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荏苒，學生時代的事，許多早如過眼雲煙，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但那頓難忘的痛罵，卻至今仍深深地鐫刻在我心底。
罵人者，語文老師；挨罵者，全班同學。挨罵的原因，說來話長。
我和我的一班同學都是70年代初期進的那所地處偏僻被幾個城裡來的老師戲稱為「夾皮溝」的五七中學，其時文化大革命仍在繼續，夾皮溝校舍簡陋，設備簡單，別說文化課上得極不正常，就是授課者也難以正規，且不是今天上山鋤地，就是明天下田插秧——謂之學工學農，還常常半天半天甚至一整天地停課，排練、普及樣板戲，進城搞會演，下鄉作宣傳，我們肚裡裝的墨水可想而知。
但寫起作文來，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那一套卻心領神會、無師自通（其實大小報紙就是老師，一到作文課，老師就像放羊般把我們放進閱覽室里各取所好，盡情地抄），而且運用嫻熟，開頭必「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最最敬愛的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再讓我們共同祝願：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最最敬愛的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或「東風吹，紅旗飄，全國形勢一片好」「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結尾則重複開頭的語言，稍有不同的是，把「首先」換成「最後」，在「共同」之前加上「再次」。
這種照抄報紙、毫無個性更缺乏真情實感卻又自以為是的作文不知寫了多少日子，直到有一天，來了位科班出身（師大中文系）的老師，取代了那位由體育老師改行曾上魯迅的《友邦驚詫論》聽得我們雲裡霧裡的語文老師，我們才由混沌走向清明。
老師姓韋名健中，因走起路來右腳稍稍有點瘸，便被他的一幫同事尊稱為「鐵拐李」。鐵拐李眼睛高度近視（厚厚的鏡片上無數個暈圈），國字臉，寬額頭，講課就像費玉清演唱時喜歡高高地揚起下巴，還夾雜許多的「啊啊啊」，一件十分有型的四隻口袋的黃呢中山裝（後來據說是他曾當過國民黨軍官的叔父送給他的）常常是穿了近一個月才換。他來了以後，我們才算真正學到一點東西，才知道什麼是語文課，只可惜已是初中最後一個學期。
印象最深的一節課是作文講評課。「鐵拐李」來了不幾日便布置我們寫一篇書信體作文，內容要求是向過去的一位老師匯報自己近來的學習生活情況。我們自然又大顯摘抄報紙的身手，且無一例外地在「老師」前面冠以「革命」二字，末尾照例是「讓我們再次共同敬祝……」作文自鳴得意地交上去了，我甚至期待作文能像往常一樣在課堂上被老師表揚，當範文念。未料，幾天後換來的卻是一頓前所未有的痛罵。
那天的情景，我還記得十分清楚：「噹噹！噹噹！……」上課的鐘聲敲響了，鐵拐李手捧一疊作業本，右腳似乎比往常更瘸了不少地走進教室。其時，窗外陽光燦爛，室內一片亮堂，他的臉上卻陰雲密布，眉頭緊鎖。我們都摸不著頭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得平常面容和藹的老師今天變得如此嚴肅可怕？
咳——「鐵拐李」用力清一下嗓，再用手扶扶眼鏡框，然後下巴一揚，頭微昂著，開口道：「這次作文有個很要不得的通病，講空話、套話，假話！沒有一個人寫得真切！」咳——他又用力清一下嗓，接著說：
「向老師匯報自己的學習生活情況，就老老實實地匯報自己的學習生活情況，用不著大談形勢！再，稱呼前邊也不必加『革命』二字，你們以為加了革命二字，那個老師就一定是革命的了？事情沒你們想的這麼簡單！還有，末尾只向老師表示良好的願望就行，用不著又來個什麼『共同敬祝』！——八股，八股，這些全是新的八股！」
韋老師越說越激動，越說聲調越高，臉漲紅了，脖子變粗了，也不啊啊啊了，語言表達一反常態地流利，還在第一排同學的課桌前有點控制不住地趔趄著從左走到右，又從右走到左，幾近暴跳如雷，我們則被罵得驚詫莫名、無地自容又面面相覷。
雖說當時並不清楚什麼叫做八股，但打那以後，我們總算知道作文該怎麼寫了。自此，班上文風大變，出現了許多得到韋老師表揚且令他激動的說真話、抒真情、有個性的作文，還出現了好幾個作文尖子。
現在，我們同學聚會，還常常提及那頓有如醍醐灌頂、當頭棒喝又令人感激不盡的痛罵。
有師如此，乃學生之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