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捉迷藏一樣，妹妹小芳嘻嘻哈哈四處躲閃，小芬怎麼也追不到，「她像一個魔鬼」。突然，一輛紅色大貨車撞向小芬，一開始只是車身，最後輪胎直接碾過她，她的腦袋碎了。
小芬驚醒，確定這只是夢。再有一個多禮拜，妹妹就要再婚，類似的噩夢又開始困擾小芬。
小芳始終是她的噩夢——10歲那年，她離家出走，一開始躲到鄰居家的閣樓上，後來跑去鄰村豬圈裡；一次次地她被從高速公路上、山里，甚至鎮上找回。被找回的小芳總是衣衫襤褸，還有兩次回來後，懷了孕。
按照醫學上的評判標準，小芳屬於智力二級殘疾，智商相當於6到8歲的小孩，直到小學二年級都不會寫字，被要求退學回家，她的認知能力也停留在了那個時候。如今，她28歲，結過一次婚，生過一個小孩，打過一次胎。
墮胎後，小芳被送回了娘家，婆家提出過離婚，但不願意支付她父親要求的1萬元，便一直沒辦手續。六七年後，家人又替她物色好了下一任丈夫，婚期定在了9月16日（農曆八月初二）。在父母和親戚們看來，小芳必須再婚有著絕對充分的理由——女兒大了一定要出嫁，沒有留在娘家養老的傳統；這會壞了風水，影響弟弟的婚事；嫁了人，生了小孩，才有人給她養老，更何況她原本就有智力障礙。
但小芬知道妹妹不想嫁。在上一場婚姻中，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離家出走。
「她活在這個世上，好像沒人能保護她，給她庇護。」作為長姐，小芬決定趕回老家——一個位於江西贛州西部的小山村，要麼阻止婚事，要麼帶妹妹「出逃」。
9月9日，她請了一個禮拜假，坐上了早上七點從廣州回贛州的火車。
阻止未果
這次回家前，小芬試圖阻止過這段婚姻。
先是在訂婚當天，她坐在廣州的一家小飯館，挨個給親戚們打視訊電話，邊哭邊勸，一直打到飯館老闆出聲喝止，從中午「鬧」到晚上十點多，哭得耳朵生疼、聲音嘶啞。電話里，小芬歷數了小芳在上一段婚姻中遭遇的不幸，在她的認知里，妹妹這種情況，「嫁過去只會被當作性資源和生育工具。」
電話這端，小芬幾近歇斯底里；另一端，家人們只是不斷強調「那家人很老實」，「嫁過去她出走了就是他們的責任」，「你爸媽老了，不可能照顧她一輩子」。
到最後，父親劉貴濤丟下一句，「那就不嫁，留在家裡最好」。電話兩頭，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與父親，甚至整個家族的對抗，是小芬長到30歲以來最大的一次反叛。
她是家裡的長姐。在這個贛西小山村里，生男孩幾乎是每個家庭一定要達成的目標，而作為女孩，似乎理所應當多幹活，照顧弟妹，孝敬父母。這些不成文的規矩傳了一代又一代，小芬也就眼看著家裡一胎接一胎地生，直到第四胎，終於得了男孩。
小芳是老二，生下來幾個月，還跟小貓一般大。她發育也慢，上小學了牙都沒長齊，二年級了還不會寫字。家人都說，是小時候給她喝的奶粉太濃，「把腦子燒壞了」。
小芳出生後，父母為了躲避計劃生育，去了廣東，一邊打工，一邊繼續備孕。姐妹倆人成了留守兒童，住在一間小平房裡，電燈壞了，晚飯後摸黑溜進去睡覺；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小芬就做好飯，帶著妹妹，背著飯盒，翻過山路再跨過一條河，一起去村小上學。晚上回家，小芬還得輔導妹妹的功課，可怎麼教她都學不會，小芬氣得直哭。
