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看到的悼念李克強的文章中，李少民在X發表的"我記憶中的李克強"，對李克強的描述最細緻入微。
這篇文章使我想到在和李少民交往中與李克強有關的一些事情，又引發我的一些思考，超出悼念李克強個人的範圍，而涉及審思中國的改革道路及中國前景。
李少民文中談到他和李克強在北大一個讀書會的事，他過去就和我們談過。那還是李克強剛當大官的時候。我們和李少民聊天，不經意談到，看電視上李克強講話，套話很多，像縣委書記似的。李少民說，在北大時，我們有一個讀書會，經常交流討論，李克強思想活躍，反應很快。這頓時改變了我對李克強刻板形象的看法，同時也使我感嘆官場對北大77級才俊的消磨改塑。
北大同學悼李克強的輓聯說他"活的憋屈，死的窩囊"，很準確。要尋求中國改制而代價最小的道路，我們這一代人的主流認識是，那條路是改革。胡耀邦、趙紫陽倒在這條路上。李克強被許多人認為是改革命存一線的人物。紐約時報記者袁莉報導說，"中國人哀悼李克強，就是哀悼一個希望尚存的時代。"這是到位之論。
改革早已經死了。比《1984》更嚴酷的體制，如動態清零實踐所昭示，已經是現實。要扭轉局面，依據歷史經驗，需要有擔當、有權謀的上層人物，需要有不再沉默忍受的民眾。現在，改革的希望是否也不復存在了？
李少民的文章提到那個讀書會六個成員中其他人後來的發展，還提到他父親李洪林先生"大鬧中宣部"，當時李克強說"你爸真厲害"。下面先來補充這篇文章未敘及的、我所知道的他們父子兩人後來的情況。我想以這個樣本來（局部地）反映一群人的經歷。這群人在1980年代和李克強同屬改革派陣營，後來以異見反對派身份促進中國變革。他們的經歷可以與李克強的仕途相對照，而顯示中國改革歷史進程的一個重要側面。
需要說明，我認為，在六四以後留在體制內繼續做改革派，對這種選擇，未可一概否定。方勵之在自傳寫到，1978年他和許良英、范岱年等幾個右派討論是否接受"恢復黨籍"，找出的理由是："入黨是為了改造黨"，"當今要做事，只能從黨內著手"。我對抱此目的、迄今仍然在體制內作堅韌努力的人，支持而且致敬。走這條路其實是艱難的，既涉及堅持個人道德操守，又要排除阻力、成就改革業績。無從知曉李克強在1989年是否還有方勵之等先生在1978年的想法。但是他的業績是可以評論的，下文會談到。
1989年4月，李少民與楊小凱、於大海（當時被稱作"普林斯頓三劍客"）積極推動在美留學生聯署公開信，支持國內從悼念胡耀邦擴展開來的學生運動。我們和李少民從那時起建立聯繫，共同參與了其後在美國的留學生及學者的抗議運動。他畢業後到AT&T，在著名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中的BOA（Business Operation Analysis，商業運作分析）部門工作。BOA對內作經濟統計分析，對外曾經是美國管理科學（主要是運籌學）的研究重鎮，成果豐碩。我們畢業後也加入AT&T，和他成了同事，兩家還是住處靠近的鄰居。李洪林先生在六四前已被貶到福建社科院，六四後被關押一年。釋放後，到少民處"依親就養"。老先生在家中寫字作畫，掛在牆上的，字是"離騷"，畫是"屈子行吟圖"。少民說，他們這輩人，還全是屈原情結。確實，當時住在附近劉賓雁、蘇紹智、郭羅基等老一輩，心中都還信"正宗"馬克思。每天下午小孫女放學回來，老先生就陪她在院子裡玩。還要為小孫女望風，不時看表，告訴小孫女："你媽快回來了，要回屋了（去彈鋼琴、寫中文、做作業，等等）。"李洪林先生繼續在海外發表文論，著有《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等。李少民後來到香港城大任教。2001年2月到深圳聯繫業務，以"涉嫌間諜罪"被逮捕關押，成為當年中美"人質外交"中的一個案子。結果是李少民被"驅逐出境"。父子兩人都是中共政治犯，這種情況恐怕不多。回美後，李少民在大學任教，繼續作對中國體制的研究批判，發表多篇論文著作。
下面再來談我和李少民一起乾的一件（間接地）與李克強有關的事。起因是2015年的"暴力救市"事件。那年7月，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總產值、GDP與股市股指"，發在"共識網"上。其中關鍵的內容是（那篇文章不長，附在文末，有興趣可參看）：
【不幸，這種政府干預、管制的故事今年又在股市上演。為了解救GDP減速、實體經濟的種種困局，政府促發"政策牛市"，通過種種政策手段、金融槓桿，啟動了巨額資金入股市，把股指從兩千多推到五千多。6月12日起股指大跌，政府又"暴力救市"，緊急推出一連串非常舉措，用警力調查來威懾賣股票，用行政指令來要求股東大戶增持股票、半年不得賣股票，在一半上市公司停牌情況下用大筆資金推高確定指數的藍籌股大公司的股票價格，等等。這樣一來，股市已經不是經濟學所定義的市場機制下的股市，股指也不再是統計學所設計的反映股市波動的工具。
一切由政府來決定。政府有無限權力用一切手段實現其目標。這樣的政府干預、管制，這次即使能"維穩"股市股指於一時，對股市的制度性破壞，對股民的利益和信心的傷害，已經造成。其全面的惡果，自當逐步顯現出來。】
