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習近平訪問美國舊金山，北美各大反共團體雲集會場外，與支持中共的團體爆發了激烈的流血衝突。但在此次社會運動之中，有一種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即：香港、西藏、維吾爾的流亡團體之間能夠密切協作，而它們與漢人民運之間則呈現出涇渭分明、甚至是水火不容的情勢。漢人民運的團體基本無法與港、藏、維人團體協作。這種現象的產生機理是什麼？在抗爭運動的「後白紙時代」，漢人離散團體應與其他族裔的反中共團體維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問題已經變得至關重要，如果我們忽略這個問題，那麼漢人民運在海外將日漸被邊緣化，活動空間將日漸狹窄。最終，各種零星的、原子化的「孤勇者」將無法形成合力。如要形成這種合力，必須要形成一種可靠的敘事框架，將各個單獨的反抗行動放置入這個框架中，講成一個連貫的故事。中國邊疆問題的歷史脈絡極其複雜，然而在中國內部，公民社會的政治活動空間已經近於完全封閉，因而中國內部的複雜問題會間接折射在海外的離散團體的相互關係中。因此，我們怎樣定義漢人民運與台港藏維的關係，取決於我們對於中共消亡以後的東亞有怎樣的設想和願景。我們對於未來有怎樣的設想與願景，當下我們就會做出怎樣的行動。「白紙運動」的時候，許多人出於單純的正義感走上街頭，「白紙運動」的參與者內部，彼此思想觀念是大相逕庭的。當社會運動暫時退潮，我們就需要將實踐轉化、沉澱為理論的思考。
（藏人、港人、維吾爾人團體反對習近平聯合示威）
當中國內部的極權統治壓力越來越大，中國內部的發聲空間越來越小，以至於完全失聲時，海外的離散團體能否構建有效的敘事體系，對於反抗運動的發展方向會有極大的影響。「白紙運動」這個詞本身就是由海外中文社群創造的。維基百科一度不使用「白紙運動」作為詞頭，而使用更加中立的「反對動態清零政策運動」，一直到將近一年之後，才把詞頭正式確定為「白紙運動」。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海外中文社群在這一年中形塑歷史記憶的過程。由於在中國境內的輿論場中，「白紙運動」與「六四」一樣是接近被完全抹殺的，海外中文社群正在建構平行的歷史版本，與中共官方的歷史敘事搶奪話語權。
（白紙運動·北京亮馬河示威）
眾所周知，「白紙運動」的直接引爆點是2022年11月24日晚在烏魯木齊吉祥苑小區發生的大火，死難者主要是維吾爾人。到25日晚，烏魯木齊市民開始遊行抗議。雖然我們現在沒有充足的史料還原當晚在烏魯木齊的示威現場，但可以推想示威的參與者主要是漢族人。無法排除示威者中存在維吾爾人的可能性，但至少主要的口號都是漢語的。從7月17日到11月24日，烏魯木齊經歷了長達一百多天的殘酷封城，市民的容忍力已經達到極限，一場大火點燃了市民的憤怒，他們走上街頭、衝擊市政府、與警察爆發激烈衝突，要求立即解封。示威的影像在網絡流傳，引發了全國、全世界的關注。在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背後，是烏魯木齊漢族市民對維吾爾人死難者的同情、以及對強加於自身的封控措施的憤怒。但在這種敘事框架下，維吾爾人卻是進一步失語的。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建設再教育營，據聯合國人權機構的報告，有超過100萬非漢族人口被關押在這些營區中。然而中國政府極力否認這些營區的存在。因為網絡信息審查機制，在中國境內，民眾根本無法接觸到與這些營區相關的真實信息。中國政府進一步把新疆再教育營轉化成國際政治的站隊，與維吾爾人有文化、宗教聯繫的突厥系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出於與西方對抗的意圖，大多數和中國政府站在一起；而西方國家對維吾爾流亡團體的支持，既是出於人權、也是為了將它作為對付中國的一個籌碼。總之，中國政府試圖利用這種宗教文化與政治立場之間的倒掛現象，將新疆再教育營的存在變成一個羅生門事件。對於內地的漢族民眾，既然他們無法接觸到真實的信息，他們不相信再教育營的存在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於烏魯木齊的漢族市民，當他們看到身邊的維吾爾人一個接一個消失，他們真實的心態與立場究竟是什麼樣的？這個問題是非常難以了解實情的。但總之，在中文世界現行的關於「白紙運動」的敘事中，新疆再教育營的存在是被遮蔽在水面之下的事實。火災中的維吾爾族死難者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引爆了整場運動，但維吾爾人本身卻是完全失語的。因此，海外維吾爾人社群對於白紙運動有一種天然的牴觸感。漢族人對維吾爾人單方面表示的同情，在維吾爾人聽來卻是完全錯位的，雙方的話語有很大的齟齬，從而造成了更加深刻的隔閡。
