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僅有五個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沒有簽約，原因顯而易見：不丹、史瓦帝尼和海地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印度對中國政府極度不信任（並對「一帶一路」經過巴控克什米爾不滿）；而朝鮮，如上文所述，即使對中國來說也是個棄兒。
「一帶一路」如何發展到今天
與「一帶一路」在第一個十年後的狀況一樣有趣的，是它如何走到今天的。下面的（動態）地圖顯示了截至每個日曆年12月31日的「一帶一路」成員數量（2023年除外，其數據截止於9月11日）。
【註：英文原圖為動態演示地圖，顯示了「一帶一路」成員國從2013到2023在全球的逐年擴展，本圖截取了第二年2014年的狀態，參見原文連結：https://thediplomat.com/2023/09/how-chinas-belt-and-road-took-over-the-world/】
起步相當緩慢，截至2014年底，僅有五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這些國家都是我們認為的「一帶一路」最初概念中的國家——連接中國和歐洲的陸路或海路中轉站。
2015年，隨著16個國家加入「一帶一路」，事情開始升溫。同樣，地理範圍也在中歐聯繫的範圍之內。有趣的是，這一年有8個歐洲國家加入，其中大部分是在該年11月在蘇州舉行的中國-中東歐（Chin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CEE）峰會之前加入的。這是當時所謂「16+1」模式的鼎盛時期，中東歐各國爭相成為中國「通往歐洲的橋樑」。
這也標誌著「一帶一路」擴張的一個主要趨勢：其中許多協議將在大型區域峰會之前簽署。這反過來又引發了人們的疑問：相對於急切地在大型外交活動上展示儘可能多的簽約國，中國在每項協議中究竟花了多少心思。
在沒有大型峰會的情況下，2016年的「一帶一路」又恢復了溫和的擴張態勢，僅有5個國家簽署了新協議。相比之下，2017年有31個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這一激增主要是由當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一帶一路」論壇推動的。到這年年底，除吉爾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外，幾乎所有中亞和東南亞國家都簽署了協議。中東歐也成為一個堅實的「一帶一路」集團，截至2017年底，來自該地區的成員數量已超過非洲。
還需要注意的是，截至2017年，「一帶一路」倡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的講話中首次提出的基本地理重點。截至2017年底，在已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58個國家中，巴拿馬和紐西蘭是唯一不在中國和歐洲之間的陸路或海上過境路線地圖上的國家。
不過，2018年將是「一帶一路」真正走向全球的一年。
在兩大峰會的推動下，當年有多達67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協議：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和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舉行的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峰會。僅在這兩次活動中，就有38個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前後，有31個非洲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峰會之前，有7個太平洋島國加入了「一帶一路」。
至此，「一帶一路」已經失去了其最初連通歐亞的所有表象，而是成為中國總體外交政策的統稱。「一帶一路」的成員遍布太平洋島嶼地區、中南美洲以及整個非洲大陸。
2019年又是「一帶一路」取得很好發展的一年，得益於中國於當年5月主辦的第二屆「一帶一路」論壇。15個國家加入其中，其中10個國家的加入是為這個盛大活動而準備的。
但到了2020年，由於 COVID-19疫情，中國邊境關閉了近三年，「一帶一路」突然陷入停滯。2020年，唯一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是吉里巴斯，它是在世界封控之前加入的。
吉里巴斯總統塔內蒂·馬茂於2020年1月6日訪問中國，這是吉里巴斯2019年9月與中國建交後的首次訪問。這代表了「一帶一路」發展的另一種模式：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宣布以來，與台灣斷絕關係的國家往往會簽署「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其擁抱北京外交的一部分。2017年的巴拿馬、2018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國、2019年的索羅門群島、2020年的吉里巴斯、2022年的尼加拉瓜、2023年的宏都拉斯，都遵循了這一趨勢。
在2021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之前，中國與大多數一直拒絕加入的非洲國家簽署了協議；當年加入的所有7個國家都屬於撒哈拉以南非洲。2022年，全球又有5個國家加入，但2023年迄今只有1個國家加入。
增長放緩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尚未加入的國家越來越少——而且它們大多都有充分的理由拒絕加入，難以說服它們。
「一帶一路」的擴張重要嗎？
萬億美元的問題依然存在：一個國家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到底有多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當然重要——此類協議是各國與中國政府保持積極關係（或至少曾一度保持積極關係）的便捷晴雨表。除了外國政府希望從中國獲得更多的投資和貿易流量外，最大限度地發展「一帶一路」的象徵意義顯然對中國政府也很重要。這對簽署國來說是額外的動力：如果中國政府正在推動某個夥伴國政府簽署協議，那麼在沒有迫切的國家利益與之背道而馳的情況下（例如，印度對「一帶一路」穿過有爭議地區的擔憂），這些夥伴國政府很可能會簽署協議。
但是，如果不附有實際的項目合同，「一帶一路」協議是沒有約束力的，價值也不大。正如正在重新考慮其「一帶一路」俱樂部成員身份的義大利所發現的那樣，合作文件在實踐中並不總是有多大意義。同樣，作為「一帶一路」最早一批成員的中東歐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特別是對「一帶一路」已經不再抱有幻想。
事實上，美國企業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全球投資追蹤》（CGIT）數據顯示，從2013年至今，美國、澳大利亞、巴西、法國和德國都是中國最主要的投資目的地——儘管它們都沒有加入「一帶一路」。
這並不是說「一帶一路」毫無意義——遠非如此。CGIT還追蹤了2013年至2023年中國為建設和「一帶一路」相關項目提供的5640億美元資金。AidData發現，在國際發展融資方面，中國以2比1的比例超過了美國——這種全球援助平衡的轉變，主要發生在2013年「一帶一路」啟動之後。正如 AidData的 Ana Horigoshi在她最近為《外交家》雜誌撰寫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在「一帶一路」的第一個五年（2013-2017年），中國平均每年為海外發展項目提供835億美元的資金，比之前五年（2008-2012年）平均每年淨增313億美元。僅這一淨增額就相當於美國在2013-2017年期間的年均融資總額。
但並非所有「一帶一路」成員國都是平等的，尤其是考慮到大部分原始資金都被用於價值5億美元或更高的「大型項目」上。AidData進一步發現，「儘管貸款規模和貸款組合有所擴大，但『一帶一路』並未導致中國海外開發融資項目的部門或地域構成發生任何重大變化。」
換句話說，加入「一帶一路」並不能保證中國投資或發展資金的大量湧入，置身於「一帶一路」之外也不會被排除從中國的對外現金流中獲益。中國的資金大部分流向與「一帶一路」倡議之前相同的地方和行業，只是數量更多而已。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帶一路」的發展也許最好被理解為一種象徵：一些國家對與中國發展關係的期望超過了他們的擔憂。考慮到這一點，「一帶一路」今天的影響力是重要的，哪怕這只是一個很好的提醒：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與中國「脫鉤」並不感興趣。
作者簡介：Shannon Tiezzi是《外交家》雜誌的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