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內，發生了兩起爭議，都與中國大陸人的身份有關。
一起發生在倫敦的聖潘克拉斯車站（St Pancras railway station）。英國鋼琴家、Youtube Up主Brendan Kavanagh與幾位持中國國旗的華人發生了"怒吼"衝突。事件過程本文不做詳細敘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查看當時的視頻。
事實上，對出現在倫敦車站的"紅圍巾小組"來說，不希望拍賀年驚喜視頻的事情被提前公布，本可以成為個人對鋼琴家的合理請求，但從當時的視頻，以及後來當事華人的回應可以看出，當事者一直試圖將現場個人溝通的失敗升級為"民族受辱"。這似乎是無意識的一種現場反應（一些人總是習慣認為自己就代表中國），也頗為應和了中國國內的輿論氛圍。而當視頻瘋傳引發爭議之後，其中一位當事人Liu Mengying一再發出視頻澄清，內容涉及鋼琴家"種族歧視"、"性/性別騷擾"、"音樂辱華"等。稱自己是捍衛女性尊嚴和保護國旗，並勸誡牆內網友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只可惜同胞中支持者寥寥。
當日Brendan Kavanagh演鋼琴的場景（網絡圖片）
而此時，反倒是那位深諳"流量為王"的鋼琴家，四處接受採訪，誓言"捍衛言論自由"。這下子，"低級紅"再次引戰全球，那段視頻累計觀看數就超過千萬，這還沒算上被各種自媒體分發傳播的數量。而倫敦鋼琴則持續成為海外華人進行多元政治表達的一道景觀，在中國一直被屏蔽的"願榮光歸香港"，以及維尼熊，這下都在鋼琴前站穩了C位，成為新的Meme。
回頭來看這個事件，多少都和這些年中國人面對與世界交流的時候，不經意帶出的"中國特色"有關：明明是個人訴求，又處處牽扯"中國"的大概念；明明是在公共場合的表達，卻以"敏感"、"中國法律"為由不能公開。再加上"中國電視台"這樣的說法，在歐美民主社會的人眼裡，邏輯不僅十分擰巴，還暗合了一些對"中國"的負面印象。鋼琴家反應顯然過度（這跟他是流量主有關），但其實這跟如今歐美社會的氛圍也分不開——一些"愛國者"表現出來理直氣壯的"中國邏輯"，常常讓這些社會的人心生反感。
與倫敦鋼琴事件前後腳發生的另一件事，則是同為Youtube博主的大陸流亡媒體人王志安引發的爭議。王志安在台灣"賀瓏夜夜秀"節目上模仿身障人士的言行，引發台灣社會普遍批評，繼而引發王因簽證違法被罰，最終引爆兩岸社交媒體爭議。王志安事件更為複雜，引發的爭議涉及新聞專業的評價，台灣執政黨是否干預行政中立，以及台灣的簽證法規與新聞交流管理等。
但真正讓台灣各政黨一致認為王志安有錯的，還是他輕佻模仿身障律師陳俊翰，並將陳俊翰主動參政來提升障礙群體能見度的行為，說成是民進黨"利用殘疾人作秀"。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得知自己被台灣禁止入境後，在口不擇言的X平台激戰中，王志安表示，等他有了美國護照或者日本護照，看台灣敢不敢禁止他入境。
在這裡，筆者只談個人在兩件事中看到的共同點，那就是一種可以稱之為"天朝子民"的精神症候群。
界限模糊的集體身份
"天朝子民"一詞，或可用來形容中國特色的政治社會結構下生成的一些人格特徵；它們或多或少地存在於我們的認知和情感反應中。
那位叫做"Mengying"的長髮女子在澄清視頻中，抱歉自己"沒有給大家長臉"，以及強調"人""己"之別，其實多少就是天朝子民的一種寫照。在中國，人們長期受集體主義思想教育，總是認為，身為中國人，必然有一種集體身份和榮譽感。尤其是在海外，個人即使遇到的只是茶杯里的風波，都可以上升到集體身份，而這種身份一經調用，便要背負著殖民時代留下的恥辱，以及一洗恥辱的決心，很容易"苦大仇深"並且"一致對外"——同時，也意味著豁免了個人為自己的言行反躬自省、承擔後果的責任。而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崛起，則哺育了一些人的驕傲，"正能量"與"熱淚盈眶"成為愛國主題的標配。