初中時，每到寒暑假，小芬就開始幫忙帶孩子，一早起來邊做飯邊給弟弟妹妹餵奶粉，下午給他們洗澡，「就好像已經當過一次母親了」。再往後，她有了獨立經濟能力，也總想著為家裡付出——給小芳買手錶手機，帶母親做白內障手術，承擔弟弟高中三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小芳的電話手錶里，只存著姐姐的電話
在家族中，小芬總是那個最乖、最懂事的孩子。她還是村里至今唯一一個女大學生，考上大學那年，家裡風風光光給她擺了酒席，辦了升學宴。
基於長姐的角色，她知道自己這個時候必須站出來替妹妹說話；同樣基於對父親的了解，她清楚他不可能輕易退婚。於是她開始尋求「公家」幫助——找村幹部解決問題。她告訴他們，「如果不管我妹，她可能會成為下一個鐵鏈女。雖然不太可能被囚禁，但被男方和當地村民侵犯的概率還是很大」。
她還拿村里同樣患有智力障礙的玉萍媽舉例。玉萍媽婚後也經常離家出走，最後一次出走後，沒人再去找她回來，至今不知所終。玉萍媽是被人撿到，收了1萬多元介紹費「嫁」到村里來，丈夫也是智力三級殘疾，倆人生了兩兒一女，都患有智力障礙。
這次「反映情況」後不久，村幹部給小芬發了一張她家堂屋的照片，表示已經去過了。
小芳還是得嫁。8月上旬，婚期定了下來。雙方家裡決定，不辦婚禮不擺酒席，一來小芳還沒辦好離婚，二來，對方提出一切從簡，當天直接開車「接回家慢慢等（離婚辦好）」。
「意思就是嫁過去先睡著」，小芬說得直白。微信里，她和父親徹底撕破了臉，她放話說，「讓這個女婿給你養老，這個家我不會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生死」，「以後我沒你這個爸了」。
「憂傷的新娘」
對於這場婚事，劉貴濤堅稱小芳是自願的，沒人強迫她。
如今定了親的人家姓趙，彩禮加定金接近23萬，準新郎趙海波34歲，離過一次婚，四肢健全，父親在鎮上開理髮店。劉貴濤覺得條件不錯，「開理髮店，一天能搞到500塊錢，天天有錢，100萬肯定有啊。在農村，一般人沒這個條件，配她（小芳）很可以了。」
至於小芳「腦子笨、會離家出走」的情況，劉貴濤自稱告知過對方。對方不在乎，並堅信「只要生一個兩個小孩出來，就不怕（出走）了」。
小芬說，小芳應該的確表達過願意。因為奶奶告訴她，如果不結婚，就要去敬老院。奶奶還講，隔壁村有個老太婆去了敬老院，老頭都要進她房裡睡覺，她拴上門，老頭們就在外面撞門。小芳聽了很害怕。趙海波也認為小芳是同意的，因為「她說她不跑」。
小芬問過妹妹願不願意嫁，後者的回答是「爸讓我嫁」，以及「我結過婚了」——在小芬看來，這些都是妹妹表達「不願意」的證據。此外，小芳還稱趙海波為「陌生人」，「他媽媽要上班，好多剪頭髮的，好多男人，不想去」。小芳沒辦法連貫說話，但她會說，她怕男人。
這些天來家裡的爭吵，她都看在眼裡，會講出「沒離婚，不能結婚」，「要把錢退給他們」之類的話。她也格外敏感，門外每次響起男人的聲音，她都會一個激靈彈起來，再縮到角落。她知道最近父親因為自己的事情在生氣，處處躲著他，怕他對自己吼。
小芳長得很黑，皮膚、頭髮都黑，眼珠更是烏黑髮亮，見到生人，從下往上瞟一眼，然後迅速移開目光。她瘦且小，身高只有1米5，身形與兒童無異，行動極敏捷，像貓一樣來去無蹤。
這一次，小芬的朋友何菲跟小芬一起回了老家。她全程舉著攝影機，想要記錄小芬這次反抗。拍攝過程中，何菲幾次問小芳想不想嫁，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想」。但說完，小芳又會馬上強調，如果不嫁，就會被爸爸罵。
「這種恐懼會造成對父親的順從，不管做什麼事，都必須看父親的臉色。我覺得小芳可能知道，如果說『不想』，會被父親罵。」這是何菲的解讀。