那次"暴力救市"的指揮是李克強總理。綜合當年報導，事情經過是：2015年政府推動股市上漲，上證綜指從2014年12月31日到2015年6月12日近五個半月里驟升60%，於6月12日一度到達5178.19點高位，所謂"政策牛市"。然後泡沫破裂，股指急速下挫，三周從高點下跌了近30%，跌破3700點。李克強從歐州訪問歸來，主張推出1.7萬億"泵水"方案。中央救市會議中出現相當激烈爭議，央行行長周小川與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傾向擠牙膏、擠牛奶式救市，但總理李克強大發雷霆，傾向"暴力"救市。據傳李克強態度強硬說："你們回家擠奶去！我要暴力救市！"最後是習近平派其心腹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率隊進駐證監會，追查"惡意沽空"。"惡意沽空"與"善意沽空"之間的區別，從來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但是，之後中國股市就長期"維穩"下來了——那就是，一直在3000點左右徘徊。上個星期，還突發了所謂"2900保衛戰"。
難得在2015年還有"共識網"可以發表文章。我緊接著又寫一長文，"造金字塔與建設國家公園"，對中國模式作更詳盡的批判。李少民很喜歡那篇文章，和一個朋友想以它為基礎，轉寫一篇文章，發到他們在香港《信報》的專欄，邀請我合作。我當時忙於他事，對少民說，我文章的材料你們隨意採用，我就不參加寫作了。後來他們寫了文章發表，還是把我列為作者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利用四萬億投資脫出危機，自以為是顯示中國體制的優越性的偉大成功，建構了"中國模式"的神話，逐步提高調門向全世界宣傳。到2015年，正是中國模式的高光期間。在那時，我和李少民及其他朋友，就盡我們的可能，發聲批判中國模式。批判是為了改革不至於完全逆轉，希望避免更壞的結果。但是那種逆轉每況愈下。
提起這件事，特別是在李克強剛剛去世的此刻，我也心有戚戚焉。我看了網上一些李克強的視頻，看到他親民、努力工作、接地氣的一面。我相信他還保持了知青、北大77級大學生的一些（用李少民的話來說）"使命感"，想為人民、國家做好事。我也知道，習近平全力壓制、排斥他，使他無法以總理身份主管經濟，遑論參與國家大事決策。我絕對不想苛責他。我甚至想"同情地理解"他採取"暴力救市"的背景、動因。
我也看到一些評論，高度讚揚他的一些言行。例如，"克強指數"：據《經濟學人》2010年引述維基解密，李克強任遼寧省委書記期間，曾於2007年向時任美國大使表示，GDP數據不可靠，他通過火車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來判斷該省經濟狀況。例如，關於"脫貧"成果：2020年5月，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有六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戳穿了"實現全面脫貧"的謊言。例如，"地攤經濟"：他在2020年試圖以此舒緩"動態清零"造成的失業潮。例如，堅持改開道路：2022年8月，李克強視察深圳鹽田港時表示:"中國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長江、黃河不會倒流。"我理解對這些言行的讚揚中包含著強烈的叛逆因素，讚揚一個人是為了抨擊另外一個人。不過，我認為單純讚揚這些言行並非周全之論。
多年來，我們知道中國統計數據失實，我們知道"地攤經濟"無濟於事，我們知道中國的局面已經持續走在倒行逆施的道路上。確實，作為所謂最弱勢的總理，他有無能為力的苦衷。但是，在基礎統計制度、脫貧、"國進民退"及其他重大領域，看不到他倡導、實施了哪些舉措、政策，來對抗逆流、推進改革、改善局面。就結果而論，在他擔任總理的十年中，中國模式戰勝了、甚至可以說完結了改革模式。就改革派、總理兩重身份的業績而論，他失敗了。我這裡說的"失敗"的意義，包含以下幾個層面：想要做進一步的改革但被束縛壓制，想要捍衛以往市場機制改革的成果但步步敗退，甚至，在"中國模式"擴展過程中，不僅有試圖抵制而力不能逮的一面，還有他自己施行"暴力救市"的一面。這是需要反思的。
兩位朋友對此文初稿作如下回應："L的理念和為人都是好的，行動力弱了點。""他的去世，的確是一個巨大象征，一個時代及其憧憬的結束。"
我同意這樣的看法。另一方面，如果超出悼念李克強個人的範圍，而審思中國的改革道路和中國的前途，那麼，李克強作為一個改革派總理的失敗，還有更深層的意義。要反思的內容會涉及到歷史、官場體制、"國民性"特質、社會、文化等眾多方面。當下，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是：改革已經死了。李克強去世了。一個時代結束了。改革的希望是否也不復存在了？
附錄：
總產值、GDP與股市股指
2015/7發表於"共識網"
