看，所以並沒受它的影響。再如國文，老師高興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選幾首李白、杜甫的詩，明天選《史記》裡的一篇，比如《刺客列傳》，或者選一篇莊子的《逍遙遊》來講，沒有標準教本。大學入學考試的題目也沒有標準一說，倒是解放以後，全國有統一的規定、統一的模式，有標準教科書，考試還必須按「標準答案」。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沒有「標準」，包括自然科學，我認為也不需要有個標準，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麼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遠不可能超越。
解放後我們學蘇聯，搞「五節教學制」，上課五十分鐘，先五分鐘複習，再幾分鐘如何如何，規定得非常仔細。相形之下，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比如中國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課，聽課的人多，分兩個班，錢穆、雷海宗兩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內容也大不相同，可他們都是講到宋代就結束了。《國史大綱》是錢穆當年的講稿，學期末的時候他說：「我這本書就要出了，宋代以後的你們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級必修的中國近代史，老師只從鴉片戰爭講到戊戌變法，清朝的滅亡、民國成立都沒講。實際上，中國近代史應該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師只講了五十年，等於只講了前一半。向達先生教印度史，兩個學期只講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愛人上過北大陳受頤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來連古埃及還沒講完。我記得馮友蘭在回憶錄里說，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有位老先生講中國哲學史，結果一年只講了個《周易》，連諸子百家都沒涉及。可見當年的老師講課多麼隨便。我覺得這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
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說，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一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等，每本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而老師的作用正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我在二年級的時候才十九歲，教政治學概論的是剛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周世逑，他的第一節課給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問：「什麼叫政治學？」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這是當然的，那麼，什麼叫政治？孫中山有個經典定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這是官方的經典定義。可是我們老師一上來就說：「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伙食帳；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註冊組要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麼敢這麼說？不過我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於罵人，但我非常喜歡聽，因為那裡有他的風格、他的興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馮友蘭在課堂上罵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這是教科書里看不來的。
當然，聯大里也有老師是非常系統的教科書式的講法，比如皮名舉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舉是清末經學大師皮錫瑞的孫子，講課非常系統、非常有條理，比如今天講維也納會議，那麼整堂課就是維也納會議，雖然有時也談些閒話，但並不扯遠。皮先生有個特點，每堂課只講一個題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課時把這個題目講完，據說以前只有蔣廷黻能做到這一點，後來我教課的時候也想學著做，可是非常失敗，因為總免不了要多說兩句或者少說兩句，不能那麼恰好在五十分鐘內講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課必須交作業，像我們在中學的時候一樣，可是他留的那些作業我到現在都覺得非常的好：畫地圖。近代史從1815年拿破崙失敗以後的維也納會議，一直講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好一百年，一個學期要求畫六張歐洲政治地圖，那麼一個學年就得畫十二張，當然我們也是照著現成書上抄的，不過我覺得這確實太有用了。以前我們對政治地圖重新劃分沒有地理上的具體印象，但畫過一遍之後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國史也應該是這樣，可是除了皮先生，沒有別的老師再要求過。
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著一個角度要好得多。學生思路開闊了，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師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開反對。記得有一次數學系考試，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老師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就在學校里貼了一張小字報，說他去找這位老師，把某雜誌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錯。再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裡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裡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麼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我承認傳統文化里確實有好東西，但並不像他講的那麼非常之好。