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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共經濟的五大特徵

—解剖中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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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吹成"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建設,沒有做全面的項目調研和預可研報告,沒有人大法定程序的討論和批准,僅憑習近平的個人喜好,一拍腦袋就拍出個"千年大計",於是,盛行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呼隆"建設模式,再現於雄安。到了今天,當發現雄安故事再也編不下去時,習近平又一拍大腿,溜了,將雄安這個爛攤子甩給河北省政府接盤。這時候的雄安,已經砸下去近萬億的投資!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一個國家的國家機器的運轉、維持和鞏固,無不仰賴其經濟實力的支撐,因而一國的政治制度無不打上它的經濟基礎的烙印。如果我們要全面認識中共政權的性質,就必須深刻了解中共經濟的如下幾大特徵:

一、尋租性(貪腐型經濟)

"尋租性"是中共經濟最本質的特徵之一。所謂"尋租",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和克魯格等人的論述,是指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制,從而獲得超額收入的機會,這種超額收入就是"租金",謀求這種特權以獲取租金的活動,就是"尋租"。簡言之,"尋租"就是權力變現,利用權力獲利的行為。"尋租"的主體,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行業組織,既可以是機構,也可以是個人(手握實權的高官、高管、甚至是基層執法人員等)。

從中共國的整個經濟運轉來看,無論是從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產業規劃、行業發展,還是項目立項、招標投標、信貸融資、工程建設等等,從宏觀經濟到微觀經濟,無不以"權力尋租"為發展動力,靠官商之間的利益勾兌和交易來維持,而不是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那樣,靠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公平自由的競爭來推動的。

"權力尋租"並非僅僅指手握大小權力的各級官員,它還包括(甚至主要指)整個中共的政權組織系統,都具有"尋租"的性質。官員尋租,只是依附在制度尋租框架上的一串串葡萄

最能體現中共制度的尋租性的例子是房地產:中共國的房產產權是有期限的,一般是40年、50年、60年,最長不超過70年。房產之所以有期限,是因為腳下的土地是國有的,個人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消費者的購房款,實際上就是房子在40年~70年使用期的租金。房產到了期限再另繳一筆費用,產權再往後延多少年。這實質上就是房產權的租期化,政府靠土地尋租,按租期收租金。這是制度"尋租"的最佳注釋。

"尋租"經濟,本質上就是權力變現經濟一一將手中的權力變現為白花花的銀子。所以,整個經濟環境是逆淘汰的,它必然造成貪腐型經濟。

二、壟斷性(暴利型經濟)

"尋租"的根源在於權力的壟斷,沒有權力的壟斷,掌權者就尋不到租。也就是說,權力壟斷是一切壟斷的最高形式,經濟壟斷以政治壟斷為後盾。

中共經濟的壟斷性,主要表現在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它以國有企業為主要代表。中共的國企系統包括央企和地方國企兩部分。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2020年國企資產總額(含金融、保險、行政事業)達672.6萬億,同期全社會資產總額為1655.5萬億,國企資產占比達41%;此外,國企經濟在第二、第三產業中的比重高達53%,占壓倒性優勢;國企生產總值在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達39%。

國有企業的壟斷性主要表現在行業壟斷上。凡涉及國計民生的命脈行業,如金融、保險、電信、股市、信託、交通運輸(鐵路、公路、航空等)、礦山、軍工、基礎設施、市政建設等,和特許經營的暴利行業如菸草、鹽業等,都被國有企業壟斷經營,不允許民營企業和外資所染指,即使有個別行業的放開,也極其有限。

這種行業壟斷就形成了國內市場的高壁壘,它一方面將國內的民營企業,區隔在薄利行業去打拼,另一方面讓外商投資進得來國門,卻入不了市場。不僅如此,除了行業壟斷以外,還存在另一種形式的壟斷:流通環節的價格壟斷,只准賣高價,不准降價銷售。如強制特斯拉汽車高價銷售、樓盤限制降價等。

壟斷是暴利的源頭。如果一個行業被壟斷全覆蓋,壟斷者就擁有無市場競爭的唯一定價權,他想賣多高就賣多高。大規模的壟斷經營給中共經濟帶來的暴利是驚人的:2020年,僅中國菸草總公司一家的純利潤就高達一萬多億,可供中共軍隊一年的軍費;百姓平常所吃的食鹽,成本價只有300元/噸,卻賣到3000元/噸,翻了10倍;藥品更驚人,在國外只需要一百多元的治癌藥物,在國內賣到5萬多元,暴利達幾百倍!