至於小芳的上一段婚姻，人人都知道她不情願。
當時是2015年，她還不到20周歲。劉貴濤記得，那之前，她當著家人的面，講過幾次「不要」。
可是在村里，有智力障礙的女性哪裡有說「不」的資格呢？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潘璐曾經對農村心智障礙女性做過田野調查，在她調研的河北農村，智障女性結婚甚至是受到鼓勵的，「男性擇偶困難，面臨傳宗接代的壓力，智障女性是難以結婚的男性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在她的研究中，相應的，智障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徵：存在某些肢體殘疾、存在某種生理缺陷、年齡偏大、家庭經濟條件處於社區貧富排序的末端」。小芳要嫁的男人亦被囊括其中——他的右手天生患有神經纖維瘤，整條手臂布滿褐色斑塊，小芳看到就怕。另外，村里人跟她說，嫁過去會挨打。
說「不」沒用後，小芳開始用實際行動表達。婚前一個月，她悄無聲息地消失了，一周後才被找回，最後在家人的監視下等待出嫁。為了防止她再次出走，姑媽特地到家裡盯她，反覆告訴她嫁過去會很好。
那時小芬剛讀大學，參加了公益機構，她第一次知道妹妹不是「有點笨」，而是心智障礙者——她後來辦的殘疾證上，寫著二級殘疾。她隱約覺得讓這樣的妹妹去結婚似乎不對，但家裡人說了，找個條件好點的人照顧她會更好，小芬也覺得有道理。更何況，男方家在縣城，智力正常——只這兩點看起來條件就算不錯。小芬自認為自己沒能力為妹妹提供另一種選擇，「除了同情，沒有其他辦法」。
出嫁前那段日子，小芳總是躲在樓頂或自己的房間，默默坐著摳手，像一隻受了驚嚇的鵪鶉。小芬用攝影機拍下了當時的妹妹。在她的鏡頭下，婚禮當天，小芳穿著白色抹胸婚紗，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紅，髮髻簪一圈紅花，被新郎一路從房間背進院子，鞭炮、禮花在身後炸開，接親和送親的人群一擁而上。
小芬拍了照片發在朋友圈，配文「憂傷的新娘」，照片裡的新娘眼角和嘴角低垂，毫無笑意。
何菲看過那些視頻片段，她覺得那場景「就像把一個小孩打扮成新娘，然後嫁到別人家裡，去給人家生孩子」。
無數次出走
嫁到縣城，住進了樓房的小芳很不習慣。
她不會主動溝通，更不會提要求，可以獨自在房間一聲不吭坐一整天，晚上也不開燈。她還會隨意把家裡的衣服、被子丟掉，有的是看不順眼的，有的是她不喜歡的顏色。
她習慣了在老家餵鴨子、燒火、洗衣，但縣城沒鴨子，洗衣機和燃氣灶代替了她原本會做的家務。婆家怕她無聊，買來刺繡讓她打發時間，但她學不會。有一次她想自己燒菜，擰開了煤氣罐卻不懂開火，差點中毒。
婚後，小芳頻繁出走。為此，婆婆出門時會將她鎖在家裡，但她很快學會了撬鎖。後來，婆婆連買菜丟垃圾都把她帶在身邊，但走著走著，一不留神，人就不見了。
沒人知道小芳為什麼三天兩頭出走。但她說過自己怕丈夫生了病的右手，她還告訴過姐姐和姑媽，說10歲的小姑搶她東西，趕她回娘家。
2017年4月，在被公公送回娘家的路上，小芳又走了。這是她出走最久的一次。正在學校準備畢業論文的小芬被喊回家，每天騎車穿梭在村里和縣裡找人，奶奶紅著眼要去「問仙」，母親生氣地反覆念叨，「怎麼越大越笨了」。最絕望的時候，家裡人甚至想過放棄尋找。
那段時間，小芬拿著妹妹的照片敲開每家商店的門打聽，在每根電線桿上貼尋人啟事，還通過網絡平台發布尋人啟事。這個方法最後奏效了，半個月後，小芳被送了回來。
