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水如「吃藥」：中國地表水與自來水污染危機＊阿波羅新聞網

註：本文完整標題為《喝水如「吃藥」，中華民族生存的危機——中國地表水系、自來水中的抗生素殘留量問題》，作者王維洛。

一、中國既是抗生素生產大國又是使用大國

抗生素作為一種殺滅或抑制細菌生長的藥物，長期在醫療衛生行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中國有中國特色，抗生素還被廣泛應用在家畜家禽的養殖、魚類水產的養殖、牛奶生產等諸多方面，也作為脫貧致富的一個措施加以推廣。2022年上演的由中央電視台主任慎海雄擔任總出品人的電視劇《山河錦繡》[1]，展現的是習近平領導的中國農村脫貧的「偉大成就」。幫助貧苦地區村民飼養鵪鶉是一項重要脫貧措施。為了防止鵪鶉發生瘟疫，支援山村脫貧的女大學畢業生韓娜娜趕到縣城防疫站去領取抗生素慶大黴素時不幸遭遇車禍而身亡，成為該劇的一個高潮。電視劇《山河錦繡》中這個情節正好說明了抗生素在中國被濫用的冰山一角。難道慎海雄不知道濫用慶大黴素的後果是破壞生態環境平衡嗎？如此脫貧帶來的好處是無法抵消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首先發現了世界上第一種抗生素——青黴素（又稱盤尼西林），1938年德國化學家錢恩開始做提純實驗，一年後英國病理學家弗洛里也參與實驗。1945年這三位科學家因「發現青黴素及其臨床效用」而共同榮獲了諾貝爾醫學獎。1943年西方國家的製藥廠已經可以批量生產青黴素。此時青黴素也少量進入中國，價格非常昂貴，被視為神藥。1944年中國第一批國產青黴素誕生，揭開了中國生產抗生素的歷史，但數量十分稀少。直到二十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中國應用的還是比較低級的抗生素，為數也不多，應用也受到嚴格限制，這就更加抬高了對神藥的評價。筆者下鄉到北大荒，那裡的農民發燒得病，也都希望能夠得到青黴素等抗生素的治療。有時病人打了一、二針，體溫得到控制，便立即停止繼續打針，沒有完成一個療程，而是把省下來的抗生素用於下一次治療。中國開放之後，許多西方國家的製藥企業進入中國，中國的製藥工業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抗生素生產量達1.16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46％，居世界第一位[2]。至2001年年底，中國的青黴素年產量已占世界青黴素年總產量的60%，居世界首位[3]。同時抗生素生產也被作為高新產業中的生物工程得到中共政府的大力扶持，希望保持壟斷地位。

2010年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美國、加拿大、瑞典、希臘、以色列、荷蘭、英國和巴西均發現了「超級細菌」感染者。至2010年8月24日全球起碼已有170人被感染，大有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的趨勢[4]。據統計，全世界每年有1000萬人因細菌抗藥性死亡。有預測稱：到2050年，細菌抗藥性每年將導致全世界1萬億至3.4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5]。

2011年江蘇省政協代表團在《嚴格監控抗生素的使用的建議》[6]的提案中指出：「（中國）每年生產抗生素原料大約21萬噸，其中出口3萬噸，其餘自用的平均每個中國人年消費量138克左右，正好是美國國民年消費量13克的10倍之多。目前我國銷售量、使用量列在前15位的藥品中，有10種是抗菌藥物，我國住院病人抗菌藥物的費用占總費用的50%以上，遠高於國外15%～30%的水平。我國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占80%～90%，而在某些特殊科室，住院患者使用抗生素的比例甚至高達10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或聯合使用兩種以上抗生素的占58%，也遠遠高於WHO在國際範圍內調查顯示的住院患者抗菌藥物使用約30%的比例。即使是這遠低於我國抗生素使用的比例，國外很多專家仍然明確指出其中大約接近一半的患者仍屬於不必要使用抗生素的範圍。我國抗生素使用顯示了應用廣泛、用量大、級別高、廣譜和聯合使用等特點，反映出中國已成為濫用抗生素較嚴重的國家之一。」之後這些數據常常被一些報導重複使用。

根據筆者接觸到的最新數據，2020年中國抗生素產量為22.3萬噸，國內需求量13.8萬噸，2020年中國抗菌素（製劑除外）出口數量為8.4萬噸[7]。從數據上看，似乎中國國內抗生素使用量在大幅度減少。其實不然，只是如今將農用抗生素單獨統計。2020年中國農用抗生素產量23.14萬噸，銷量22.92萬噸[8]。2020年中國總計抗生素產量是2011年江蘇省政協代表團提供21萬噸的兩倍以上。

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中國既是抗生素生產大國，又是使用大國，中國濫用抗生素情況非常嚴重，最令人擔憂的是：未來的中國將無法面對超級細菌或者致命細菌。無論是超級細菌還是致命細菌，不是指特定的某種細菌，而是指對多種抗生素具有抗藥性的細菌，這讓感染這種細菌的病人，很可能面臨無藥可以醫治的局面。

