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聯盟：表現1886年英帝國幅員的地圖》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剛剛開打的時候，大洋彼岸的宗主國大英帝國出版了一本奇書《國富論》，在這本被後世認為指導了整個世界進行全球貿易和工業革命的名著中，作者亞當·斯密專門寫了一段文字，苦口婆心的規勸美國人：
「英屬美洲殖民地，幾乎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在農業上。那裡也就主要為了這個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趨於富強。那裡，除了家庭製造業和粗糙製造業，就沒有製造業。……假使美洲人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製造品輸入，使能夠製造同種物品的本地人有獨占的機會，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資本，轉投到製造業上來，結果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其國家漸臻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
簡而言之，就是亞當·斯密在勸美國人——你們搞啥工業化，尤其是工業明珠紡織業麼！安心種你們的地就可以了，那才是你們的比較優勢。
請別誤會，亞當·斯密並不是因為他是英國本土人，對殖民地人民有歧視才會這樣規勸美國人的。事實上，在英美當時為獨立的事兒打仗的時刻，亞當·斯密反而是英國本土為數不多的主張應當同意殖民地獨立建國的「英奸」。
因為他覺得英國人為一塊去意已決的殖民地打仗，在經濟上是不划算的；而即便放任美國獨立，新生的美國在未來也一定會繼續購買英國的工業品，並售賣原材料。
既然如此，英國政府花大價錢、違背殖民地人民的意願強行進行鎮壓和統治又有什麼必要呢？不如放美國人自去，這樣宗主做不成，但買賣還會在。英國依然可以通過工業優勢獨占全球經濟霸權的鰲頭，至於美國人搞工業化？不必擔心，他們沒有比較優勢，想搞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作為自由主義經濟之父，亞當·斯密的很多預見堪稱卓絕。可是唯獨在這個關乎英美霸權交替的判斷上，亞當·斯密卻被打臉了——事實是，在之後的一百多年中，美國不僅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而且搞成了。到19世紀80年代，從獨立戰爭開始，僅用了100年的時間，當時還如日中天的大英，就不得不將全球GDP第一的位置讓位給了美國。又過了數十年，憑藉兩次世界大戰的契機，英美之間徹底完成了世界霸權的易主。
並且，在世界史上頗為獨特的奇景是，英美之間這場霸權交接，是以彼此之間沒有發生大規模爭霸戰爭為前提的。英國甚至沒有得到機會，像遏制德國或沙俄這樣的挑戰者一般，去給崛起中的美國人上眼藥。
那麼，亞當·斯密的失算究竟是為何呢？英國又為什麼不得不拱手讓出了世界霸權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是最近讀過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書《英美紡織業史——企業、網絡與商業價值》後，才恍悟其中的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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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霸權的交接，根本動因是工業實力的此消彼長，而在19世紀，一個國家的工業實力，又主要體現在紡織業這個工業革命的發軔行業上，那麼美國紡織業是怎樣完成對英國的趕超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在簡中網際網路上，曾經廣為流傳過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認為美國紡織業的崛起沒什麼了不起，不過是依靠工業間諜從英國那裡「偷師」過來的。你看那個被美國人尊為「工業之父」那個塞繆爾·斯萊特，他在英國就被稱為是「叛國者」。英國當時有法令，嚴禁掌握先進紡織工業技術的企業家或技工出國半場，可是斯萊特這個人，他少年時在英國學會棉紡織工藝。在熟記機器詳圖後立馬潤到了美國，複製了紡紗機。1793年在羅得島建立美國第一座棉紡織廠。1817年開始毛紡生產。美國的工業技術，不就是他這麼「偷」來的麼？
美國沃爾瑟姆：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工廠沃爾瑟姆紡織廠所在地
可是這種敘事，其實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它沒有回答亞當·斯密提出的那個問題——作為一個工業上的後發國家，美國確實可以在工業的發軔階段「摸著大英過河」，依靠斯萊特們從正經或不正經的渠道學到很多先進技術。但問題是，英國作為先發國的「比較優勢」是無法通過工業間諜學來的，作為工業革命的發祥地，英國有當時最成熟的工廠和配套設施，有熟練的產業工人，有與工廠生產相配套、工業革命前已經運行數百年的成熟商貿體系和產業鏈主導權。這些東西，光靠斯萊特們「偷」來的圖紙，可是沒有辦法帶給美國的。就像今天的我們，即便有一份成熟的晶片製造圖紙擺在面前，想要實現產業化，對美歐「彎道超車」，也不那麼輕鬆。