1981年我從經濟系畢業留校，第一學期就捕手教統計學。不是現代統計學即國內所謂"數理統計學"，而是主要解釋指標含義的抄自蘇聯體系的經濟統計學。這個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建立的統計體系只承認物質產品的生產有價值，排除第三產業，所以被稱為"物質產品體系"(MPS, Material Products System)。那時聯合國特地採用這個體系，發布蘇聯、東歐、中國等國家的經濟統計資料。這個體系的核心指標是"總產值"。其含義是，一個企業在生產中用了70元物質消耗（原料、動力、機器折舊等），20元工資，加10元利潤，其總產值就是100元（其中工資額、利潤額均由計劃確定）。這個指標的問題有二：（1）概念定義：其匯總包含重複計算，例如，煤礦企業的總產值包括了用煤的機器製造企業的總產值，後者包括了使用機器的食品企業的總產值，後者加入了賣食品的商業企業的總產值，等等。（2）操作定義：一個企業的產品"驗收入庫"就算完成產值，與產品最終命運無關。因此就會發生"工業報喜，商業報憂"的現象：生產廠把產品送抵倉庫，就上報實現總產值計劃；產品賣不出去，商店叫苦不迭。政府以總產值為核心指標管制經濟,其弊病與總產值指標扭曲經濟運行真相有關。正是為了消除指令型經濟體制的弊病，1978年開始了經濟改革。
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中國放棄了總產值MPS體系，採用了聯合國制定的世界通用的"國民核算體系（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對企業來說，只計"淨產值"，即"銷售出去的產品"的總產值減去物質消耗的價值，也就是工資加利潤（所謂"增加值"）；對國家來說，則匯總所有企業（第三產業也包括在內）的淨產值，形成國內生產總值（GDP）。從支出角度看，GDP也等於總消費＋總投資＋政府支出＋淨出口。這個改革意義重大，使得市場機制的運行有恰當的核算測度，也使得中國統計與國際接軌。中國經濟的進步，是靠市場機制、特別是出口產業的貢獻取得的。其中，採用GDP指標體系，是沿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
但後來政府又把GDP當作總產值來運作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啟動了四萬億刺激計劃，通過撥款、銀行借貸等渠道，大筆資金湧入國有企業、政府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以後幾年，GDP保持高速增長，政府的增長率目標總能實現。當然，統計局的上報數字要經黨委批准，而黨委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以政府干預管制為特色的中國模式被"證明"優於西方市場模式。現在四萬億刺激計劃的惡果顯現，表現在買不出去的住房，爛尾工程的投資，產能過剩的製造業，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等等。當初只求有企業投資、政府支出高漲，得以計入GDP、支撐GDP的高增長率。現在那種刺激出來GDP恰如計劃體制下入庫而賣不出去的產品總產值。
不具備中國特色而擁有比較成熟（但絕非完美）的市場機制和民主體制的國家，不可能實行中國這樣的刺激計劃。在那種體制下，行政當局無法獨斷地、快速地撥款行事，議會媒體公眾在虎視眈眈地監督問責，企業在市場機制下必須對生產和投資的後果負責。2008年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也曾大力搶救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不是救股市）。但一旦避免了市場崩潰，市場機制就恢復正常運作，走過了調整、復甦、增長的過程。現在和中國相比，美國經濟增長勢頭高，穩健有活力。歐洲整體來看的態勢也比中國好。可以看得越來越清楚：中國的GDP，不等價於美國歐盟國家的GDP。中國的GDP增長率，不等價於那些國家的增長率。以四萬億刺激計劃的成就為顯例的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如今安在？
不幸，這種政府干預、管制的故事今年又在股市上演。為了解救GDP減速、實體經濟的種種困局，政府促發"政策牛市"，通過種種政策手段、金融槓桿，啟動了巨額資金入股市，把股指從兩千多推到五千多。6月12日起股指大跌，政府又"暴力救市"，緊急推出一連串非常舉措，用警力調查來威懾賣股票，用行政指令來要求股東大戶增持股票、半年不得賣股票，在一半上市公司停牌情況下用大筆資金推高確定指數的藍籌股大公司的股票價格，等等。這樣一來，股市已經不是經濟學所定義的市場機制下的股市，股指也不再是統計學所設計的反映股市波動的工具。
一切由政府來決定。政府有無限權力用一切手段實現其目標。這樣的政府干預、管制，這次即使能"維穩"股市股指於一時，對股市的制度性破壞，對股民的利益和信心的傷害，已經造成。其全面的惡果，自當逐步顯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