圖1：長江抗生素含量超標，水質改善任重道遠，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二、政府突然退出以往發揮主導作用的醫療衛生領域導致抗生素濫用

2023年11月以來，中國各地兒科門診、住院爆滿。關於中國各地兒科門診、住院爆滿的原因有多種說法，有三年疫情兒童免疫能力下降，兒童治療中的抗生素抗藥性正在增加等等。兒童在醫院邊打點滴邊做作業的圖片傳遍海內外，引起非常多的評論，多數認為中國兒童的生活太為悲慘。一位德國兒科醫生對此的評價是：如果這些學生還能坐在書桌前做幾個小時作業的話，說明學生的體溫還不是很高，沒有必要掛瓶子。德國許多醫生認為，人體有自然癒合的能力，特別是兒童，在體溫不是太高、高燒持續時間不長的情況下，不使用抗生素，也會自然恢復。德國醫生對使用抗生素是慎之又慎，因為過多服用會對人體造成嚴重傷害。

圖2：兒童在醫院邊打點滴邊做作業。一位德國兒科醫生的評價是：如果這些學生還能坐在書桌前做幾個小時作業的話，說明學生的體溫還不是很高，沒有必要掛瓶子，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江蘇省政協委員、南京醫科大學教授司曉晨揭露了濫用抗生素背後的巨大經濟利益：抗生素售價高而成本低，是藥廠的「搖錢樹」，而藥店也想盡辦法增加抗生素的經營銷售。「醫藥不分」、「以藥養醫」的醫院體制，導致醫院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放縱醫生對抗生素藥物的不合理使用[9]。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撰文[10]指出：數據顯示，由於抗生素的濫用，中國平均每年每人「掛8瓶水」，遠遠高於國際平均每年每人2.5至3.3瓶的水平；人均抗生素年消費量為138克左右，是美國人的10倍，已成為世界第一抗生素使用國。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資料顯示，中國國內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達8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和聯合使用的占到58%，遠遠高於30%的國際水平。李玲教授用獨到的眼光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在過去近三十年間，由於政府突然退出以往發揮主導作用的醫療衛生領域，導致中國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趨利化；

第二：面對突如其來的醫療衛生領域改革，醫院只能採用「以藥養醫」機制，維持醫院的營運的醫護人員收入的提高，導致中國的過度用藥情況嚴重，中國的藥占比是50%左右，這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在過度用藥中，抗生素的濫用的情況尤為突出；

第三：抗生素濫用在中國不僅是醫院醫生推動，同時也改變了患者的醫療行為。經過三十年以藥物為主要手段的治療，中國患者在認知和習慣上，已經產生對藥品，尤其是抗生素的依賴性。一般性疾病，比如感冒、咳嗽，病人在醫院也往往主動要求使用抗生素，甚至還出現由於醫生不使用抗生素導致的醫患糾紛，自我治療的病人，也往往通過一些違規手段在藥店獲得抗生素。

李玲教授指出，在供方和需方的共同推動下，中國醫療體系的抗生素濫用極其普遍，即使是兒童，也大量使用抗生素，剛出生嬰兒靜脈注射抗生素的情況也很普遍，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中國每年有8萬人直接或間接死於濫用抗生素，因此造成的肌體損傷以及病菌抗藥性更是無法估量。這已成為國際高度關注的問題。

環境中的抗生素殘留量的主要來源有醫院、家庭、製藥排放、禽畜養殖、水產養殖等。一方面，抗生素殘留量通過生活污水、醫療廢水、製藥廢水、畜牧水產養殖廢水的直接排放或經污水處理廠無法去除後排放進入地表水中；另一方面，抗生素殘留量可通過醫療廢物、製藥廠廢物、人畜禽排泄物、垃圾填埋等途徑進入土壤中，再通過滲透的方式進入地表水或地下水中。地表水或地下水被用於生產自來水，通過飲用水、飯菜進入人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與自來水中的抗生素殘留量還會發生相互遷移，相互污染。

中國生產抗生素成本低，主要是因為生產廠商不用承擔抗生素殘留物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失的成本，這是中國大量生產抗生素的所謂的「環境優勢」。但是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抗生素殘留物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失，政府制不承擔，生產者不承擔，總要有人承擔，這就是廣大的民眾和後代。

三、中國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圖

最近十幾年來，中國不少科學工作者致力於水中抗生素殘留物的研究，他們在專業雜誌上發表了許多研究文章，從2008年姜蕾等發表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典型廢水中抗生素的初步分析》到2022年胡燁等發表的《長江重點江段枯水期藥物及個人護理品(PPCPs)的空間分布特徵及來源》，用詳實的數據說明中國河流、運河、湖泊、水庫乃至自來水中水中發現抗生素殘留物的問題，特別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區。筆者將一些相關文章題目和出處收錄在本文附錄中，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應光國研究團隊在對中國主要河流做了10年的流域調查，併購買了237家藥企的各種抗生素銷售數據，歷經兩年時間完成了研究。應光國回憶說：「多年來，我們到底用了多少抗生素，人用多少，獸用多少，都是未知的。」應國光感嘆道：中國至今沒有各類抗生素使用量的官方報告，這也是他堅持要做這項研究的動機。最初做研究時，應光國想從各個部門獲取一些基礎數據。但他跑遍了環保、農業、食藥、衛生等部門，卻一無所獲。2015年研究團隊發表了「中國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圖」，揭示了抗生素污染在中國河流環境普遍存在，同時也揭示了從河流到居民家中的自來水，均被檢出過抗生素。當食用含有抗生素殘留的水、肉類和蔬菜，抗生素都會進入人體，最終導致「超級細菌」的到來與爆發。