人無完人，總有優點、缺點，文化也沒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後、很腐敗的部分，比如血統論。封建時代科舉考試的時候要寫三代履歷，曾祖父、祖父、父親必須三代清白，「王八戲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戲的、搞演奏的都是賤民，凡這類出身的人都不准進入考場。這是傳統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錢先生好像並沒有正視它，講的全是中國傳統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為這才是中國命脈的寄託所在，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錢先生舊學出身，對世界史，特別是對近代世界的知識了解不夠，可是在我看來，中國近代歷史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參與了世界，這時候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與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閉關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開放，包括我們的思想認識，要有世界的眼光。錢先生對於這些似乎關注得不太夠——這是對前輩的妄論了，不過學術上不應該論資排輩，不然學生只局限在老師的圈子裡，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沒有進步了。
再說幾件小事。邏輯學那時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課。金先生講得挺投入，不過我對邏輯一竅不通，雖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學的是什麼東西。只記得有一個湖北的同學，年紀很大了，課堂上總跟金先生辯論，來不來就：「啊，金先生，您講的是……」我們沒那個水平，只能聽他們兩個人辯。我覺得這樣挺好，有個學術氣氛，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想，如果什麼都得聽老師的，老師的話跟訓令一樣，那就不是學術了。還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對所有物理學家的理論都不贊成，認為他們全是錯的。周培源先生那時候教力學，這位熊同學每次一下課就跟周先生辯，周先生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這位同學總是不依不饒，周圍還有很多人聽，每次路過理學院都看見他們站在院子裡辯，都變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同學之間也經常討論，一則學校小，幾乎天天見面，二則非常窮，一切娛樂都與我們絕緣，三則戰爭時期，大家都是背井離鄉，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園裡，所以惟一的樂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鄭林生和我中學就是同學，後來住一個宿舍，聯大的時候我在求實中學教英文，他也在那裡，後來他出國了，1956年回國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現在住在中關村，我們有時候見上一面，那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了。聯大的時候鄭林生曾經指出我對近代科學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時候他跟我談一些物理學對宇宙的看法，特別是認識論，記得有一次說起法拉第。法拉第學徒出身，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數學，這對於學物理的人來講是致命傷，可是他發現了磁力線，用另外的方式表述電磁現象，後來成為電學之父。這類談話使我深受啟發。其實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來的模式，比如過去講歷史都講正統，講仁義道德，但這只是理解歷史的一個層面，完全可以換一種方式。
亞里士多德說過：詩人可能比歷史學家更真實，因為他們能夠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處。所以有時我想，或許藝術家、文學家對於歷史的理解比歷史學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個人幾點鐘起床、幾點鐘吃飯，並不等於了解他。而專業的歷史學家往往止步於專業的歷史事件，沒有能夠進入到人的靈魂深處，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著他就懂得了歷史。我的許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學們的交談中得到的啟發，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四、逃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我們那時候的學生可真是自由，喜歡的課可以隨便去聽，不喜歡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兩門課我沒有選，不參加考試，也不算學分，可我都從頭到尾聽下來，非常受啟發，乃至於現在我的專業也變成思想史了。張先生喜歡用英文，經常是雜著英文講，他有一個發音我現在都記得，hu應該發[hju：]的音，他是陝西人，老說成[xju：]，比如human讓他念就成了「休曼」，不過我們都習慣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從古希臘講到十八世紀的盧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來應該介紹整個十九世紀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張先生並不全講，只談他特別注重的幾家。上學期只講了黑格爾、馬克思兩個人，下學期講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個人都屬新黑格爾派。其實這三個人不足以包括現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們僅僅是十九世紀末英國唯心論的一派，可張先生就這麼講。好在當時有這個自由，教師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發揮。