想要克服這個後發國家「紙上得來終覺淺」的難題，就必須有另外一種「優勢」。
於是有人又說了——美國有啊！那就是相比英國的體量優勢。美國地比英國大、人口比英國多，利用廉價勞動力壓低產品價格，不怕你英國賣的精，我比你賣的便宜，這不就能幫助美國實現趕超了麼？
想法看上去很美，但實則是把中國過去改革開放40年的成功經驗，照搬給了當年的老美。實際上，說獨立初期的美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絕對是一個偽概念。1775年獨立戰爭爆發的時候，全美洲殖民地即便算上加拿大，也不過只有300萬人，同期英國可光本土就有900萬人口（法國當時1500萬，大清4億）。所以獨立後的美國其實壓根沒有什麼「廉價勞動力」優勢。甚至連國土面積也只有沿著東海岸一字排開的那十三個州。後來美國的龐大人口和廣袤國土，都是依靠此後大量吸納移民，並通過贖買、擴張領土一步步「長」出來的。
可是美國的這種生長模式，又天然否定了它依靠廉價勞動力優勢擊敗英國的可能性——因為紡織工人的用工缺口需要移民來填充麼。從非洲裝船運來的黑奴，充其量只能在種植園裡去種棉花，想在紡織工廠里拴上鐵鏈子讓他們進行強迫工業勞動是不可能的。北方產業工人必須是從歐洲移民過來的自由人，可是如果當時的美國工廠給出的時薪遠低於英國乃至歐陸，產業工人們又有什麼理由費勁巴力的從歐洲移民過來，受你美國資本家的剝削呢？再說，即便到了北美，土地那麼多，如亞當·斯密設想的一般，安心種田當小地主不好麼？工資低了誰去工廠啊？
所以美國產業工人又必須維持高工資，以吸納移民並與本國的農業爭奪人口。事實上，也確實如此，終整個十九世紀，美國紡織業工人的平均工資都一直維持在英國同期的1.5倍以上，相對購買力的差距則更大。也正因如此，當時的美國較少發生英國乃至整個歐陸頻繁出現的工人運動，勞資關係一直維持在相對緩和的狀態。
但這就需要一個新的解釋了——既然當時的美國，既沒有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技術都是學來的；又不能夠壓低工人工資，靠廉價勞動力降低工業成本；國際市場還被制霸海權的大英所壟斷，一時自己說了不算。那美國到底憑什麼在短短一百年內實現「超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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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美紡織業史》一書對歷史的還原，其實答案藏在一個今天在中國輿論場上特別熱的詞彙里——內循環。
但請別誤會，美國的這個「內循環」是有其獨特含義的。
19世紀早期，與英國當時興起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針鋒相對的。美國當時崛起了以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鼻祖的經濟學上「美國學派」。漢密爾頓在其《製造業報告》中首次提出：「只有在所有必要經濟產品能夠自給自足之後，美國才能完全獨立。」
簡而言之，美國學派主張把亞當·斯密所謂「新大陸不要搞工業，你們根本搞不過英國」的勸諫當成了耳旁風。主張放手發展自己的工業。
漢密爾頓，美國經濟崛起的領航員
可具體怎麼幹呢？美國學派的學者在研究後發現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問題——自由經濟學派把低工資成本看作是工業實現廉價生產的前提，認為工廠主在可能的情況下，給工人開的工資越低越好，這樣商品才能夠實現廉價。廉價的商品才能夠打開市場。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們可以看到，英國的工業化走的是依靠廉價商品和自由貿易政策打開全球市場，儘可能多地實現薄利多銷的「外循環」套路。可是這套思路是有代價的，由於長期的低工資政策，英國本土雖然人口稠密，但其內需是相對狹小的，想要獲得市場必須依靠以炮艦作為後盾的海上霸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十九世紀，英國在全球到處搞「開門，送自由貿易」，從工人工資里省下的那點血汗錢，最後都化為了軍費，用於維持其帝國霸權上。這不得不說，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百密一疏。
英國的棉紡織工廠
而美國學派的看法則另闢蹊徑，他們認為高工資才是工業化廉價大生產的標誌。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經濟學者馬修·凱里就舉過這樣的一個形象的例子：
假如使用機器的A國資本的生產率是B國體力勞動生產率的幾十倍甚或上百倍，那麼，即使是A國的工資水平比B國高几倍甚至幾十倍，那麼它所生產的產品的單位成本以及產品價格仍然可以比乙國更低，因此，正是資本和技術使得A國的高工資勞動力在價格上可以比B國的低工資勞動力更「廉價」。而由於A國維持的高工資有利於讓工人實現富裕，讓他們用閒錢去購買更多的商品，所以A國的市場會表現得更加活躍，工廠投放在市場上的商品會更迅速地賣出，重新轉化為資本進一步促進更「廉價」的生產。