妹妹出走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小芬記得，從10歲起，她就開始「往外跑」——先是跑去鄰居家閣樓里躲著，再往後，是附近村子的親戚家。15歲時，她開始跑向更遠的鎮上、山里、高速公路上，一年至少跑一次。
至於她出走的原因，據小芬分析，一是幹活太累了，在妹妹的邏輯里，好像去親戚家就不用幹活還有吃好的。二是家人話說重了，覺得沒有得到爸媽同等的關愛。小芬始終覺得，妹妹對愛的感受很敏感，她是在用出走換得家人的愛和包容。
小芳日常在家裡干農活、餵鴨子
小芳一直是家裡最不受待見的孩子。
家裡蓋起了兩層半的房子，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二樓新裝修的臥室，而小芳的房間在一樓黑乎乎的角落。被退學後，她在家裡幫忙種地、撿柴、洗衣服，但她衣服總洗不乾淨，撿柴也只能撿兩三根，總是被嫌棄「干不好活」「沒用」。而她的種種古怪行為和離家出走，也只能換來父母的大聲呵斥。
讀大學後，小芬用勤工儉學掙到的錢，給小芳至少買過4隻電話手錶和2部手機，連上自己手機里的APP來定位。但小芳總丟東西，不出幾個月，可以定位到她的設備就不見了。
對小芬來說，妹妹出走帶給她的除了尋找的壓力，更多的是恐懼——她流落在外，隨時可能被傷害。小芬說，這在之前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2015年5月，小芳結婚兩個月後，婆家發現她肚子大了起來。檢查發現，懷孕時間早於婚禮時間。於是，盤問小芳的工作落到了小芬這裡。
她先是問妹妹在外面有沒有被人欺負過。為了讓她明白「欺負」的意思，她把問題拆得很具體，比如有沒有人去脫你的衣服、褲子，壓在你身上。在小芳不連貫地表述中，小芬拼湊出兩個疑似施害人——一個是到她家裡打過牌的男人，另一個是在街上騎摩托的男人，後者把小芳拉到了一間破房子裡。但具體時間小芳說不清。
「她可能被強姦了」，這是小芬第一次清晰意識到，走失給妹妹帶來了什麼。
但由於妹妹什麼都說不清楚，又沒有證據，小芬沒有報警。很快，孩子生了下來，婆家決定留下自己養。早在婚前，醫生就說過男方的病可能會遺傳，婆家甚至因此想過去買精子。
2017年4月小芳再次出走後，婆家決定放棄這個媳婦，把她送回了娘家。
回家不久，小芳又懷孕了，這次是在走失期間受的孕。母親給了小芬幾百塊錢，讓她帶著妹妹去鎮上的醫院打胎。之後，又特地打來電話，叮囑她們先別回家，在外面住一晚——按照當地的說法，懷了非婚生的小孩，回娘家不吉利。
妹妹的遭遇，給小芬造成了極大的心理陰影。
「讓我感覺自己在意識上被強姦了。」小芬愈發感受到，「女性就是被當作性工具和生育工具」。她至今單身，「很害怕，不知道自己會遭遇什麼」。
就是要反抗
小芬的單身，在這個贛西山村算是一種忤逆。
實際上，早從她大學畢業開始，這個家族裡的「榜樣」就逐漸坍塌——她不願聽從父親的建議去考公，甚至連工作都沒找，而是回老家做了一年自由業，接紀錄片拍攝和製片的項目。村里同齡的女孩初中畢業就去打工，結婚生子，如今孩子都上了小學。可小芬還孤身一人。父親開始抱怨，「就不該讀那麼多書，不結婚有什麼用」。
妹妹的事更是加速並加重了小芬的「反叛」。她開始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家裡的權力關係。
她的反抗從幫母親說話開始——在家裡，父親是那個在外工作掙錢的人，掌握了錢就等於掌握了權力。他吃飯永遠坐正對著門口的主位，從沒做過家務，而作為家庭主婦的母親每次煲好湯一定最先給丈夫盛一碗。每年除夕夜，父親都要指責母親菜炒得不好。