和其他一些老師的課一樣，張先生也經常在課堂里扯閒話，比如講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動物過的是「mere life」（單純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還應該有「noble life」（高貴的生活），接著張先生又說：「現在米都賣到五千塊錢一擔了，mere life都維持不了，還講什麼noble life？！」張先生有時候發的牢騷挺有意思，最記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現在已經是民國了，為什麼還老喊『萬歲』？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蔣委員長萬歲」）還有一次他提到馮友蘭的《新理學》，說：「現在有人講『新理學』，我看了看，也沒有什麼『新』。」他沒有點馮先生的名字，我們當然都知道說的是馮友蘭，因為1941年《新理學》在教育部得了一等獎。其實上課扯扯閒話挺好，你可以從他的自由發揮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這是書本里學不來的。另外還有吳之椿先生，那時候總有五十多歲了，比一般的老師都老，也是講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實主要就是講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思潮。吳先生的課講得非常深刻，談到斯賓塞以降的英國政治思潮，真是如數家珍。不過他和張奚若先生一樣，都沒寫過大文章，要按現在的標準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時候人們都知道他們是大學者，學問非常好。吳之椿先生偶爾寫文章，也不是純學術性的，我倒是對他的文章很欣賞，有一段我現在都記得，他說：人類的關係有一種是權威的關係，一種是聖潔的關係。比如政治上是權威的關係，你是我的下屬，你就得服從，可是夫妻間就是純粹的聖潔的關係，夫妻雙方是平等的，並不是說一方命令你什麼你就得聽他的。吳先生說：「可惜中國人的事情權威的成分多，而聖潔的觀念少。」這段話給我印象很深。
聯大實行學分制，文學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個學分才能畢業，工學院是一百四十四個學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課，是一定要通過的，比如一年級的英文是必修的，六個學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語，或者第三外語，就是選修了。我上歷史系的時候，按規定，中國史必須學兩個斷代，至於哪兩個斷代，比如先秦史、秦漢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隨你選。因為我那時候對中國古代史沒興趣，選的兩個斷代都是近代的，一個是姚從吾先生的宋史，一個是鄭天挺先生的明史。姚從吾先生那時候是北大歷史系主任，可是我們當年都覺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講得不能令人滿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課。姚先生還教一門史學方法，也是歷史系的必修課，我就聽過兩堂，總覺得還不如自己借本書，一個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學都不上他的課，姚先生也從來不點名，到了學期末，我們把同學的筆記借來看看，應付考試。可是後來姚先生到了台灣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灣後來的一批中年骨幹歷史學家都是他培養出來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見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鄭天挺先生原來是北大的秘書長，教我們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鄭先生講得非常之系統，一二三四、ABCD，從頭講起，什麼政府組織、經濟來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學系統的課程提高了一個檔次，只不過講得更細緻。這種講法在聯大里很少見，當然這樣也有優點，對於我們尚未入門的人可以有個系統的認識。可是非常奇怪，因為明史是歷史系的專業課，如果你不是學歷史的，並沒有必要學明史。理學院的不必說了，即使文法學院其他專業的，比如經濟系的，你學明史幹什麼？除非你是專門研究明代經濟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課，不然的話，比如你是學國際貿易的，學明史有什麼用？要按專業課的選擇標準，這門課頂多十來個人上，可是鄭先生的課非常奇怪，經常有上百人來聽，還得準備一間大教室。怎麼會多出這麼多人呢？因為鄭先生的課最容易pass，凡是選了課的，考試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麼物理系的、化學系的都來選，叫作「湊學分」，這在當時也是一種風氣。不過鄭先生講課的確非常有趣味，我記得講到朱元璋時專門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徵博引，某某書怎麼怎麼記載，某某書又如何如何說，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嶽朝天」，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讓人覺得恐懼，就這樣整整講了一節課。
鄭先生是專門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調整的時候調他去南開，他很不想走，因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條件是最好的，無論是材料、實物，甚至於人，比如說貴族的後代，這些條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時候都得服從領導，領導調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後來我聽到一種說法，不知是真是假，說北大院系調整的時候，把胡派（胡適派）都給調出去。鄭天挺先生抗戰以前是北大的秘書長，我做學生的時候他是總務長，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跟他的關係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後來做了南開副校長。
