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兩類國家：以色列，以及其它所有國家。
從很多方面來說，以色列原本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出現的國家，但它竟然生存下來了，也因此而具備了其它國家所沒有的問題。
它不是第一個在誕生之前就已有理念描繪出來的國家，也不是第一個由移民或流亡者建立的國家，但卻只有它既如此之新、又如此古老；它的主體民族猶太人常給人一種同質化的印象，但「猶太人身份」的來源其實極其複雜多元，被承認為「猶太人」的，僅在體質上就有白人、黑人和黃種人的差別，蘇聯時期曾嘲笑猶太人這個概念「如同說凡有紅頭髮或某種鼻型的人都屬於一個民族一樣可笑」，這在某種程度上倒也沒說錯。
最頭痛的一個問題是：以色列至今仍是一個處於不斷「形成中」（becoming）的國家，它不僅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肯明確其國境線的國家，而且關於以色列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在其內部一直爭論不休。
這些問題的根源，說到底或許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以色列自誕生起，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後來又迫於內外部的壓力而始終無法正常化，而何時能正常，看起來也遙遙無期。
這使得它的存在始終面臨著某種不確定性，仿佛一個住在地震斷裂帶上的人，就算是在自己家裡也無法安睡，時不時就擔心不知什麼時候就會來一場地震，把自己所熟知的家園夷為平地。
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維特在本書一開頭就已深切地說明了這一點：「從我記事之始，我就知曉了恐懼，那種真切的恐懼」，雖然他小時候的以色列是一塊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
《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
[以色列] Ari Shavit著，簡揚譯
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然而，我總覺得，在那時的家鄉，在富人們豪華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洶凶涌。我恐懼著，總有一天，這洶湧的暗濤會吞噬掉我們所有人，就像神話中的大海嘯―樣，摧毀海岸，將以色列一掃而空。也許，以色列會成為另一個亞特蘭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處。
在這裡，希望有多大，這種恐懼與脆弱就有多大，兩者之間似乎維持著某種恐怖均衡。危機感，是這個沒什麼礦藏的國家裡從不匱乏的物質，有時或許是它最大的財富，另一些時候則是揮之不去的折磨。
老實說，正常人都不會想要去這樣一個地方建立家園——如果他們當初能預料到以色列的未來的話。這當然源於猶太民族特殊的境遇。在大流散之後，如果猶太人在歐洲能不被歧視地好好生活，那麼以色列這個國家也許永遠只會停留在紙面上的設想。
眾所周知，寫出《猶太國》的西奧多·赫茨爾是受1894年法國德雷福斯事件的刺激才轉向猶太復國主義的，而以色列這個國家最終能在1948年得以成立，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於納粹德國在1933-1945年間大肆迫害猶太人。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長和總理的梅厄夫人在其自傳中說得明白：「所謂猶太人問題（當然它實際上是基督教問題）基本上是猶太人失去家園的結果。」
歐洲是以色列「代孕的母親」。在很大程度上，猶太人是歐洲社會無法或不願消化之後而被吐了出來，被迫重返據說是他們祖先所來自的土地上去。納粹大屠殺已使他們清醒地看到：如果猶太民族不想被滅絕，重建家園以自我變革乃是唯一的出路。
相關的故事已被人講了太多遍，每個但凡對歷史有點興趣的中國人大概也多多少少聽說過一些。阿里·沙維特的講法略有不同：他是在過往的一百二十年間，選取了一些關鍵性的時間節點和事件，來討論這一歷程。
由此可以看出，這個國家是怎樣從一個不可思議的設想，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和英勇的鬥爭而逐漸變成現實的，但正如有句話說的，「當你抱有理想時，小心它實現的時候」，因為它會帶來完全不可預知的結果。