大約三年前，小芬終於不忍了，在父親又一次抱怨後，她頂了一句，「你自己都從來沒做過飯」。
這次反對小芳婚事，是她最大的一次爆發。回家後，她開始了一場又一場密集的談判。
先是和家裡，準確地說，是和父親的談判。對話通常在晚上進行，劉貴濤在鎮上家具廠打工，最近總加班，九點多才騎著摩托車回家。
「反正我的女兒大了就要嫁出去，誰都阻撓不了。」面對女兒的反抗，這個一家之主突然抬高嗓門，挑起一邊眉毛，瞪向小芬，「她器官也沒壞掉，就腦子笨一點，就不用嫁？」
在他看來，男的要娶，女的要嫁，天經地義。更何況對於小芳這樣「腦子笨」的人，父母保不了她一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嫁出去」。在村里，幾乎沒人覺得腦子笨是問題。
小芬把這些行為說成是「賣女兒」和「尋找生育工具」。劉貴濤急了，直接開罵，「你這麼大都沒嫁出去，我一點面子都沒了。老大比老二還笨，自己不嫁，還覺得老二也不要嫁。讀那麼多書沒一點用！」他平日不常對女兒發脾氣，尤其是對這個讀過書見過世面從小就乖巧懂事的大女兒。
氣氛稍緩和一些後，劉貴濤又開始解釋，對小芳來說，婚姻才是最好的歸宿，「誰也不能保證她一定會過得好，但至少可以試一試。如果不行，我們也可以主動離婚。」
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母親總會在父女倆衝突最大時出來叫停，奶奶拄著拐杖在一旁搖搖晃晃，小芳則沒了蹤影——父親一發火，她就躲開，有時坐在一樓房間的床上，背對著門；有時躲去二樓，縮在衣櫃和牆的夾角。
父親這邊說不通，小芬就去鎮上找趙家，重申自己的態度。趙海波很堅持，他重複著「只要神經上沒毛病，笨一點都沒關係」，又說「好喜歡小芳的，等她等得好苦」。他說自己以前也在網上跟女孩聊天，但「花了錢也泡不到」，他把自己在婚戀市場上頻頻挫敗的原因歸結為「太老實」以及「女孩子要求高」。他實在太想結婚了，為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也為了傳宗接代。
他還提起前妻神經上有問題，是癲癇，「尤其同房的時候，更嚴重，會突然口吐白沫，翻著白眼（抽搐）」。
小芬趕緊接過話茬，說妹妹也有這個情況。對方的態度終於鬆動，答應退婚。
9月14日，趙家母子趕到劉家退婚。
一共要退64300元，包括61200元的定金以及男方家買東西的錢、搭計程車的路費等。屋外下著雨，堂屋裡沒開燈，劉貴濤的臉跟天色一樣陰沉。算完錢後，他突然當著所有人面用手指向小芬，「全部她來付」。小芬厲聲拒絕。僵持了三四個小時後，小芬的母親奪過丈夫手裡的4萬多元現金，付給了趙家，說剩下的錢由小芬轉帳。
趙母一張張數完現金，再一捆綑紮好，帶著兒子默默離開。小芳和往常一樣縮在角落裡遠遠看著，她太小了，只露出半個頭。
婚事黃了，劉貴濤用更大的聲量衝著小芬吼，要求她寫保證書——如果弟弟妹妹在28歲之前沒結婚，她要賠他60萬—100萬元。此外，還要付他精神損失費，以及本來可以找小芳前夫家要到的1萬元離婚費。小芬一一頂了回去，父親拿著杯子衝過來，母親一把推開他，攔在中間。
趙家原本要送去的現金彩禮
最後在小芬撕心裂肺的哭聲中，一切暫時歸於平靜。
這是何菲第一次見到小芬「爆發出這麼大的勇氣和能量」。她認識小芬很多年了，印象中，她一直安靜，說話輕聲細語，從不與人起衝突。