其他名人的課，因為好奇，我也偶爾聽聽，比如外文系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我記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學都調去做美軍翻譯官了，所以班上七八個都是女同學，男生一共兩個，還都是去旁聽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楊振寧。陳先生是美國檀香山的華僑，清華外語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還好，但他的課只從十七世紀《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開始講起，按現在的教學方案來說挺沒章法的，不過這在當時沒人過問。而且陳先生對戰局非常關注，後來還主持辦翻譯官的訓練班，所以他上課不是先講狄更斯、巴爾扎克的小說，而是一上來就把新加坡失守之類的戰局情況分析一遍，內容也挺豐富。
再如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那個課人數很少，大概只有六七個人聽，我旁聽過幾堂，並沒有上全。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不像我們說話東一句西一句的連不上，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現在印象還很深刻。《金瓶梅》過去被當作淫書，不是正經的小說，一直到民國以後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賞這本書，認為對人情世態描寫得非常之深刻，《紅樓夢》很多地方都繼承了《金瓶梅》的傳統。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沒有任何學歷，當過兵，後來到大學裡教書，還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學院派的白眼，從劉文典先生到錢鍾書先生都是這樣。記得有個同學跟我講，劉文典先生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可惜我們現在看過去的人總是帶著諒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沒有能把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來。
我聽說劉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會的，和孫中山一起在日本搞過革命，非常老資格，而且完全是舊文人放浪形骸的習氣，一身破長衫上油跡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樣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時候劉文典是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到了安徽請當地的名流見面。蔣介石是很注重儀表的一個人，可是劉文典挺乾癟的一個老頭，還戴著副眼鏡，蔣介石看他其貌不揚，就問：「你就是劉文典嗎？」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蔣介石嗎？」一下把蔣介石給惹惱了。西南聯大的時候劉先生大概是年紀最大的，而且派頭大，幾乎大部分時間都不來上課。比如有一年教溫李詩，講晚唐詩人溫庭筠、李商隱，是門很偏僻的課，可是他十堂課總有七八堂都不來。偶爾高興了來上一堂，講的時候隨便罵人，然後下次課他又不來了。按說這是不應該的，當時像他這樣的再找不出第二個，可他就這個作風。後來因為出了點事，據說是接受了什麼人贈的煙土，學校把他給解聘了，他就去了雲南大學。抗戰勝利以後，其他人都走了，劉文典卻留在雲南不出來，第一，雲土好，劉文典吸鴉片煙，這在聯大絕無僅有；第二，雲腿好，他喜歡吃雲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二雲居士」。解放後他做了政協委員，1957年也戴了右派帽子。雲南大學老學長李埏教授多年前給我講了一個劉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時有人揭發劉文典，說他有一首黑詩，就拿出來念。詩的前面有一段序，說他有一個姬人非常可愛，明媚窈窕，溫存體貼，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傷睡不著覺，於是寫詩懷念她。那詩寫得確實纏綿悱惻、哀婉動人，怎麼成黑詩了呢？揭發者說，劉文典根本就沒這麼個姬人，實際上這首詩懷念的是他那杆煙槍，解放後不准抽大煙，他就只好懷念他那杆煙槍。
聞一多的詩經、楚辭，還有朱自清的課我也去聽，不過朱自清先生講課較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屬於晚一輩的教師，作為詩人、作家當時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學校里還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蘇海門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個同班同學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來就說：「卞先生的課，英文我聽不懂，中文我也聽不懂。」這個我非常理解，因為我趴著窗戶聽過他的課，他那中文實在是難懂，不過一個人說話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學識沒有關係，這是兩回事。我們一年級學英文都去聽潘家洵的課，潘先生五四的時候就翻譯了易卜生全集，教我們的時候總有五十來歲了。因為潘先生的專業課是語音學，所以他的發音非常標準，而且說得又慢又清楚，幾乎每一個字都能聽進去，所以我們都喜歡跑去聽他的課。
錢鍾書名氣大，我也跑去聽。他的課基本都用英文講，偶爾加一句中文，不過他有時有點玄虛，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體會，所以非得很聰明的人才能夠跟上他，笨的就對不上話了。當年清華四大導師里我趕上了陳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不過那時候我還是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沒有資格選這種專業課。陳先生的課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個人，但是陳先生名氣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經常有人趴到窗戶外面聽，我也夾在其中。上課了，陳先生夾一個包進來，然後打開書，可是他基本不看，因為他對那些材料都歷歷如數家珍，張口就是引什麼什麼古書中的哪一段，原話是什麼什麼。如果按照解放後的標準來說，他的那種教課方式是不夠格的，沒有任何教學大綱，完全是信口講，但在解放前允許這種講法。陳先生說話有口音，講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勝的那種教師，而且他講的那些東西太專門了，引的古書我們都沒看過，所以完全不懂。陳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來是去英國任牛津大學的講座，因為德國剛占領了法國，馬上就要打過海，英國岌岌可危，只好滯留在香港。
