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澤東的表弟、蔣經國的「太傅」、軍統局長戴笠賞識的紅人、林彪的同學、由周恩來介紹入黨、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後加入國民黨投身抗日、官至中將最終在國共內戰中被俘，做為「戰犯」關押改造26年。他就是文天祥的後代文強。
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榮休教授文貫中對美國之音《縱深視角》講述了父親文強在國共之間將近一世紀的跌宕人生，以及父親的傳奇背景如何影響了他的一生和他對中共的認識。
毛澤東的表弟
文強是中國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3代孫，出生於湖南長沙的一個書香官宦之家，他的父親早年到日本留學，和孫中山、黃興相知，還是蔡鍔的秘書長。而文強本人的背景則更有傳奇色彩。
文貫中說：「毛澤東的父親後來娶了一個太太姓文，叫文七妹。據我父親講，這個我都沒有考核過，就是沒有出五福的這麼一個親戚關係，也就是說毛澤東的母親其實是我祖父的一個堂妹。」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有志青年、愛國人士雲集長沙。文強在長沙市上學，就認識了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成為好友。文強也經常會見到毛澤覃的哥哥毛澤東，尊稱他為毛老師。有一天毛澤覃說，你以後你不要再叫我大哥什麼老師了，你應該叫大哥，他就把這一層關係講告訴了文強，所以文強就依照習俗，稱毛澤東為大哥。
多年以後在北京，一次文強跟毛澤東女兒李訥吃飯，文貫中也去了。席間有記者說，現在全國各地都在推毛家菜，很多人靠毛家菜發財了，李大姐，你現在生活困難，為什麼不向這些飯店要紅包呢？大家都笑了，李訥說，我才不會去斷人家的財路呢。李訥私下對文貫中說，老爺子一輩子也沒好好為人民帶來什麼，他死後還有一個毛家菜，可以幫大家謀福利，我何苦呢！」
文貫中說：「後來父親被俘以後，我估計他會想到這層關係，所以在監獄裡面大概都不停地說，以為他說了這個關係以後，總有人會報告上去，毛澤東會念舊情嘛，就把他放了，或者從輕發落什麼的。結果沒有，他後來變成那個最後一批釋放出來的人，所以這一層關係我覺得說對我們的成長其實是沒有絲毫關係的。」
與林彪打架
文強年輕時接受烏托邦思想，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後，在周恩來介紹下加入了共產黨。
在黃埔軍校，文強和林彪都是四期學生，又是同一個寢室。一天晚上熄燈後，林彪把槍拿出來玩，不當心扣下扳機，子彈直穿上鋪同學的枕頭，萬幸的是那個同學那一刻正好外出小便去了，沒出人命。槍聲引起這個整個寢室的騷動，值班的軍官也過來了，就問班長文強怎麼回事，文強如實說了，結果林彪受到處罰。事後林彪責怪文強，兩個人年輕氣盛，血氣方剛，為此打了一架。
心寒而脫黨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文強跟隨國民革命軍參加了北伐戰爭，然後又親歷了周恩來、賀龍領導的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後，一路逃到海陸豐，又偷渡到香港，然後輾轉地回到老家。但是在老家以後，文強還是信仰共產主義，所以就又回到四川。
文強
中共推行「立三路線」，在四川深山老林里進行各種暴動，文強策劃和參與了很多暴動。
文貫中說：「其實到後來混不下去了，跟土匪流氓什麼就混在一塊，當然了他們自己說我們不是土匪，我們不是流氓，我們只是藉助於他們那個力量，我們要東山再起，但實際上後來過的就是土匪的日子呀。」
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行為根本就一事無成，最後文強本人也被地方軍閥劉湘的軍隊逮捕，後來在中共黨組織的營救下回到秘密據點。當時省委書記羅世文要對文強進行紀律處罰，留黨察看一年，說他在與監獄裡面跟人打交道過程當中，已經泄露了黨的機密。文強感到很傷心，覺得都是同志，死裡逃生，結果卻被懷疑是叛徒。
文貫中說：「內部殺來殺去，從井岡山的AB團到其它地方的清除異己。我父親你想又是官僚，又是地主出身，然後又是個外省人，然後又被抓過，現在出來了，就知道不對了，最後他跟他的第一個太太就連夜逃走，總算是撿了一條命。」