（2022年烏魯木齊示威）
如何消除這種隔閡，如何達到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目前是我們的抗爭運動的重要課題。在中國境內，自由表達的空間已近乎完全不存在。在境外，這樣的空間也非常逼仄狹窄，但儘管如此，這也是我們唯一可能推動改變的空間。在中國抗爭運動的上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1989年，這樣的隔閡還幾乎不存在。1989年遍及全國的民主示威間接推動了當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樣的，當年的台灣人、香港人也普遍以主人翁的心態參與到中國民主運動中。然而三十多年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台灣人、香港人、西藏人、維吾爾人都建構出了主體意識，然而許多「老民運」的思想如同化石一般永遠停留在了他們離開中國的時刻，既不能融入美國社會，也被三十多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社會拋在身後，成為了一個孤懸於中美兩個社會之間的存在。因此，他們已然沒有了面對新現實的思維能力。這當中，最典型的就是魏京生。他發表在自由亞洲電台的文章《關於維吾爾歷史的爭論》中說：「從基因測試的結果看，維吾爾的血統基本上是黃種人。」事實上，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基因測試。在英文當中現在已經沒有「黃種人」的概念，只有「亞裔」（Asian）的概念。「黃種人」這個概念作為老的種族主義體質人類學的一部分，已經被現在的主流學術界拋棄了。而且，民族不等於種族。現代意義上民族的觀念從來就不能化約成基因的差別。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主義理論，民族是由歷史敘事所建構的。任何的歷史敘事都需要先預設一個主體，圍繞這個主體形成敘事，然後這種敘事再反過來確證主體性。主體與敘事相互確證，由此形成民族的建構。主體與他者是相互觀待而存在的，「我們不是誰」定義了「我們是誰」。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通過反對日本建構了自身，「我們不是日本人」的觀念定義了「我們是中國人」。同樣地，現在台灣人也在用「我們不是中國人」定義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此二者是平行的歷史過程。
（新疆再教育營被關押者）
上面的分析過於抽象，如果結合具體的歷史的事實，可以更方便我們理解這個問題。在國民黨以威權主義統治台灣的時代，國民黨將中華民族主義的觀念灌輸給台灣人。國民黨將中華民族設置為歷史的主體，按照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的框架形成敘事，這種敘事又倒過來確證了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台灣人通過長期的社會運動結束了國民黨的統治，並用新的歷史敘事來替代中華民族的歷史體系。台灣人將「台灣民族」設置為歷史的主體，依照原住民-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日治-國民黨-民主憲政化的框架來講述台灣歷史。在國民黨到民進黨的政權更迭背後，是族群文化的更迭。老一輩台灣人接受的是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歷史教育，新一輩台灣人則是接受以台灣民族為主體的歷史教育長大的。台灣民主憲政化的過程，與台灣歷史教育的轉軌、台灣民族主體性的建構，其實是同一個歷史進程的不同面向。從台灣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學習到長期持續的社會運動凝結為思想理論與文化形式的過程。我們的社會運動還處在方興未艾的階段，我們可以從台灣的歷史中學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只不過我們必須先拋棄以中國為中心的思考習慣，站在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立場，穿著他們的鞋子，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他們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