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參加公安部隊時，恰逢鎮反高潮，他所在部隊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與槍決。父親在政治部，沒有親自參與行刑。那時國家專政機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僅一夜之間，所有專政機關一齊出動，一個二十萬人口的小小開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監獄裡放不下，就關押在已被關閉的妓院裡。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監獄，事先居然沒有走漏一絲風聲。
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要處死幾十個人。一開始是對著腦袋開槍，那時槍斃了反革命分子都要照相，對著腦袋開槍後，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認，於是後來下通知說要改成對著後心開槍。對後心開槍也有問題，經常打好幾槍還不死。開封郊外的地主方某就是對著後心開槍執行死刑的，槍決時我父親在現場。挨了兩槍後倒地，幾秒鐘後他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來，大口喘著粗氣，眼睛死死瞪著執行死刑的解放軍，把大家看得心裡發毛。正準備補他兩槍，方某喘好幾口氣以後，又倒在地上死了。後來上面又來了通知，說不許對著後心開槍，一律再改成對著腦袋開槍。
開封城裡有一家私人照相館，我父親剛參軍時去裡面照過像。照相館老闆跟人說話特別和氣，但是沒過多久突然被抓走了。原來此人是滑縣一股土匪武裝的頭子，害過不少人命。解放後他畏罪潛逃到開封，開了這家照相館，以為從小地方跑到這個二十多萬人口的省城就算是萬事大吉了。鎮反開始之後，兩次排查都沒有被懷疑到，他不禁忘乎所以，在大街上招搖過市，結果被一個熟人看見，立刻檢舉了。真實面目被暴露，槍斃了。
公安部隊裡有一個經常行刑的劉排長。那時物資匱乏，劉排長在城外槍斃了反革命，還要把死人身上的繩子解下來團成一團，再朝刺刀尖上一挑，帶回去，有時繩子上還沾著血跡。有一次劉排長一幫人槍斃完了犯人，覺得挺熱，就把軍裝脫下來一紮，也挑在槍尖上，光著膀子穿個褲衩回部隊。這樣的軍容軍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就沿著城牆根走。誰知路上還是被首長撞見了，狠狠訓了他一頓，還讓他寫檢討。死刑執行方法改成對後腦開槍以後，劉排長在把犯人拉出去槍斃之前，在每個人後腦勺上都用粉筆畫了個圓圈，指著圓圈對戰士們說：「看見了沒有，過一會兒就往這兒打。」結果還沒出部隊大門，又讓首長給撞見了。首長一見，氣不打一處來，教訓他道：「就你喇咕點子多，擦掉！」劉排長不得不把圓圈擦了，又寫了一份檢討。
有一個國民黨女潛伏特務，明眸皓齒，非常漂亮，當時正在哺乳期，運動來了還是要槍斃。臨刑前她的保姆來接孩子，女特務給孩子餵了最後一次奶，平靜地把孩子交給保姆，對她說：「孩子長大後，別忘了告訴他我是怎麼死的。」
在中央發布《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之後，鎮反進一步擴大化。不但是敵特，就連那些曾在敵偽機關任文職、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結論沒有問題的，甚至已在新政府部門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來槍斃。他們臨刑前個個痛哭流涕，可無論爭辯還是哀求都沒有任何用處，其中有好幾個是我父親以前的熟人。
鎮反擴大化時，鎮壓的利斧有一次與我們家的家庭成員擦肩而過。當時我的大姑父已經去了朝鮮，大姑留在開封教書。有一個認識大姑的被抓的特務，誣陷大姑解放前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參加了特務組織。當時與大姑父音訊不通，於是大姑作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單位也立即將其開除公職。在審訊中，大姑寧死不承認自己參加過特務組織，說自己的身份可以由當時學校地下黨的負責人來證明。幸運的是，這位負責人最終被找到了，立即作證說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務，而且是進步青年。就這樣，大姑被關押了幾個月後獲釋回家。大姑雖然僥倖躲過一劫，但身體從此垮掉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八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