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關注中國經濟增長要素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最近撰文說，近幾十年來的中國經濟的增長，有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蹟是西方之外的另一種成功模式，主要得益於國家力量，而市場金融、法治和產權是不必要的。
但他認為，與這種觀點相反，經濟國家主義不是中國經濟的救星，而是中國經濟的威脅。中國經濟奇蹟的出現，是因為政府放棄了中央經濟計劃，為市場經濟留出了空間。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第一波改革是由農村發起的，農民冒著被殺頭危險，開啟「大包幹」、「包產到戶」、「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中共順勢開啟改革，經濟得以發展，正是中共放棄計劃經濟、不干涉的結果。
黃亞生說，中共改革派領導層沒有扼殺自發的、自下而上的農村創業精神，中國經濟的騰飛是因為國家放手，而不是因為國家干預。
他舉例說，1978年以來經濟表現最強勁的地區，包括廣東和浙江，都是市場化程度最高、國家干預最少的地區。另一方面，國家干預最多的地區，如中國東北地區，則深陷高債務泥潭，在較低的增長率下掙扎。
政經學者《旭光時評》主持人鄭旭光對大紀元表示，從80年代有幾個坎，美國這邊放開了，尼克森訪華讓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機會，柯林頓把人權和最惠國待遇脫鉤，2001年中國加入WTO。
你跟別人落差太大，因為你落後，發展起來可以很快，把別人的經驗拷貝就行了。
中國所謂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發展，最開始是效仿亞洲四小龍的經驗，在美國對中國開放的情況下，通過招商引資、出口加工，帶動了一波經濟成長。但中共卻沒有像韓國、台灣一樣進行政治改革，徹底地限制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
加州洛杉磯分校安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家俞偉雄對大紀元表示，像西歐、美國，是政治自由、民主與經濟自由相輔相成的一種西方模式。二戰之後，亞洲四小龍開始都是比較專制的政權，但選擇了跟世界全球連結在一起，進行經濟自由化，造就了經濟奇蹟。
阿波羅網評論員楊旭表示，日本、德國二戰之後都是一片廢墟，進入和平時期後，經濟就開始飛速發展。韓國經濟也創造出了漢江奇蹟。總之，就是人吃不飽，穿不暖，突然有個機會能吃飽穿暖了，一定會拼命乾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溫飽問題解決了，人們富裕了，就不會再像之前那樣付出了。
在建政後的前三十年，中共一直在搞階級鬥爭路線，直到80年代之後，中國才具備了上述國家的條件，經濟也開始迅速發展。根本就談不上是中國特有的經濟奇蹟，只是中共宣傳包裝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