然而，簡中世界對"鋼琴門"華人小群體的抨擊，表明"同胞"也不是鐵板一塊，普通人並不希望被他們代表。一些人在海外扮演出來的愛國熱情，其實也是對另外一些中國人真實意願的扭曲和羞辱。被網友披露出來的相關人士的背景表明，這幾位都多多少少跟中國政府的"大外宣"有關。如今看來，讓目的性極強的"粉紅人生贏家"改變很難，因為他們不可能放棄自己兩頭通吃的利益，但明明有流亡者身份的王志安，為什麼在一次又一次的爭議中，也展現出天朝子民的底色？
權利的貧困和身份等級紅利
在筆者看來，"天朝子民"的概念，首當其衝的特點，就是對不平等的習以為常。事實上，中國人始終並不擁有聯合國定義的完整公民權，因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中國遲遲"未獲得人大批准"。由此看來，"天朝子民"其實也可視為臣民文化的一種產物。
倫敦"鋼琴門"事件中，鋼琴家雖然是個倒騰流量的老手，但正如網友"海邊的西塞羅"所言，他的邏輯始終如一——他的拍攝是法律所允許的，無論是面對警察還是其他人，他都如此應對；而紅圍巾華人群體則不斷地為自己的訴求尋找身份背書："中國電視台"、"中國法律"以及英國公民身份。這其實反映了不同社會的規則系統，以及人們的日常互動所遵循的邏輯——前者相信法律平等穩定地保證每個人的權利，而後者則相信權利是按照身份等級來分配的。
不得不說，中國的制度設計是極為精巧的，中國大陸社會是一個身份等級鴻溝極大、機會與資源主要按與體制的關係分配的社會。我們可以列舉很多等級區隔：城/鄉、性別、健全/殘障、公務員/事業編/沒編制……甚至在同樣的單位，做著同樣的工作，就因為身份不同，待遇福利千差萬別。這也導致人們高度依賴自己的等級身份，對自己在社會中所享有的身份特權並不敏感，也就談不上尊重與包容邊緣群體的習慣。
以此觀之，王志安對殘障人士的戲謔，在中國大陸，談不上是多大的冒犯。畢竟，我們已經習慣了城市中無障礙設施的缺乏，也習慣了公共場所很少見到殘障人士。在中國，通常那些能夠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得到體面就業或合理便利（如導盲犬）的殘障人士，都會被媒體高調報導，他們也通常來自大城市和中上層。殘障人士能見度最高的時刻，確實如王志安所列舉的，通常是在春晚和"藝術人生"這樣的央視節目中——被當作某種成功或者社會正能量的代表。
中國大陸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更多地以一種"慈善取向"而非"權利取向"被描述，也就是說，仿佛這些群體的福利是"主流人群"中的善人或者政策的恩賜，而不被視為國家有責任保障的平等權利。因此，殘障人士的主體性，尤其是其主動爭取平等權利的行動並不被強調和鼓勵。譬如，在中國的公民權利運動風起雲湧時，朱明建、王金雷等殘障人士都曾經通過起訴公共運輸系統違反無障礙設施條例，來改善殘障人士出行環境。但如今，當初支持殘障人士自力維權的機構"益仁平"以及人權律師都受到嚴厲打壓。在這樣的環境中，央視春晚這樣民族主義的儀式性平台，經常出現大量歧視性節目，包括殘障歧視，也就不足為怪。王談笑間自然模仿殘障人的姿態，是出自這樣環境中的一種積習。
筆者個人生活經驗中，不少人對普通的勞動者缺乏平等對待的尊重。日常交流中，人們也更可能對對方的頭銜更有興趣，而不是對人本身有興趣。一些移居歐美社會的中國大陸人，對多元包容的價值往往誤解頗深，並不願學習。
奉旨參政與政治冷感
某種意義上，王志安認為台灣選舉"利用殘疾人造勢"，不算是他特別針對殘障人士的歧視——因為"人只是政治的工具"可以說是他一貫的立場，他對人的主體性的忽視，並不僅限於殘障人士。
譬如，當四通橋勇士彭載舟的抗議發生之後，王曾經在推特和袁莉的"不明白播客"一再表示，彭只是普通人，不是什麼抗爭暴政的英雄，"不要隨意將他的行為過分政治化"。他無視彭載舟明確且動員力無遠弗屆的政治行為和政治訴求，其實是基於一種在中國大陸的主流環境中基本設定的觀念：人不應該主動參與政治，因為（無論正面還是反面），人都只是政治的工具。