五、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聯大有個大圖書館，每個系也有自己的圖書館，這在戰爭期間是很難得的。所有圖書館全部開架，學生可以自由進書庫，願意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待一整天也沒人管。有的書看著名字不錯就拿出來翻翻，如果覺得沒意思，又給擱回去，有的非常感興趣就借出來，如同浸泡在書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極了。解放後我在歷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員也不能進書庫，要看書的話得在外邊填條，然後交給圖書館管理員去拿。有一次我跟管書庫的人商量，我只查一個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書里，你讓我進去翻一下，不必來回填條換書，太麻煩了。其實那時候我年紀挺大了，都五十多歲了，他「恩准」我進去查書，還拿個手電筒，緊盯在我屁股後面，似乎唯恐我在裡面偷書，或者搞破壞。這種監視讓我覺得異常尷尬，很不舒服。現在的國家圖書館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許多館室不能入庫，先在外面填條，限借三本，也許只給你找出一本來，翻翻可能還不是你想要的。得，這半天等於瞎耽誤工夫，翻了一本沒用的書，時間就報廢了。
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碰見過一個美籍華人居密，她是國民黨的元老、司法院院長居正的女兒。她說她去南京找材料，借書麻煩極了，借檔案就更麻煩，結果待了七個月，所看到的內容抵不上在美國圖書館看一個月。我深有同感。我們手續太麻煩了，如果書庫能隨便進，就跟逛書店一樣，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雖然不是所有書都仔細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進書庫，借什麼書得填條請他給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覺得這跟我們的指導觀念有關。圖書館的作用是什麼？應該是盡最大的可能把書讓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們現在的觀點，圖書是國家的財富，我們要儘量地把它保護好，越翻越爛怎麼成？所以就千方百計地儘量少讓人看，或者不讓人看，這在無形之中，使我們國家在吸收知識方面落後了。圖書館是為傳播知識設立的，著眼點不應當是建多少高樓、收藏多少圖書，而應當是怎麼才能讓這些書流通，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如果這一點不考慮的話，圖書館變成了藏珍樓，唯恐被人家摸壞了，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義了。
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們的圖書館。按理說我是一個外國人，也沒有介紹信，什麼證件都沒有，可並沒有人查問，書庫照樣可以進。圖書館從清晨開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從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條件非常好，裡面有沙發，旁邊就是小吃店，累了餓了可以歇一陣再繼續，那你一天能收穫多少？而且裡面那些關於中國的書，包括港台的書、大陸出版的書，報刊、雜誌，幾乎都有。可是我們這裡呢？國外的書看不到，港台的書也看不到。我在歷史所的時候，借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寫個申請讓黨委特批，誰願意去找那麻煩？這等於我們在思想上自我封閉了。別人的都不看，關起門來就看自己的那一點，好比一個足球隊整天關起門來自己練，人家怎麼打法你都不知道，這種球隊出去能打得贏嗎？既然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先天就比資本主義優越，他都不怕你，你為什麼怕他呢？
我們那時候有好幾條路徑可以提高英文，一個是跑到外文系圖書館借英文小說。記得有個同學問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說看了二十本吧，他說：「二十本不夠，得三十本。」後來我們發現，讀英文小說不要看英美人寫的，而要看其他國家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比如法國人大仲馬、小仲馬、莫泊桑的，或者俄國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譯成英文就容易得多。還有一條路，就是看英文雜誌。
聯大有個雜誌閱覽室，國內國外的期刊雜誌總有兩三百種的樣子，沒事了就可以到裡面翻一翻，跟逛書店一樣，可以吸收很多東西。其中我有興趣，而且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關於美術史的，裡面插圖非常精彩——其實學校里沒有美術史的專業課，可那種雜誌閱覽室里也有。還有一本雜誌，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樂史雜誌，介紹很多古典音樂。有一篇文章給我印象很深，講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個德國民間的傳說。一個小孩病得很重，父親抱著他騎馬去看醫生，晚上風吹得很緊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魔王出現勾引那個小孩，後來那個小孩就死了。這個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詩，可是一直沒找著，看見那本雜誌上有，趕緊抄了下來。這些條件後來就再沒享受過了。我在歷史所那麼多年，牌子也是「中國科學院」，按理說條件應當很豐富，結果反倒不如聯大的時候。
那時候英國領事館離學校不遠，領事館裡的閱覽室可以隨便進，一般只有三四個讀者，而且閱覽室的人挺殷勤，還給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離開貴陽的前兩天，希特勒進攻波蘭，二戰開始了。英國領事館裡有各種英文的報紙雜誌，當時我們對戰局也很關心，常過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倫敦畫報》）報導戰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國投降，希特勒占領了巴黎，戴高樂跑到英國繼續打仗，叫作「自由法國」（後來叫作「戰鬥法國」）。其實戴高樂在法國地位並不很高，原是陸軍部一個局長級的人物，不過他提出一個新的戰術觀念很有名，認為未來作戰主要是機械化的機動戰，而不是像一次大戰那樣打壕塹戰，挖個深溝，擁有機關槍把守敵人就過不來。二戰時大規模使用坦克，可以到處跑，所以打的是運動戰。德國打敗法國以後有個「海獅計劃」，準備過海打英國，先是大規模地轟炸，每天都是幾千架飛機，連續轟炸了三個月，倫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鐵里，那些情形《倫敦畫報》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圖畫。當時英國只有八百架戰鬥機，數量上遠遠少於德國，可都是當時最先進的，一種噴火式spitfire，一種颶風式hurricane，性能非常優越。而且英國還有一種秘密武器是雷達，在「大不列顛之戰」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國終於沒有能過海。這些都是我從領事館的閱覽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時事知識，另一方面，不自覺地就吸收了許多現代報刊的應用英文。
