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香港逐步開始解取疫情封控措施，為此召開兩項大型國際盛事：首屆金融峰會以及國際七人欖球賽。無可否認，當時對疫後重創的香港社會，兩項盛會都有助推動港人逐步「復常」，重新感受過去三年消失了的國際都會魅力。
當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峰會上，向外宣布香港重回世界舞台，事隔一年，李家超則稱今次峰會參與人數更多，可反映香港已回到全球舞台中心。
但回顧去年的金融峰會，我們在過去一年到底達到幾多具體目標？香港在什麼程度重回了世界舞台？
別的不說，我最深刻印象是特區政府在去年的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上，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發表了《有關虛擬資產在港發展的政策宣言》，破天荒容許散戶參與加密貨幣交易。
未夠一年，香港就爆發了「JPEX之亂」，成為香港有紀錄以來最大規模騙案，負責監管的證監會更要亡羊補牢，由最初不承認有監管漏洞，到事隔幾天要改口緊急修訂加密貨幣的平台名單，以免再有平台於一年過渡期內「渾水摸魚」。
毫無疑問，特首說的「重回世界舞台」絕對是一語成真，只是這種震撼全球金融市場的騙案是否特首心目中的「世界舞台」，就另當別論。
在去年的峰會，還有兩件事是我特別深刻印象：1.五名大行CEO臨時「甩底」、缺席峰會（今年就幾乎全數親身來港出席）；2.當年的重量級嘉賓請來中證監副主席方星海，在這個全球國際金融領袖雲集的峰會上，主動質疑外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不全面而且短視，甚至叫在座的外資大行不宜看太多國際媒體，最後更呼籲投資者「勿與中國和香港對賭（Don't bet against China and Hong Kong）」。
且看一下「不要與中國及香港對賭」的成績：恆指由今年初高位下跌逾兩成步入熊市，表現是全球主要市場中最差；上證指數一年來原地踏步，更一度跌穿三千點的心理關口；人民幣更似是「江河決堤」，一年來曾貶值接近一成，兌美元曾跌穿7.35的心理關口，創2007年新低。
只要夠膽放手做淡，與中國及香港「對賭」過去一年絕對是收穫豐富。
好了，回顧完去年的金融峰會，那麼比較下來，今年不論出席人數及環球CEO都勝過去年，單是來自投行、資產管理公司和其他投資公司的執行長和董事長就有90多位，而且位位星光熠熠，總算是證實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吧？特首說的回到全球舞台中心應當非虛。
且慢，與香港媒體大多報導金融峰會中的一些講者如何看好香港金融中心前景及信任「一國兩制」，《華爾街日報》發表的專題文章，標題是：《華爾街投行高管齊聚香港峰會，對中國話題三緘其口》，文章詳細紀錄出席論壇的大行高層發言內容，發現在此次香港投資峰會上的大多數討論，都對中美關係、中國經濟放緩、以至香港股市下跌這些敏感問題均避而不談。
摩根史坦利執行長高聞（James Gorman）和瑞銀集團董事長戴赫龍（Colm Kelleher）參加了一個有關金融穩定性的小組討論。高盛集團執行長蘇德巍（David Solomon）談到了美國銀行體系等話題。去年缺席的花旗執行長范潔恩（Jane Fraser）參加了當天一場主要側重技術領域的討論。
《華爾街日報》早前發表的評論文章，已提出特首李家超在美國制裁下，不能出席11月中在三藩巿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但對多名美國金融巨頭出席香港金融峰會，形容是向李家超跪低「叩頭」，表明「為了受制裁的李家超和日益不自由的香港，而拿自己的聲譽冒險。」
顯然，這些在美國上市的全球最大投行，包括花旗、高盛及大摩均面臨著中美緊張局勢帶來的政治壓力，在對待中國市場的問題上小心翼翼，發表的講話內容都是不著邊際的「假大空」之言，結果他們的談話內容只是金融界在「圍爐取暖」，幾乎完全引不起媒體關注。
但不是還有很多國際投資者在讚賞香港的優勢嗎？私募基金《太盟投資》（PAG）聯合創始人Chris Gradel稱讚，香港吸引人才不成問題，並擁有很好的法制。《橡樹資本》聯席董事長Howard Marks在峰會表示，香港是個成熟及高度發展的社會，在一國兩制下處於穩定狀況。還有作為全英國最大對沖基金Marshall Wace，其聯合創辦人Paul Marshall稱在中國有投資過去多年來一直帶來大額回報。
必須要指出，這些「說好香港故事」的對沖基金及投行負責人，他們有自己「唱好」香港的理由：有「亞洲小黑石」之稱的《太盟投資》去年已傳出有意在香港上市，但一年下來卻未見進展，但對手早已完成上市；《橡樹資本》近年擴大在香港房地產投資，包括接管原屬恆大元朗和南生圍項目，以及原屬高銀的何文田傲玟項目。
至於對沖基金Marshall Wace儘管今年「說好中國故事」，但翻查2021年紀錄，正是Paul Marshall本人，批評當時中央對科技和教育行業的打壓令投資者卻步，甚至稱「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美國存托憑證（ADR）已經無法投資，而且不值得為中概股而冒險。」
當然投資世界𣊬息萬變，特別是過去兩年中美關係惡化及地緣政治衝突加劇，投資市場的看法可以一夜扭轉。但這些投行多年來都將中國視為重要的增長市場，但當前在華開展業務的成本上升：中國對資訊的嚴格控制加大了盡職調查的難度，美國政界及媒體的強烈反對增加了聲譽風險，更重要是中國經濟不穩定的重新開放，令人對其長達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故事產生質疑。
事實上，全球離開香港的金融機構名單正在加長。最大的美資公募基金領航（Vanguard）已先後將退出香港及中國，並關閉在華辦公室。澳洲的西太平洋銀行及澳洲國民銀行亦會撒離。加拿大最大的退休基金之一安大略省教師退休金，計劃關閉香港的選股團隊。而根據《華爾街日報》本月稍早報導，美國和英國的三家盡職調查公司正在將員工遷出該市。
所以當太盟投資的Gradel稱許「一國兩制」令香港有更大彈性營商，形容吸引人才沒有難度，但這與客觀數據明顯有落差，事實不少跨國機構從香港遷往新加坡，香港美國商會調查發現，四成美資公司有意撤離香港，到底誰在說真心話還是另有政治經濟目的，但願我們的官員能有足夠的智慧分得清楚吧！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