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60年代的三年大飢餓，早在1958年底就顯露了苗頭，1959年廬山會議後，形勢雖然更加惡化，中央命官、各路諸侯卻再無一人敢直諫毛澤東。
封建歷史時期，昏君是不少，但總還能看到星崩一兩個不要命的大臣向皇帝死諫。1959年廬山上若不是彭德懷有封信，這段歷史會更遺臭萬年。儘管彭沒下山就投降了。
1959年始，中國農村開始大批死人。但為什麼中國的城市印像不深呢？以至素以敢說話的台灣李敖也不相信當年的死亡人數呢？
關於三年大飢餓中國農民的死亡人數，我還是那句話：即使沒有幾千萬，幾百萬有沒有？餓死幾百萬就正常嗎？「鬥士」李敖為什麼也在有沒有幾千萬這個問題上來回糾纏？目的是什麼？
李敖當年畢竟不在大陸，但何以那麼多中國「知識分子」也對當年中國農民的慘狀少有親眼所見呢？以至這段歷史只靠兩個渠道提供：一是釆訪當事人，二是從有關檔案查找真相。但大量有關三年大飢餓的檔案還捂得很緊。
三年大飢餓時，中國城市為何「平靜」？一條路被堵死了，一條或許還能要口飯吃的路被堵死了！兩個文件，兩個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文件，將千百萬準備從農村爬出來的農民，堵回他們的草屋。村口、集鎮、汽車站、火車站，到處都有民兵公安。凡是偷著往外跑的人抓回來，不死必脫一層皮。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不到一個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就是這兩個文件，將當年千百萬準備外出逃荒的「盲流」堵住了。就象今天的朝鮮，你在平壤絕對看不到一個乞丐，甚至看不到一個殘疾人。
這是兩個什麼文件？有原文嗎？沒有。你在今天的中共大事記里連標題都看不到。但1959年4月18日周恩來在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應該好找。周恩來說：「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消滅了我國舊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失業現象。……讓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叫嚷吧，我們的工人和農民除了失去了失業和挨餓的自由以外，什麼也沒有失掉。」
「可就在1959年4月17日的下午，周恩來就十五省『2517萬人無飯吃的問題』剛剛寫下批語，並要求將文件三日內用飛機送到十五個省委第一書記手中。」（黃鐘《不得不禁錮中國人嗎》）
不到兩個月連發了兩個關於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說明了什麼？
40年後的1999年，一個叫楊繼繩的人來到當年的重災區河南信陽。後來，一部讓人觸目驚心的書——《墓碑》問世了。讓我們向楊繼繩先生深深鞠一躬吧，繼《人禍》之後，《墓碑》又一次展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氣和良知。
讓我們向《墓碑》，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大飢餓望上一眼吧。
「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露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嚴防死守。各村設卡，民兵站崗。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警察把守，長途汽車黨員隊長開車。信陽南北兩個火車站，兩個鐵路警局長一人負責一個。……外流人員一律按『流竄犯』處理，抓住後嚴刑拷打。僅信陽就堵截了19萬人。」
這就是為什麼，當年中國農民大量死亡，而中國城市相對平靜的原因。中國城市雖然也吃不飽，但人們沒看見路有餓死骨，是因為大量饑民被堵死在鄉下。而信陽這樣的重災區，連中國的城裡人都不知道，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斯諾就更不知道了。
2008.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