而也就是在這次退婚後，小芬向我們吐露了自己2019年年末經歷過的一次性別暴力——跨年夜，一位男同事約她吃飯，飯後兩人準備再喊些朋友看煙花。男人說冷，提出讓小芬陪他回家拿件衣服。之後，要離開男方住處時，小芳突然被從背後抱住，她一邊反抗一邊大聲呼救，用牙齒咬了對方的手掌後，奮力逃跑。
當晚小芬報警了，微信聊天記錄、鄰居聽到的呼喊聲以及男方手上的傷口，證據確鑿，對方被判定為強制猥褻，判了10個月。這對她來說是一次難以啟齒的傷痛，此前從未提及。
這也讓她對小芳的遭遇更感同身受。在她看來，無論是妹妹被安排的婚姻，還是自己的經歷，「都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性需求和傳宗接代的需要」，「那我就是要反抗。反抗這種事的發生，反抗社會對這種事的不作為，反抗只是教育女性要保護自己，卻不教育男性該怎麼約束自己。」
逃離
退婚後，小芬決定帶小芳逃離家裡。
下這個決心並不容易。這不僅意味著和父親乃至整個家族徹底決裂，也意味著自己生活的巨大改變，還有很多更現實的問題——她對比了廣州幾家心智障礙託管中心，最便宜的每月也要3500元，自己的薪水支撐不了多久。如何兼顧工作和照顧小芳，是小芬需要面對的最大難題。
小芬知道，對妹妹來說，最理想的狀況還是留在家鄉——農村天地廣闊，她可以自由奔跑，還能幫父母做點家務，但前提是父母的容忍和照顧。最近因為婚事的衝突，小芳對父親的恐懼已經達到了頂點。小芬擔心自己一旦離開，妹妹又會離家出走。她還擔心趙家反悔，退婚後，趙海波不死心，還在鍥而不捨地發著信息。
退婚後，趙海波還不死心
只能逃了。9月15日晚上，小芬最後一次問妹妹願不願意跟自己走。小芳點了點頭，一個人呆坐在床上。
次日一早，她上樓告訴姐姐，說自己收拾好了行李，要走。下午5點，小芬去村委會提交了妹妹的低保申請材料——她們必須在6點之前離開，那是父親下班回到家的時間。
小芳收拾好的那袋行李就擺在房間的水泥地上，裡面有幾件衣服、一個裝著電話卡的紅色布包，一雙毛線手套以及一個包快遞用的氣泡膜，那是她的玩具。她蹲在地上，透過門縫小動物一樣警惕地盯著外面。等到媽媽上樓約摸兩分鐘後，她轉身拎起行李，輕快敏捷地衝出家門，穿過院子、菜園，鑽進了小芬提前叫好的停在坡上的車。
擔心被過路的鄰居或住在隔壁的奶奶看到，她左手緊抓著行李，右手捂住嘴巴，縮在座位下。幾分鐘後，小芬和何菲也上了車。奶奶拄拐的身影、家門前長長的土坡都被遠遠甩在身後。
小芬說，這一次離開，算是徹底走了。她拉黑了父親的微信，說只要他在家，自己就不會再回去。但對父親的恐懼遲遲未能消散，哪怕是在鎮上走100多米的路，小芳都要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個嚴實，她擔心被父親抓回去。
這種恐懼持續到坐上高鐵。三個多小時車程里，小芳呆坐著，緊盯著車廂里的顯示屏，時不時問姐姐還有多久到站，然後一個人偷笑了無數次。
這是9月16日，原定她要出嫁的日子。
在廣州生活了大半個月，小芳的生活還是沒有著落——小芬帶她去了幾家機構，第一個地方大多是年長的心智障礙者，他們熱情地要跟小芳握手，小芳嚇得縮起了背，說「好多男的」；第二個地方可以為她提供職業培訓，但一定要有監護人簽字才肯接收，小芳的監護人是父親，事情又卡住了。於是，小芬去上班的時候，只能把妹妹鎖在家裡。
現實中遇到的困難比想像得更多，但小芬不後悔。她只清楚地記得小芳跑出家門的那一刻，是笑著的。
（ 註：為保護採訪對象隱私，文中所涉人名均為化名，作者：高敏，實習生周舟、李思、徐爽對本文亦有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