六、茶館聽吹牛，里根掛二牌
我們那時候的生活條件極差，尤其教師就更艱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馮友蘭，戰前一個月的工資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買一座四合院，戰爭爆發以後便每況愈下。從前都是用硬幣，比如銀元，上邊有袁世凱或孫中山的頭像，再比如銅板，不過都很麻煩，稍微多一點就很重，很累贅，而且非常髒。1935年，國民黨政府請英國的專家李茲·羅斯來中國進行幣制改革，改用法幣（即法定的貨幣），由中央政府的銀行統一發行紙幣，全國通行。這當然比硬幣優越，一開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錢，錢從哪裡來？票子一印就出來，所以國民黨當局採取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麼掏窟窿怎麼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國民党進行改革確實也在著力，因為知道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幣制改革也是備戰，但你不能一味地靠這一種辦法。從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價顯著上漲，結果通貨膨脹，導致整個經濟崩潰，最後連吃飯都很困難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間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鋪住四十人，頗有點類似我們上世紀七十年代五七幹校的宿舍。不過打仗的時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學，有個別有點錢的人在外邊自己租個小房子，還有的是根本就在外邊工作，比如有人在外縣教書，到考試的時候才回來，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滿，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擠。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學，是後來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菸，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北大歷史系的汪籛已經是助教了，也是這種作風。
不過好在不要錢，上學、吃住都不要錢，學生每個月靠「貸金」吃飯，而且不用還，這和今天大不一樣。假如那個時候要學費的話，我相信絕大部分學生都上不了學，不但我們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學，包括楊振寧。那時候教授錢太少了，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數學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飯都不夠吃的還上什麼學？當年的艱難時世，恐怕是今天難以想像的。
前邊提到過，幸福最重要的就在於對未來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那時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生活非常之艱苦，可是士氣卻沒有受影響，並沒有失敗主義的情緒流行，總是樂觀的、天真的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而且勝利以後會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一個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聯大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背井離鄉，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園裡，而且因為窮困，吃喝玩樂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習，休息時就在草地里曬曬太陽，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門外有一條鳳翥街，街上有幾十個茶館，大家沒事就到茶館喝碗茶。其實喝什麼無所謂的，很便宜，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毛錢了，無非就是茶葉兌開水，有的人是真拿本書在那兒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闊天空說什麼的都有。最記得有一次，我看見物理系比我們高一班的兩位才子，楊振寧和黃昆，正在那高談闊論。其實我們也沒有來往，不過他們是全校有名的學生，誰都知道的。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又問以為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一副很不屑地樣子，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這是我親耳聽到的，而且直到現在印象都很深，當時我就想：「年紀輕輕怎麼能這麼狂妄？居然敢罵當代物理學界的大宗師，還罵得個一錢不值？！用這麼大不敬的語氣，也太出格了。」不過後來我想，年輕人大概需要有這種氣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時候時常看看電影，而且也不貴，一個月總可以看上兩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總得有兩百多場。當時有一家南屏電影院是新建的，設備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記得每次演電影前先放一段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國父孫中山、國家主席林森以及蔣介石委員長的像，接下來才是看電影。