三、汲取性(壓榨型經濟)

按照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定義,一種經濟制度的汲取性是指:這種制度的設計"從根本上就是為了從社會一部分人那裡攫取收入和財富,讓另一部分人受益"。(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共經濟的"汲取性",鮮明地體現在兩個層面上:對農民的壓榨和沉重的宏觀稅賦上。

中共建政伊始,就全面開展農村土改運動,借"土改"消滅了地主、富農階級後,緊接著又對土改成果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收回土地),通過互助組>低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建立起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對農民和農業實行長期的高強度壓榨。在大饑荒年代,為確保城市居民口糧,不惜餓死數千萬農民以保障城市供糧。即使在取消了"統購統銷"的改開年代,對農民的壓榨也沒有放鬆過,而是通過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農村勞動力的廉價輸出、農村土地的強制徵用、以及醫療、教育、"新農合"等各種途徑,繼續壓榨農民。

中共經濟的"汲取性",還體現在它的稅收體系上,主要包括兩點:

1、稅收結構上,間接稅比重大大高於直接稅,約占總稅收的七成,而西方已開發國家正好相反,直接稅占總稅收的65%,間接稅只占很小的比重。我們知道,間接稅占比越高,越有利於富人,越不利於窮人。

2、宏觀稅賦。中共的宏觀稅負一直高居世界前列。據國內財稅專家的相關研究,僅2010年~2015年,中共國的宏觀稅負在37%~40%區間波動,不僅高於西方國家的30%,更大幅超出開發中國家的28%。宏觀稅負體現著整體經濟被政府盤剝的程度和承受的壓力,中共國的稅收90%來自於企業,而絕大部分企業的實際利潤率不到10%,可見企業經營之艱難,為此,曾有國內學者提出"死亡稅率"之說。這還是好幾年前的情況,現在的宏觀稅賦只會更高。

畸高的宏觀稅賦,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行政規費和五花八門的罰款,就形成對全社會的高強度壓榨。

四、奴役性(掠奪型經濟)

認識了中共經濟的"尋租性"、"壟斷性"、"汲取性",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經濟的"奴役性":即由上而下對底層勞動者的瘋狂掠奪。最能體現這種掠奪特徵的是下述兩點:

一是"土地財政"。中共國的財政系統之所以被稱為"土地財政",是因為各級政府的賣地收入占了財政收入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達80%以上。"土地財政"的全部秘密在於,政府將土地貨幣化,通過行政+暴力手段強制實行低買高賣來獲取暴利。

其運作方式是:行政性的強買(在農村普遍採用暴力手段強征強拆強遷)+市場化的拍賣,將每畝數萬甚至數千元的低價地,以每畝數百萬的高價賣給開發商,從而攫取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暴利,其暴利程度遠超販毒。這種世界罕見、充滿血腥的"土地財政",之所以能夠推行並持續數十年之久,根本原因就是,民眾對腳下的土地沒有一寸產權。

二是"血汗工廠"。伴隨著"made in china"成為世界名片,其背後的辛酸和血淚卻很少為人所知。在中共國遍布著無以計數的"血汗工廠",從長三角到珠三角,從第一產業到第三產業,從大路經濟到"監獄經濟",無數的奴工們拿著最低的工資、忍受著非人的待遇,用自己的血汗勞動生產出價廉物美的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往世界各地。

中共國依靠對億萬奴工的瘋狂掠奪,從瀕臨破產的赤貧之國一躍而成為當今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權貴階層富得流油,中共政府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了,全國竟然有數億農民工還在貧窮線上掙扎,有六億人的月收入不足一千元(李克強語).......這種近乎荒誕的驚人反差,是中共的吹鼓手們無論如何也圓不了的謊。這無疑是這個民族永遠也抹不去的巨大恥辱!

五、魔鬼性(無規則經濟)

在專制國家,獨裁者有多任性,權力就有多霸道。國家的一切重大事務,都隨獨裁者個人的好惡轉移。在這樣的體制下,經濟不可能在良序中運轉,只能跟隨獨裁者瞎指揮的魔術棒作無規則的搖擺。

比如,被中共吹成"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建設,沒有做全面的項目調研和預可研報告,沒有人大法定程序的討論和批准,僅憑習近平的個人喜好,一拍腦袋就拍出個"千年大計",於是,盛行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呼隆"建設模式,再現於雄安。到了今天,當發現雄安故事再也編不下去時,習近平又一拍大腿,溜了,將雄安這個爛攤子甩給河北省政府接盤。這時候的雄安,已經砸下去近萬億的投資!

又比如,陝西秦嶺北麓和南麓的一千多幢違建別墅群,昨天是某個大領導批示,說建就建,今天又是更高一級的大領導指示,說拆就拆。無論是建造還是拆除,都是領導一句話,沒有任何法定程序,毫無章法可言。而前後一建一拆,幾百個億的投資就打了水漂。

再比如,耗資高達1200多億的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後,現今每天的過橋車流量平均僅有數百輛,少的可憐,連投資利息都無法償還,整個大橋純粹成了景觀擺設。

類似的例子,還有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海南儋州恆大"海花島"39幢高樓的拆除,三亞"鳳凰島"的違建拆除等等,不勝枚舉。

中共經濟的這種不可預測的"魔鬼性",本質上講,就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姿意妄為的結果。它必定給經濟造成驚人的浪費和損失,而這些被浪費和損失掉的財富,都是黎民百姓的民脂民膏,最終都要由廣大民眾來買單。

(完)

寫於2022年1月15日

2023年十月三日修改

責任編輯: 李安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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