圖3：抗生素在各河流流域排放量和排放密度。中科院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應光國課題組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為了供養工業化養殖業，每年有數萬噸抗生素經由養殖動物和我們的身體，進入水土環境，致使各種病菌嚴重抗藥，雞鴨豬牛魚全部淪陷。其中：京津冀海河流域、長江和西江是全國抗生素排放量最大的區域，而珠江單位面積中的抗生素含量排名全國第一。

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四、中國《地表水環境品質標準》中沒有抗生素指標

研究團隊碰到的最大問題是：目前中國還沒有關於環境裡抗生素濃度的標準。媒體報導說，從北到南中國主要河川都陷入抗生素污染的泥沼，滔滔河水有如「藥湯」。喝水如「吃藥」的說法出自2020年中國綠髮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發布的《長江流域抗生素污染：新型農業面源污染不可忽視》[11]一文中一個段落大意：「喝水如吃藥」：飲用水源中抗生素檢測缺位。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涵養超過4成人口和豐富生態。根據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院近期調查發現，長江抗生素平均濃度為156納克/升，遠高於歐美國家，長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高居全國前三位。

2020年4月26日《光明網》發表專欄作家張田勘的題為《長江抗生素含量超標，水質改善任重道遠》[12]的評論指出：「近年來，隨著長江大保護持續推進，長江流域水質明顯改善。然而，近期多項調研發現，長江流域抗生素濃度偏高，水生態系統受到破壞。更令人擔憂的是，長三角約40%孕婦尿液中檢出抗生素，近80%兒童尿液中檢出獸用抗生素，部分檢出抗生素已在臨床中禁用，有可能嚴重損害人體免疫力。」既然近年來隨著長江大保護持續推進，長江流域水質明顯改善，那麼又怎麼解釋長江流域抗生素濃度偏高，水生態系統受到破壞呢？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不敢單刀直入地指出問題所在，而是先要來一個政治站隊，最終導致產生問題的根源說不清道不明。張田勘繼續寫道：「本著「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也要求對抗生素生產者和使用者進行管理。首先是嚴控抗生素的使用，做到合理使用；其次是對生產和排放抗生素的排污單位要『依照國家規定繳納超標準排污費，並負責治理』。這個治理也包括採用技術手段來處理污水和殘渣中的抗生素殘餘。」「誰污染誰治理」，是中國保護生態環境的基本原則之一，但是實施四十多年來效果甚差，執行這個原則的結果是：企業作為生產者交付了十分低廉的環境污染費，自認為已經完成了環境治理的責任。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的GDP，還特意免除企業的環境污染費。國家收取了環境污染費，但是國家又不負責治理環境污染。長期累積下來，中國在生態環境方面的欠債，要大大高於地方債。這並不是一個有意唱衰中國的說法。

對此中共地方環保官員的表態是：目前沒有收到水體抗生素超標的相關報告[13]。

圖4：地方環保官員：未收到關於長江抗生素殘留物問題的相關報導，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中共地方環保官員的表態，暴露了中國生態環境保護中的一個關鍵問題：上下信息錯位。習近平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兩山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長江要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自認為很有效果，青山綠水；中國科學工作者在專業雜誌上一篇又一篇發表的關於中國水系中抗生素殘留物問題的文章（參見本文附錄），建議中共政府這麼做那麼做，也認為盡了自己的義務。但是中共地方環保官員卻說無人舉報這個問題。官員們不知道這個問題，自然也不會把這個問題向上匯報，乃至最高決策層。習近平沒有收到水體抗生素超標的相關報告，這個問題就不存在，所以喋喋不休地要求長江流域要高質量發展。而中國科學工作者則繼續在專業雜誌上一篇又一篇發表文章……

至今為止，中國《地表水環境品質標準》和《地下水環境品質標準》中依然沒有抗生素指標……

五、中國生活自來水中抗生素耐藥基因污染現狀

2016年李艷艷等發表題為《飲用水中抗生素殘留檢測方法的研究進展》[14]的文章指出：抗生素作為一種殺滅或抑制細菌生長的藥物，在食品、臨床、獸藥、農業等方面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然而，抗生素的大量應用導致其殘留物進入地表水，進而污染自來水廠水源，而標準的水處理不能將其完全清除，從而對人體產生較大的危害，引起過敏、發熱、抗藥性甚至再生障礙性貧血等症狀。因此，針對飲用水中抗生素殘留檢測的研究應該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抗生素殘留的問題從河流、湖泊進入到人們每天喝的自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