可以看出，美國學派獨到的經濟見解，其實是在美國工業中指出一條亞當·斯密無法給出的「不可能的道路」——後發大國要想實現對已開發國家的經濟趕超，就必須尊重資本、保護資本，同時抓住科技創新的窗口、鼓勵工人在報酬遞增的情況下進行高質量生產，同時通過實現民眾的共同富裕，在國內創造廣闊、穩定、統一的大市場。
當這個內部大市場中的勞資雙方通過分享科技進步的成果使利潤和工資水平提高時，工資的提高將反過來刺激市場的擴大和科技進步。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是可以為了保護本國市場和工業的發展執行高關稅壁壘政策，這無可厚非。「美國的製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自己創造一個更龐大的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
所以，經濟學家赫德森曾在《19世紀美國思想中的經濟學和技術：被遺忘的美國經濟學家》指出：「正是這些（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制定了指導美國工業、農業和商業政策的大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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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了這層背景，我們就能理解一件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19世紀，工業霸主英國的確曾經嘗試過通過「貿易戰」遏制美國發展，但卻失敗了。而美國（尤其是共和黨執政時期）在很長時間之內，不僅執行了外交上的門羅主義，也在商業貿易奉行孤立主義，也就是高關稅壁壘保護下的內部大市場、大產業發展的「內循環」政策。
事實上，從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在共和黨長期執政的時期內，美國以紡織品為代表的工業品關稅一直非常高——1816年(35%)、1820年(35%-45%)、1828年(50%)、1875年(40-50%)、1914年(44%)……
但正是這個讓亞當斯密的嫡系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了直搖頭的高關稅政策，反而助推了美國經濟的崛起。
是的，現代經濟學常識本來告訴我們，高關稅、高貿易壁壘的進口替代政策往往會導致國家的失序與崩潰。比如20世紀後半葉的阿根廷，在「貝隆主義」的影響下就跌入了陷阱。但我們卻發現，19世紀的美國卻是一個特例。高關稅、高貿易壁壘的內循環，非但沒有扼殺美國經濟，反倒讓美國實現了很多發展中大國夢寐以求的「彎道超車」。
19世紀的美國與20世紀的阿根廷，一成一敗的關鍵，其實就在於那個詞：內需。或者說的更簡單直白一些：藏富於民。
19世紀美式內循環，不是一個關起門來後讓聯邦政府或企業主從工人那裡獲得更多「抽水」的體系。而是一個勞資雙方合理博弈、達成彼此妥協，分享技術進步的系統。正如美國學派代表人物馬修·凱里指出的：工業化的本質不是基於剝削勞動力，而是要以資本驅動的科技進步開發大自然，再通過合理、公正的分配由社會各階級公平分享技術進步的成果，這就是所謂的「利益和諧論」。
值得主義的是，在這個循環過程中，由於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奉行的是「小政府」模式，公權力對市場的抽水是極低的。因此，高關稅、高工資、低稅收；大內需、大市場、小政府。成為了美國工業崛起、接替英國成為世界霸主的秘訣。
其實你參照一下前些年川普當政時期美國所推行的經濟政策，會發現這套心法其實仍存留在美國人的思維當中，經濟一旦不好的時候，就會有人想要拿出來用用。
當然，十九世紀美國學派為了實現後發國家工業化開出的藥方，能不能治今天美國經濟的病，這是一件兩說的事情。川普執政4年時間，搞了很多酷似19世紀美國貿易高邊疆時期的政策，但其對今日美國的藥效是好是壞，尚有待時間的檢驗。
但透過《英美棉紡織業史——企業、網絡與商業價值》這本書中展現的美英工業博弈故事，有一個道理我覺得依然是至今顛撲不破的——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的經濟發展，確實沒有一定之規，以紡織工業而論，無論是英國當年遵循的全球化「外循環」，還是美國的「內循環」，都是成功的道路。
但工業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滿足需求，如果一個國家，有幸擁有了龐大而廣闊的內部市場潛力，科技在不斷進步、營商環境穩定而少折騰，政府和企業又願意或不得不分享更多的利潤給勞動者。那麼即便遭遇世界霸權的脫鉤與圍堵，那麼內循環也的確依然可以給它以天高任鳥飛的空間。
只是這個內需，不是刺激出來的，是培育出來的。
美國19世紀紡織業發展的故事，就證明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