可是文強不死心，31年到32年那段時間，又到上海去找周恩來，要把問題說清楚，結果沒找到。在這過程當中，文強對中共越來越激進的路線感到失望，對黨內殘酷鬥爭感到心寒，共產主義熱情慢慢退消，就自動地脫黨了。
投身抗日
文強於是回到長沙老家去辦報。當時日本開始加緊蟬食中國，33年又在東北成立滿洲國，一路上就開始向華北進軍。文強在辦報的過程中罵蔣介石和長沙當局不抗日。
可是辦報難以維生，在黃埔軍校好朋友廖宗澤的引薦下，文強到國民黨創辦的杭州警察學校就職，警察學校的後台是戴笠。戴笠是國民黨政府的軍統局長，非常賞識文強的才華。
文貫中說：「戴笠又找他談話，就說我跟你透露一個國家的機密，就是蔣介石私下說，我們一定要抗日，但是我們中國現在不到這個時候，中國現在還是四分五裂的，然後還有共產黨叛變什麼的，問題非常複雜，主義太多，政黨太多，領袖太多，我們現在就應該要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這樣才能夠去好地抗日。」
戴笠還說，把文強作為抗日問題的專家，以後有機會就向各方推薦，所以文強一路升遷很快。
文強重新加入國民黨，並為軍統效力。文貫中說，不能否認軍統後來有對付共產黨和對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軍統是出於抗戰需要，主要使命是對付日本人和漢奸。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文強升為中將，他和蔣經國一起了接管了東北。
文貫中說，父親和蔣經國交情很好，還算是蔣經國的老師。文強的回憶錄中談到，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向史達林提出，你要我和共產黨合作抗日有一個條件，釋放我的兒子蔣經國。
史達林為了中共能在長征中倖存下來，把蔣經國扣為人質長達十多年，抗戰勝利那年才釋放了蔣經國。蔣介石為了讓兒子了解中國複雜的政治版圖，尋找一個亦師亦友的人選。戴笠知道這個情況後，向他推薦了文強，獲得蔣介石首肯，文強便向蔣經國講解抗戰史、中國政治和政黨史等。
母親自殺
1949年，淮海戰疫失敗後，文強被俘，成為「反共戰犯」，失去音信。母親葛世明和家人本來已經逃到台灣，又回到大陸找文強，結果沒有找到，上海已經封港，只好帶著全家在上海徐匯區住下。
母親雖然沒有講過共產黨的半句不好的話，可是1952年被管制起來，一舉一動都要向街道里委報告。
文貫中說：「我母親又被那個街道拉去開鬥爭會，開鬥爭會的時候，也是後來都是鄰居告訴我們的，就是弄了一個三條腿的那種酒吧的高腿椅子，凳子搖搖晃晃，讓我母親站在上面。她臨死之前那天晚上，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故事都是非常有教育意義的，無非就是說你們要勤勞，你們要愛護阿婆，你們兄弟之間一定要團結，你們永遠不要忘記阿婆的恩情。」
1955年母親選擇用煤氣自殺。文貫中說，阿婆是把母親從小帶大的奶媽，母親去世後，阿婆又把他和兄弟幾個撫養長大，阿婆是全家的恩人。
父子重逢
1965年，文貫中18歲的時候才第一次和父親又重逢。文強等「戰犯」幾十人，由公安部副部長帶隊，到各地參觀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到了上海。讀高中的文貫中正在上海郊區一個農場勞動，被通知去見父親。
文貫中說：「在這之前，我們已經糾纏阿婆跟我們講講父親到底長什麼樣啊。阿婆很為難，她就在我們的社區裡面找啊找啊，最後找到一個牙科醫生，她覺得這個牙科醫生就跟我父親長得簡直是一模一樣。所以有一天傍晚，偷偷地就把我們帶到武康大樓後面一個牙診所，那是晚上呢，從外面看進去裡面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裡面的人看不見我們，所以我們就撲在那個窗口上就往裡面看，使勁看啊看啊，一直到阿婆說走了走了，人家要看到我們了。我們就看到高高大大的一個人，但是身材比較偏瘦，五官很端正，就有一點這麼一個印象。」
可是在南京西路華山飯店，文貫中見到的是已經蒼老，滿臉皺紋的父親。那次見面就像是雙方的聯席會一樣，戰犯家屬分坐兩邊，
戰犯有一些代表上去發言，文貫中作為家屬的代表上去發言。
吃完中飯，戰犯和家屬一對一會面，讓文貫中、弟弟、阿婆到文強住的房間，旁邊一直有人在。
父子重逢後，一別又是10年。
「思想改造」
文強一關就被關了26年，一直到1975年所謂的「思想改造成功」，成了最後一批特赦人員。