電影分為幾種，一種是時事性的紀錄片，比如隆美爾和蒙哥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戰，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片子也是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們非常驚訝的，就是羅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羅斯福才六十二歲，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應該是一個正當年的時期，可他簡直衰老的不得了，簡直就是九十二歲，和不久之前判若兩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後沒幾天他就腦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種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寫二戰的，像《卡薩布蘭卡》（當時叫《北非諜影》）、《魂斷藍橋》，再比如《東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頂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國就炸了東京，電影裡演的就是那次轟炸。還有一部電影講二戰海戰的，看了以後我才知道，那些潛水艇里的人要時常照日光燈，補充一些紫外線。另一種就是文藝片，比如《簡愛》、《亂世佳人》，還有音樂片，像講史特勞斯的《翠堤春曉》，音樂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學看了五六遍，裡邊的好幾個歌我們都會唱。《葡萄春滿》（New Wine），講的是舒伯特的一生。還有《一曲難忘》（A Song To Remember），寫蕭邦的。演蕭邦老師的是Paul Muni，演喬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演員，那個片子我也看了好幾遍，就是喜歡聽他的音樂。後來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嘯山莊》，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夢》（Rebecca），都是當時有名的片子。
那時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電影我看了幾部。當時他是個二流演員，用京劇的行話來講，是「掛二牌」的，當然還有「掛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當時有個英國的著名演員叫Eroll Flynn，演了許多戰爭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絕望的旅程》，里根就在裡邊給Eroll Flynn配戲。
據說當時擔任電影片中譯名工作的是吳宓老師，不知確否，不過從某些片名來看，如《卿何薄命》、《魂歸離天》（兩辭皆出自《紅樓夢》）之類，很像是吳先生的風格。附帶說一點，當時的電影沒有配音，有些同學就是去學英語的。我作為歷史系的學生，也從電影裡認識了一些具體的古代生活情況，如Laurence Olivier（奧利維爾）、Vivien Leigh（費雯麗）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戰，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譯名為《絕代艷后》，即法國路易十六的王后），這些文娛生活豐富了我們的知識。
七、兼職做教師
從1939年到1944年，對我是最困難的幾年。抗戰前在北京做中學生的時候，學校里一天吃三頓飯，一個月才花五塊多錢，質量不錯，而且可以敞開吃，1938年我在長沙上學的時候也是五塊多錢，至少都是細糧。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價飛漲，學校里吃飯雖然不要錢，可是非常之差，有點像我們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期間吃不飽的光景。人的胃口畢竟有限，糧食定量就意味著限制你的口糧，西南聯大的時候雖然沒有定量，可大家都過去搶，不一會兒工夫就沒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個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讀了研究生以後，我就在中學裡做兼職教師，每月工資已是數千，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七八百元錢，每頓飯都自己花錢在中學裡買，總算能吃飽一點了，只要不養家活口，生活還算過得去。昆明中學有好幾十個，比較缺教師，幾乎全讓聯大學生包辦了，有的學生迫於生計，平時在外縣兼課，到了考試才回來。年輕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殺價錢」，工資壓得比較低，加之聯大學生的水平比當地高一些，所以學校里也願意用。
我們做研究生的時候幾乎沒有人不做中學教師，只有工學院的例外，他們可以下工廠，修公路、修鐵路，或者修汽車，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數同學都在兼課，包括鼎鼎大名的楊振寧。楊振寧在聯大附中教書，他的愛人杜致禮就是他班上的學生，後來他出國了，王浩就捕手在那裡教。當時不但是學生教，連聯大的老師也在中學裡兼職。我在好幾個中學教過書，求實中學、五華中學、龍淵中學、昆華女中，教國文，教英文，也教過歷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裡基本沒間斷過。在五華中學教中文的時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裡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氣比我大得多了，本來就是名教授和文學家，當然應當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並不覺得泄氣。聞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學裡教書，學校當局知道聞先生是有名的詩人，所以給他的工資特別高，還特別給他一間房子，雖然現在看來也不覺得怎樣，不過在當時就非常了不起了。
八、戀愛？
在戀愛婚姻的問題上，老一輩人和我們當時的年輕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輩人一方面是維新的，比如錢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對古代根本是懷疑的，可另一方面，他們的舊學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舊的思想。所以他們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辦，後來又講婚姻自由、個性解放，對家庭包辦的婚姻不滿意，就另外找人結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適。胡適的婚姻是家庭包辦的，雖然後來也另外有人，除了韋蓮司可能還有別人，但他不願意傷他母親的心，始終保持著和江冬秀的婚姻。這是中國舊的倫理傳統。郭沫若、魯迅都是這樣，雖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來包辦的夫人還在，算是家庭成員。
