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歷史學家指出：發動二戰的人，不僅有希特勒，還有史達林。圖為史達林和蘇軍將領。（網絡圖片)
英法代表團於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蘇聯商討如何對付希特勒。作者引用史達林1939年8月19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戰爭還是和平的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如果我們同法、英簽訂互助條約，德國將放棄波蘭而開始尋求接近西方大國的辦法。那麼戰爭可以避免，但後來的事態發展對蘇聯會十分危險。如果我們接受德國建議，德國當然會進攻波蘭，英、法勢必干涉……那我們參戰就對我們有利了。
近20年的經驗證明，在和平時期，歐洲不可能發生強大到足以奪權的共產主義運動，只有打一場『大戰』，才能建立起一個黨的專政。我們要做出自己的選擇，選擇什麼，這是清楚的。我們應該接受德國的建議並且禮貌地把英法代表團打發回去。波蘭的亡國將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大好處。」（《新世界》（Новыймир）雜誌，1994年第12期，230—237頁）。《二十世紀俄國史》第2卷，9頁）
2009年8月20日這本書的主編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電視台採訪。祖波夫說，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不僅僅是希特勒，還有史達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史達林的上述談話。他說，結果已經清楚了，史達林明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損害波蘭等國利益的條件，也還是讓伏羅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這樣的建議。這壁廂英法代表團同波蘭商洽，那壁廂是史達林利用這段時間同德國人商洽。
潘佐夫說：「實際上是史達林需要戰爭」，一是通過戰爭可以占領一些國家並擴大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又能促進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正是史達林需要同希特勒簽定這樣一個條約。潘佐夫認為，這部書中關於蘇德條約的論述足以確切說明「就其本質來說，作為兩個社會思潮，納粹主義和史達林主義有許多共同點」。祖波夫說：那些在1937年殺害本國人民的人，對待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是一樣的殘酷，這話無論對於希特勒，還是對於史達林，都一樣適用。正是基於這樣的看法，這本書的作者才摒棄了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用法，而使用「蘇聯——納粹戰爭與俄羅斯」。
「二十世紀俄國經歷了可怕的悲劇：它好像丟失了自我和獨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國外的人「把俄國的精神財富保留了下來，但是條件極其艱苦，他們離開了祖國的土壤」。
作者們自認是在表達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感。「1917—1952年這35年的歷史是極其悲劇性的，研究這段歷史讓人撕心裂肺。所以許多人寧願佯裝不知。然而如果後人不能與先輩產生共鳴，那麼先輩的痛苦經歷就毫無意義了」。他們寫下這部巨著，期望著俄羅斯的復興，期望著人類的普世價值在富饒的俄羅斯大地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