文貫中說，父親就是湖南人的脾氣，倔強，不輕易認錯道歉。所以父親在遺稿中說，他不認為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他當時做的事情都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提倡的。倒是因為他知道毛澤東很多事情，其中有很多醜事，這麼一個活的人出來，開始講毛澤東當年的情況，可能會是毛澤東的心病，所以反而加長了他關押的時間。
經過思想改造的文強獲釋後，對文貫中很少談起自己在監獄裡的遭遇，不過他說，共產黨對共產黨人更加殘酷。
文強對文貫中說：「我有一次奉命去打掃一個院子，院子的一角有一個床單裹著一團東西，我就好奇，就把這個床單打開，看看裡面什麼東西，以備怎麼處理。打開以後，我嚇一跳，是一個裸體的絕世美人，渾身都是傷，但是都已經僵硬了，都是死了一陣了。我一看，就覺得我看到了不應該看的東西了，趕緊把這個床單重新裹好，就是離開這個角落，到最遠的另外一邊去打掃。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過這件事。」
文強還告訴文貫中，夏天大家都是把窗打開，一到晚上，他說非常怕人的，經常是嚴刑拷打，噼噼啪啪的聲音，又聽到被拷打的人在那兒高聲呼喊，救命啊！或者是毛主席啊，你來救救我啊！或者是我是忠於共產黨的！我是忠於毛澤東的！
只要這個聲音傳過來，國民黨戰犯的統鋪里，大家嚇得鴉雀無聲。第二天勞動的時候，有人就會來就問文強，共產黨對共產黨怎麼可以下這麼毒手？我父親不響，其實他心裏面很知道，共產黨跟共產黨之間的這個仇殺起來是不得了的。
覺醒
文強被釋放出來以後，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主要是聯繫海外的僑胞，特別是港澳台同胞，做統戰工作。
文貫中跟父親共同生活是75年到79年，後來文貫中就到復旦和芝加哥大學去念書了。在75年到79年這段時間，文貫中每天在罵毛澤東，把我們家裡搞成這個樣子，文強只是在那兒聽。
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文強看到共產黨可以翻臉無情到這樣的地步，憤慨地說，青年學子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這一群人，他們是民族的未來，你可以對他們開槍，可以鎮壓，這是怎麼樣的一種人？！
文貫中記得父親說的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貫中，我一輩子看到過無數次學生運動，國民黨從來沒有這樣對待學生的，讓部隊坦克上街去血腥屠殺學生，我從來沒看到。」
插隊
那次重逢以後，父親又回到監獄裡。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文貫中被當作反動學生關進牛棚，然後又被送去農村插隊。
文貫中說：「我就跟辛大爺坐在一塊，我就提出一個問題，我說，一直說萬惡的舊社會怎麼怎麼苦，辛大爺，你能不能告訴我，你一生最苦是發生在哪段時間？我腦子裡面想，你一定是講舊社會什麼事，他後來開始講一段故事，講他的母親怎麼活活餓死的，他的小老弟當時還沒死，但是在炕上起不來，後來黨支部書記闖到他們家，一把把他的小老弟拖下地，一直拖到地頭，他的小老弟又倒到地下，再也沒起來，就死在那個地頭。
「黨支部書記這個詞讓我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就問，是日據時代嗎？因為黨支部書記這種詞彙是日語傳到中文裡來的。他說不是，小日本的時候那個日子沒那麼苦。然後我想，東北不是給紅軍也管過幾年嗎，要麼是指那紅軍時代，是不是因為東北人叫俄國人老毛子，我說，是老毛子時代嗎？他說也不是，老毛子時代也沒那麼苦。呀，我想一定是國民黨時代了，因為國民黨跟那個共產黨的很多術語，什麼支部啊，同志啊，什麼革命啊，都是一樣的。所以我想一定是國民黨時代。他搖搖頭說，也不是。呀！我用這個排除法以後，那隻剩下共產黨時代了。我說，辛大爺你在講什麼時代的事啊？他說58年59年吶。我說，辛大爺，我在跟你說是舊社會你最苦的時候呀，他說舊社會哪有新社會苦啊！」
文革結束後，文貫中考入復旦，後來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有機會研究中國農村，這一段往日的記憶又被激活了。文貫中說，中共對老百姓的欺騙實在太厲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