從正面來說，如果一個中國人參政，那就應該是"奉旨行事"，是被"上面"指派和承認的，譬如，即便只存在於區縣一級的"直選"人大代表，通常都是政府和體制內單位指派的，獨立參選是大逆不道的行為。而從反面典型來說，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的，一些希望在公共領域努力的人，譬如人權律師和活動家，以及記者和作家，如果關心公共利益，參與政治，就被矮化為"國外反華勢力的棋子"（王就是如此看彭載舟的）。
在這樣不鼓勵甚至嚴格限制人們參與政治的環境中，人們會認為自己不是政治進程的參與者，而是權力機構的臣民。因此，王志安會認為台灣投票率高是民主不成熟的表現，並認為訴諸於情感動員的選舉造勢，跟央視宣傳本質上沒有區別。習慣於臣民型政治文化氛圍的他，可能真的看不懂人們主動參與政治的意義是什麼。
同樣，這樣的想法不僅僅只有王志安有。在海外華人中，除了一小群政治異見人士和人權工作者，最常出面組織各種社會活動的，往往是積極配合中國政府議程的人，類似"鋼琴門"事件的華人小群體。華人中的大多數仍然在政治上是沉默的（儘管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對國內政治制度與人權狀況並不滿意），這跟華人在移入國經濟上的活躍與成功形成鮮明對比。積極奉旨參政與消極逃避政治，母國的威權政治文化，竟然在自由多元的社會完整複製。
天朝主義世界觀
王志安曾經被人批評，永遠站在建制的一邊。作為一個長期以自己的央視新聞經驗為榮，並自詡為專業正統的媒體人，他似乎忽視了自己內化了太多體制馴化的價值。儘管他其實並沒有擁有過央視的正式編制，在體制內也是邊緣人，如今更是成為流亡者，也難以撼動既有的認知。
王關於有了美日護照，台灣不敢不讓他入境的說法，也許只是一個玩笑。但是體現了他潛意識中的政治觀念：日美皆是強國，台灣作為一治權獨立的地區，沒有獨立於美國日本之外的意志。而公民的尊嚴，完全取決於國家國力在世界的排行，成為美日公民，就意味著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可以"橫著走"。
但是作為有著同一種"出廠設定"的國人，多多少少都受到教育系統和宣傳中天朝主義的影響，我們長期的驕傲都是被"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哺育的。中國加入世貿之後經濟的迅猛發展，從中獲利最多的，是有著體制紅利或受過高等教育的中上層。人們潛意識中總是不自覺中跟伴隨著這一主流論調共振。來自日新月異的中國城市，自認為能拯救全世界旅遊市場的中國遊客，自然而然地取笑他國的基礎設施落後，政府能力不足，把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視為衡量所有事物的尺度，而全然忽視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建立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沙丘之上。有時候，我們難免忘記，一國國力之所以可以排山倒海，正可能因為可以對國民任意妄為。不知不覺中，我們從中感覺到的不是自己的渺小，而是寄生在壓迫自己的暴力機器之上、與母體共榮的洪荒之力。
威權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氛圍，言論與結社自由的被束縛，長期洗腦留下的知識空白與邏輯黑洞，確實給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傷害。"天朝子民"的印記，並不僅僅出現在話題中心的人們身上，它可能出現在所有人身上。今日的我們遇到了一個動盪不安、大流散的時代，對於中國人尤其如此。人在異鄉，流離尋岸，重新尋找立足之處，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除此之外，從日常開始學習，理解更加自由、多元和包容的社會中的規則與文化價值，進行反思和自我改造，也是必要的。畢竟，異鄉的安身立命或詩意棲居，需要每一個人的理解、參與和守護。