故事的起點選在1897年，那一年，他的英國籍祖先第一次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而這也是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在巴塞爾召開的年份，在會後，赫茨爾在日記里寫：「我在巴塞爾創建了猶太國。如果我今天這樣說，迎接我的會是笑聲。也許在五年之內，肯定在五十年之內，每個人可以看到這個猶太國。」
他的預言不可思議地準確——只差了一年；但如果當時別人會嘲笑，那是有情可原的，正如英國的這個考察團所見，當時這片土地十分荒涼，仿佛遠古以來時間便停止了，以至於很少有歐洲猶太人願意放棄優渥的生活移民到這裡來。
當時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信奉的是：他們是「沒有國土的人民」來到一個「沒有人民的國土」。
麻煩的是，那裡其實是有人的。
設想固然重要，但要把它變成現實，靠的卻是不懈的、有時甚至是非理性的行動力。以色列不是憑空掉下來，不是有幾個人來到以色列，宣讀了一份獨立宣言，它就成立了——當然不是這樣，它靠的是無數實打實的積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國家不是建立在赫茨爾的空想之上，而是從一個個基布茲（集體農莊）中生長出來的。
一個以色列基布茲
那一代開拓者常常有著實踐先行的理念，崇尚務實的行動而不管理論如何，就像梅厄夫人說過的，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本-古里安「真正怪誕的東西是，即使理論上他是十分錯誤的，實踐中他卻常常被證明是正確的」。
梅厄夫人本人也是如此，她有一種非此即彼的觀念，覺得在民族患難面前，要麼崩潰屈服，要麼就是「咬緊牙關，繼續戰鬥，不管有幾條戰線，也不管多久」。
對以色列來說，它後來的大部分頭痛的問題，或許都可歸結為一點：它太成功了。
儘管在以色列的傳奇中，常讓世人誤認為這是一個弱小而脆弱的政體，但事實上當時缺乏組織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社會完全無力阻擋用歐洲技術、資金、思想和武器所滋養起來的猶太人殖民社會。
在1948年獨立之後，僅有65萬猶太居民的以色列將兵臨城下的五個阿拉伯國家聯軍打得潰不成軍，並在其後的四次中東戰爭中保持著全勝的戰績，便是明證。
猶太民族避免了再度覆滅的危險，但勝利帶來了它獨有的問題：由於勝利得太徹底，以色列殺死和驅逐了大批阿拉伯原住民，這成為始終困擾它良心的問題，並遭致世人對其合法性的質疑；為了避免受威脅，它不得不占領一些地區，但這卻沒有使自己更安全，反而在付出大筆開支之後還使自己變成了一個侵略者；由於一直勝利，它有時不知道在哪裡才適可而止地停下自己的腳步。
所有這些，又愈加使得它無法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讓阿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彼此達成妥協，和平共處下去，而勝利也使得以色列更難妥協——如果說黎巴嫩典型的部族邏輯是，弱小時怎麼能妥協？強大時為什麼要妥協？那麼以色列其實也是如此。
此外，或許並非不重要的是，這些無始無終的衝突還強化了雙方的受害者情緒，而借用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中的話說，「一個自認為受傷害的人幾乎從不會以道德標準評價自己，也不會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制。何必呢？他是受害者。」
或許是因為經歷了大屠殺這樣可怕的事件，歷任以色列政治家對政治前景絕無幻想，而猶太人中也普遍如此。兩度出任總理的內塔尼亞胡早在三十年前就曾說過，「你和十個美國猶太人走進一個房間，你就會發現，大概有兩人相信，力量來自和平，而另外八人都相信，和平來自力量。」
內塔尼亞胡
就像《群氓之族》一書中所說的，「以色列這個國家的誕生，就是不顧一切要活下去才實現的。」他們不寄望於彼此的善意，而是試圖通過使得對方絕望來確保自己的生存。
這個小國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打了五場戰爭和無數小衝突、不惜採取占領政策和先發制人戰術、在連半導體收音機都無法造出來的貧困年代就勒緊褲腰帶堅持秘密研發核武器，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迫使敵對的阿拉伯國家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無法通過軍事手段來消滅以色列。
像以往的其它挑戰一樣，不必驚異，它這次也幾乎做到了。然而對這個國家而言，和平卻是僅次於戰爭的第二大威脅。