到了我們那一代，學校里沒有規定學生不可以結婚，不過事實上不可能結婚。書還沒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麼維持家庭？「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子誰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神至聖。」（郭沫若譯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序言）但我們那時候真正談戀愛的人畢竟是少數，結婚的更是少有，總以為那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一般都是參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歲，甚至三十多歲才結婚，而且很少有人在畢業以前就談戀愛，女同學結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結婚了就中斷學業，做家庭主婦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說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至少我覺得那本書寫得很不符合當時的情況。小說寫「一二·九」運動，寫北大的女生，那時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馬神廟的北大五齋，我兩個姐姐都住在那裡，我去過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個女生我至少認識一半以上，可是沒聽說誰是結過婚的。男同學裡也很少有人結婚，除非是從偏遠地區或農村里來的，城市裡長大的大都沒結婚。可是書里寫林道靜不但結婚了，還和人同居，而且還換了人，那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學隨便跟人同居的？後來我在聯大見到有學生同居，大都是東北的。那時候東北已經被日本占領了，國破家亡，那些同學流亡在關內，自己沒有安身的地方，所以兩個人就找一個公寓住下來。可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這樣。一個人寫小說，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經驗寫在裡邊，所以那些情節就顯得太虛假，完全不符合當時的真實情況。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觀的轉變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讀的是哲學，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來就吐血，身體非常虛弱。那時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過沒有檢查出來，因為不犯病的時候和正常人一樣。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會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許是別人傳染給我的，也許我還傳染別人，這都不知道，沒有隔離，也沒有藥，等於自生自滅。
後來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並不那麼嚴重。細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個人失血不很多的話，沒那麼嚴重，吐血而死往往並不是因為失血，一般都是因為窒息，血出來的時候把氣管給堵住了，那時是非常難過的，我很有體會。而且我得肺病還有個特殊經驗，只要天氣一變，比如忽然風雷交作，我就感到氣悶壓迫，開始吐血。有位同學跟我開玩笑，說：「你這是『天人交感』。」《資治通鑑》裡有一段故事，武則天的時候屢興大獄，抓起人來就用酷刑。有一個人在監獄裡受了很重的刑，結果出來以後能夠預報天氣。別人問他：「怎麼會這麼靈？」他說不是他靈，而是他的傷一變天就立刻有預感，所以預言非常準確。我想這是對的，我當時也是這種經驗，天一變就能感覺到。
我的遭遇還算不錯，終於挺過來了，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幸運。物理系一個同學叫張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後來還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來的話，現在也該是物理學大家了，也會是諾貝爾級的，可是不幸後來得了肺病，畢業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學系有個小胖子叫陸鍾榮，也是讀得非常優秀，我們一起上過德文，畢業的時候得了肺病，眼看著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後來死了，實在太可惜了。他們那麼年輕有才，如果給一個條件能夠活下來的話，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績，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畢業以後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響一起念了哲學，不過我沒有念完，一是因為生病，半年沒有上課，二是又受王浩的影響，放棄了哲學。王浩本科是學數學的，哲學念得也非常好，他認為，學哲學只有兩條路走，一條路是從自然科學入手，特別是從數理科學入手，不然只能走倫理說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愛人，但這些不是哲學，真正講哲學一定要從自然科學入手。另一條路，就是得到一點哲學的薰陶，從哲學的背景改行搞文學。他這一點說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學家大多是科學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兒、萊布尼茨，當代的懷特海、羅素，還有列寧批判過的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學家。王浩是學數學的，當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學」，我沒自然科學的基礎，念了一年工科遠遠不夠，心想還是不要學哲學了，學也學不好的。那時我正病重，於是找來一些文學書排遣，特別是英國浪漫派，雪萊、拜倫、濟慈的詩歌給了我很大的影響。
選自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