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之後，由於埃及轉向「積極中立」，實際上意味著阿拉伯國家已承認現實，放棄了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的念頭。雖然威脅並未完全解除，但至少使以色列社會多多少少能夠享受一點「正常社會」所具有的那種安心了。
在相對和平的年代，以色列終於真正繁榮富裕起來，它在人口和社會上的多元特質，幾乎像是另一個美國（而美國早期的建國者也曾自認為建立了另一個以色列），只不過它從未享有美國那種安全感。
不幸的是，正如保羅·瓦雷里曾嘲諷的那樣，「鄰國的存在是一個國家防止連年內戰的唯一保證。」在內部多元、歧異程度極高、尚未融合為一體的以色列社會，這句話真是說得再正確不過了——在這裡，戰爭看來是比和平更好的熔爐。
正由於外部威脅減弱，1973年後以色列才開始放心大膽地在西岸建立非法定居點，而相反的和平運動也轟轟烈烈地展開了，與此同時，以往被那種一致團結對外的要求所壓抑的不同群體的呼聲也紛紛浮出水面，這其中既有那些不滿於成為二等公民的東方猶太人的高喊，也有受夠了父輩緊張奮鬥的年輕一代想要快樂地享受生活的聲音——在這樣一個推崇艱苦勞作、奮戰和鬥爭的國家裡，這原本像是不光彩的欲望。
在《我的應許之地》中，阿里·沙維特貫穿始終的都是自己作為一個以色列人的憂患意識：這個國家如何才能在重重隱憂之中繼續生存下去。雖然原本的外部威脅依然存在，但具體地看，在享受了一代人的和平（或「亞和平」）之後，以色列所遭受的主要挑戰與其說是來自外部，倒不如說是內部。
這些年裡，以色列經歷了七輪不同的國內反抗：定居者的反抗、和平的反抗、自由司法的反抗、東方猶太人的反抗、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的反抗、個人享樂主義者的反抗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而且根據托馬斯·弗里德曼當年的洞察，「在以色列認同大辯論中，四大派系個個都相信別的派系會衰亡。」
在這眾聲喧譁之中，每個邊緣群體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每一項籲求都是尋求公義的，都是在爭奪「我所認為的以色列應該是這樣」這一核心理念，並試圖由此重塑這一猶太國家。
這些來自不同群體的反抗無一例外都是對原有秩序的潛在顛覆，他們的確各有道理，但沙維特則擔憂它們的合力將會破壞以色列原先的凝聚力，變成一個「破碎的萬花筒」，「統治集團崩潰了，明確的目標消失了，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分崩離析了。在反抗最激烈的時候，大熔爐本身熔化了」。這最終可能導致國家的崩潰，因為
它們累積的影響卻是毀滅性的。它們沒有將以色列發展成為一個運轉良好、自由民主的國家，它們也沒有將以色列重組成為一個強大、多元化的多部族聯盟，而是把這個國家變成了一個令人刺激和興奮、多元化、色彩豐富、精力充沛、可悲可笑的政治馬戲團。
但這真的是壞事嗎？照我的看法，這種多元聲音正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正常的現象，其本身正表明以色列終於「正常化」了，它們之所以看上去像是「問題」，正是由於它在根本上有點「不正常」——它外部的威脅始終沒能真正徹底地解除，因而才比任何已開發國家更需要社會凝聚力，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威脅。
換個角度來看，所有這些變化其實都是積極的、也是理所當然的，誰也無法一直保持早先那樣的時刻備戰的團結心態，那畢竟令人不堪重負。正如三十多年前曾有人說過的，「以色列實在是一個叫人無法忍受的地方。假如還有一個猶太國家，我寧願去那裡生活。但是沒有。這個以色列就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只不過現在，人們覺得無須再忍受下去，為什麼不能有一個更好的、更能照顧到自己感受的以色列？
從這一點上來說，現代以色列的經歷並不特殊：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任何一個社會，都必然會有（至少應當容許）不同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也的確有權按自己的想像來重塑一個對自身更友好的未來，至於這些不同訴求的合力是摧毀了社會共識、導致崩潰（不是沒發生過，例如1979年的伊朗），還是刷新社會價值觀（比如1960年代的美國），則要看這個多元社會本身的彈性了。
就此而言，以色列的成敗或許具有超出自身的意義，它將指明：一個面臨圍困和風險的多元開放社會，能否真正經受得起衝擊和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